作者：苏三

 

第二节 1858年10月至1860年2月：石达开反攻上游，陈玉成两线作战

一、1858年10月至1859年1月：陈玉成西征受挫

（一）二郎河会战

攻克九江后，湘军继续沿长江东征。1858年下半年，在浙江布政使李续宾和江宁将军都兴阿指挥下，湖北湘军围攻安庆。^[1][2]由于太平军主力在江浦、浦口一带对战江北大营，安徽守军兵力不多，李续宾遂克安庆下属县城太湖、潜山、桐城，^[3][4]都兴阿和杨载福也控制了枞阳港口^[5][6]。但比起安庆，咸丰更关心与天京江北毗邻的皖北战区，多次催促湘军由庐州北上援助胜保等人。^[7][8][9]湘军遂兵分两路：多隆阿、鲍超、杨载福等继续随都兴阿围攻安庆；^[10]李续宾移军北上，于10月24日攻克舒城，旋又攻三河，企图一鼓作气收复庐州^[4]。同在10月24日，陈玉成攻克六合。^[11]这时他得知安徽告急，立刻回援，并奏调李秀成同往。^[12]11月15日至18日，前军主将成天义陈玉成与后军主将合天义李秀成赢得三河大捷，围歼李续宾部湘军14营（约5,000至6,000人）。^{[12][13][14][15]}

18日，都兴阿得知三河大败，急忙命令原定北上增援袁甲三的唐训方部（约3,000人）从霍山返回潜山，要求李续宜来桐城指挥李续宾余部，并调武昌舒保马队增援安庆前线。^[10]19日，湖广总督官文亦得知李续宾在三河战败。官文胆小怕事，比起增援安庆前线，他更关心如何确保湖北不失。官文遂以增援李续宾为名，连夜命令蕲州余际昌部（约2,000人）“由霍山进发，驰赴桐城援应”。^[16]事实上从蕲州向东便可迅速进入太湖，取道霍山则要先往东北再南下，得绕一个大弯子。如果余际昌从太湖进援，他不但可以接应安庆城下的都兴阿，还可以更快地到达桐城。官文之所以舍近求远，是因为霍山位于安徽省西部，向西可通湖北松子关和英山。他害怕李续宾战败后太平军趁机西征，故而让余际昌先去霍山防堵。20至21日，官文同意都兴阿所请，调唐训方和原本随他一道北上的阿达春部（约1,000人）去潜山、太湖一带支援。^[13][16]然而对于都兴阿请调的舒保马队（约200人）和李续宜部，官文只命令他们前进至黄州^[17]，美其名曰“接应前敌”，但其目的显然还是防御湖北。^[16]

由于官文优先自保，不积极增援，都兴阿面临被安庆太平军与陈李主力夹击的危险。陈李一路乘胜追击，于24日晚一举收复桐城。^[12][18]25日，潜山湘军不战自退，李秀成收复潜山。^[12][19]迫于都兴阿不断催促，^[18]到26日，官文总算派舒保马队和李续宜麾下成大吉、刘连升八营（约4,000人）自黄州进军安庆前线。^[13][20]这种救援对都兴阿来说已然缓不济急。26日，都兴阿决定放弃围攻安庆。^[21]为免被太平军追击，当日白天，都兴阿假装不打算撤围，发动佯攻。^[22][23]26日与27日之交的午夜时分，围城湘军借夜色掩护撤退。到27日白天，围城湘军全部撤走。^[21]唐训方和阿达春本应支援太湖，但在27日，唐阿转而前往蕲州张家螃，扼守陈德园^[24]一带。^[21]余际昌最终也留在蕲州防守陈德园，他很可能并没有去霍山。^[25]舒保亦不关心友军死活。11月23日他从武昌出发，但一直在湖北边界逗留，不进安徽。^[26]余唐舒阿的这些举动应有官文的授意或默许。^[25][26]由于缺乏增援，太湖湘军也于27日不战自退。^[21]李秀成收复太湖，与潜山一并交陈玉成防守。^[12]

湖北湘军一路退向宿松。宿松当地乡绅原在关帝庙设营务局，供应湘军后勤。29日下午，鲍超至营务局索要军粮。乡绅多忙着逃窜，无暇回应。监生张鼎捐出自家粮米，帮助湘军稳定军心。^[27]30日，鲍超霆营在二郎河^[28]驻扎，多隆阿精选营在宿松驻扎。^[21]二者营地相隔30多里。^[29]

湘军撤退的同时，陈玉成连战连胜，不由轻敌，他想乘势攻下宿松，以之作为安庆屏障，^[12]并打开西征湖北的通道。陈玉成派部将李四福自桐城青草塥^[30]前进至潜山黄泥港^[31]，试图夹攻宿松。但在29日，李四福在黄泥港被都兴阿、多隆阿的马队击败，其麾下某队溃散，导致李部未能及时赶到宿松参战。^[12][21]30日，陈玉成到达宿松荆桥^[32]、陈家大屋一带。^[21]当晚，陈部前队追至距宿松县城约10里的长岭铺^[33]，被多隆阿马队设伏击败。^[27]12月1日黎明，陈玉成进攻宿松湘军营地，多隆阿与鲍超率军抵御。^[21][34]陈玉成此前又分一军在王家畈筑垒，当日这支分队由王家畈发动迂回攻势，想包抄宿松湘军后路。^[21]都兴阿至山口堵御，战斗多时，击败陈部分队。陈玉成见包抄失败，遂撤走。^[21][35][36]

虽然都兴阿取得宿松之战胜利，但此战只是小胜，陈李主力基本完好，而官文派出的援军仍未到达，因此都兴阿仍然处于不利态势。12月初，成大吉八营援军中的刘连升、万培远两营赶到二郎河。^[37]12月5日，经都兴阿屡次催促，舒保总算从蕲水出发，但直到9日他才到广济。这时官文担心湖北空虚，调舒保回防上巴河^[38]，舒保立刻掉头返程。^[26]于是乎，二郎河会战之前，宿松一带湘军兵力不多，他们仍然可能被歼灭。

太平军方面，陈玉成不甘失败，返回太湖与李秀成会议，约李一同进军二郎河。^[12]与此同时，陈分军一支，从太湖沿南阳河岸上行，直入蕲州陈德园，以图进入湖北机动。^[25]12月8日、9日晚上，太平军连续派出小股部队数百人，在宿松境内刺探军情，试图取道长溪山小隘岭小路绕出敌后，直入湖北。^[27]12月10日，陈李主力到达宿松的花凉亭、^[39]二十五里墩、^[40]荆桥一带，并筑造大量营垒，逼近二郎河鲍超霆营五营。^[27][37] 陈李联军兵力实数不详，可能在一万多人。陈玉成在荆桥留准备少量兵力牵制多隆阿，集中主力优先击溃二郎河霆营。当晚多隆阿探知荆桥太平军兵力不多，判断陈李主力正在向二郎河集中，遂率精选、开化等营七成兵力衔枚疾走，连夜赶到二郎河，又从车谷岭调石清吉飞虎三营赴援。^[37]都兴阿和多隆阿另派马队在宿松东南面的二十五里墩设伏。^[27][37]张鼎与另一名当地监生罗忠怀亦带团练参战。^[27]清军总兵力约在7,000人，主力是霆营3,000多人和多隆阿部湘军3,000多人。

11日黎明，大雾弥漫。东北风起，迎湘军营垒而吹。^[27]雾散后，二郎河会战爆发。^[27][37]陈玉成进攻霆营，鲍超据营固守，抵御攻势。^[29]多隆阿精选、开化、飞虎等营配合霆营作战，迎击太平军攻势。^[37]都兴阿预先埋伏的一支马队从山地右侧绕到太平军营垒后方，偷袭后路。太平军坚守营垒，痛击马队。^[37]然而战场风向渐渐转为西南风，迎向太平军营垒，利于湘军进攻。^[27]霆营炮击太平军营垒，杀伤将士多人，营垒亦失火。^[27][41]多隆阿率马队自二十五里墩五谷庙冲出，从侧面横截太平军。^[27][29]陈部受到夹击，攻势渐渐不支，霆营趁机反扑，猛攻太平军阵线。^[29]陈部不敌败退，霆营在多隆阿部湘军配合下乘胜追击，猛攻太平军在车马河东西两岸占据的营垒和村庄，并纵火焚营。^[27][29][34]火借风势，迅速蔓延，陈部营垒和附近村舍大多被烧。^[42]太平军大乱，纷纷奔往火势未及的西北部山岭。^[12][37]陈玉成在山岭高处指挥，试图稳住阵脚。鲍超发现后命令炮队和火枪队朝陈所在位置射击，但没打中。^[43][44]陈玉成无法约束溃军，大败而走，花凉亭营垒全失，折损将士数千，余部屯于西北部山岭。^[12][37]成天侯韦广新被俘牺牲。^[29]李秀成的六处营垒未被攻破，陷于湘军包围。^[12]同日白天，陈玉成之前从太湖派出的分队到达陈德园，但被唐训方、余际昌击败，未能深入湖北境内。^[25]当晚鲍超收兵，多隆阿担心宿松空虚，回师宿松。^[12][37]李秀成趁机突围，连夜返回太湖。^[12]陈玉成也率主力回扎太湖，留下后队在莲花塘和石牌[45]警戒。^[12][46][47]

虽然清军战胜了陈李联军，但他们也有不少伤亡，八旗马队伤亡最重，折损军官包括都兴阿胞弟暨佐领委参领即补协领穆精阿、花翎前锋委防御恩科巴尔雅、花翎披甲凌春、披甲双春、蓝翎披甲三升、披甲春喜、奖赏蓝翎披甲依勒杭阿、披甲黄六、奖赏蓝翎披甲常升。^[37][48][49]湘军折损军官包括蓝翎把总彭耀发与蓝翎外委罗胜友。^[49]由于都兴阿兵力不多又有折损，战后他没有追击，仍然防守宿松，休整待援。^[37]几天后，成大吉八营援军中的其余六营到达宿松。^[46]至12月17日， 官文已加派蒋凝学四营（约2,000人）增援。^[20]随着湘军兵力增加，他们摆脱危机，在宿松站住脚跟。

值得一提的是，亲历会战的李秀成、本地乡绅张际和、听过传闻的赵雨村都强调二郎河会战中霆营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都兴阿关于此战的奏折几乎不提鲍超，把功劳都揽到自己和多隆阿头上，八旗军官和湘军集团的潜在矛盾可见一斑。这或许也埋下了一年后小池驿会战中多鲍之争的伏笔。

李秀成决定返回皖北战区。12月17日，李秀成率军经潜山水吼岭到达潜山西北部的天堂^[50]，当地团练防堵未成。^[19]22日，李秀成分兵进军，一队东出龙山，击败拦截的团练，一队向东北出主簿园^[51]。^[19]两队会合后，经舒城回巢县黄山过新年，休养生息。^[12][19]巢县位于安庆和天京之间，和皖南芜湖隔江相望，李在此屯兵可能是打算视开春后实际战况决定下一步行动，或随陈玉成西征，或回防天京，或支援左军主将李世贤（李世贤当时在湾沚、芜湖一带，谋解京围并考虑东征下游）。陈玉成仍然没有放弃西征，留主力在太湖驻扎，自己返回安庆。_^[12]23日，陈部一支分队至天堂屯兵，攻破湖响^[52]，歼灭团练300多人。^[19]大约与此同时，余际昌移营至英山军师岭，命令团练防守潜山、太湖边界，并警戒天堂太平军。^[53]接下来一段时期太湖和天堂太平军都没有什么机动，应是在休整。

（二）湘军暂停东征

三河会战之时，署湖北巡抚暨湖北湘军主心骨胡林翼正在家办理母亲丧事。得知李续宾三河惨败后，胡结束休假，在湖南招募湘军新勇，并于12月17日启程返回湖北。^[54][55]1月13日，胡林翼到达湖北黄州。^[56]他在此驻节，主持湖北湘军军务以及后勤。

大约在多隆阿鼓动下，都兴阿打算乘胜进军，再次东征安徽。但曾国藩和胡林翼认为受了重创的湘军需要休整重组，等重兵集结后才能东征安徽，此时进军只会重蹈李续宾覆辙。胡林翼写信劝阻都兴阿，^[57]曾国藩亦如此建议^[58]。但在1859年1月7日至10日，都兴阿仍陆续安排湖北湘军向太湖方向移营。^[59]都兴阿本人腿疾复发，向咸丰请假一月，^[60]留在宿松未行，并将指挥事宜委托给多隆阿^[61][62]。当时很多人说都兴阿不满多隆阿飞扬跋扈，以病假为借口引退，“而举国均以为多之骄纵，不受约束，郁而为此也”。^[63]但都兴阿关于二郎河会战的奏报将战功都揽给自己和多，请病假时将军权交给多，又向咸丰举荐多，“多隆阿才具甚优，谋勇兼备，料敌决胜，调度有方”^[61]。看起来两人并未失和。胡林翼也认为传闻失真，“都公似是真病，其多礼堂跋扈一节，似亦不十分确切……其倾慕多礼堂，无心流露，似非矫饰”。^[64]

三河兵败后，李续宜在黄州整编溃散的李续宾余部。^[20]经过重整以及李续宜、胡林翼的新一轮募兵，黄州湘军人数达到8,000多人。^[65][66]1859年1月、2月之交，胡林翼去宿松面会都兴阿，商讨策略。^[67]都兴阿主张两万人兵分两路东征：蒋凝学、李续宜和李续宾余部进攻潜山；多隆阿、鲍超和其他部队进攻安庆。都兴阿尤其指出攻克安庆后才能北上。胡林翼认为都兴阿的策略可采，但还是担心李续宜等人入安徽后湖北兵力空虚——一旦黄州湘军进入安徽，湖北、安徽交界地带可用兵力只有余际昌部、唐训方部和阿达春部郧阳镇标兵，而此前官文已答应袁甲三让唐训方移军北上，郧阳镇标兵又不堪大用，剩下的余际昌部2,000人当然不足以防备太平军自安徽入湖北机动。^[65]尽管如此，胡林翼还是对都兴阿的计划提供了一些支持。约在2月中旬，胡从黄州湘军中抽出精壮2,000多人增援安庆战区，分拨给多隆阿、唐训方和蒋凝学。^[29][68]

曾国藩亦未下定决心东征安徽。1858年下半年，清廷命令曾国藩赴浙江、福建镇压石达开部，^[69]曾对此并不热心，一再迁延，到了江西便没再前进。三河兵败后不久，官文担心陈玉成趁虚入湖北，奏请咸丰调曾国藩去安徽支援都兴阿。^[70]然而此时石达开部正在赣南活动，曾国藩就更不愿离开江西了。1859年2月间，曾国藩自率约3,200人在建昌驻军，另有萧启江部（约5,000人）在赣州，张运兰部（约3,700人 ）在景德镇。^[71][72][73]咸丰见安徽、江西等地都有军情，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令曾国藩就全局形势献策。^[74]2月3日，曾国藩与李元度、李鸿章等商议，认为如果要实施东征，则长江北岸需投入三万人，而南岸也需15,000人，以便在进攻皖南的同时援护江西。^[75]12日，曾国藩收到胡林翼关于都兴阿两路东征计划的来信，但他认为两路进军兵力仍然不足，眼下不是东征时机。^[76]13日，曾国藩向清廷上奏六万人三路东征计划：“就近处数省而论，则安徽军务最为吃重，江西次之，福建又次之……皖南无进剿之师，则贼必东犯浙江；皖北无进剿之师，则贼必北犯齐豫……诚使大江两岸各置重兵，水陆三路鼓行东下，剿皖南则可分金陵之贼势，即可纾浙江之隐忧；剿皖北则可分庐州之贼势，即可纾山东、河南之隐忧。方今湖北全省肃清，然与皖境处处紧接防不胜防者，莫如湖北；据上游之势能制皖贼之死命者，亦莫如湖北。臣与官文、 胡林翼等熟商，就现在之兵力稍加恢廓，北岸须添足马步三万人，都兴阿、李续宜、鲍超等任之；中流现有水师万馀人，杨载福、彭玉麟任之；南岸须添足马步二万人，臣率萧启江、张运兰等任之。三道并进，夹江而下，幸而得手，进占十里，则贼蹙十里之势，进占百里，则贼少百里之粮；即不甚得手，而上游之势既重，即下游之贼不得不以全力御我，其于金陵、庐州两大营均足以抽釜底之薪而增车外之辅。”^[74]14日，曾国藩回复胡林翼，先是敷衍地说“都、鲍欲两路进剿，自是正办”，然后便以兵力不足为由反对都兴阿的计划，“惟目下毛羽不丰，两路俱须马队，现仅马千余匹，不敷分布。且一入皖境，即无歇手之时。希庵如须回湘一行，不如待其假旋再行进兵，气更充足”。^[76]

曾国藩原本考虑于1859年2月13日自建昌北上，移营湖口，以策应湖北和安庆战区的湘军，但他担心石达开趁机进入江西腹地，举棋不定。^[77][78]尤为重要的是，曾国藩当时的军饷主要来源是江西和两湖，三省协饷总额基本能维持其需要，^[79]而江西协饷在其军饷总收入中占将近三分之一^[80]。1859年2、3月间，曾国藩还计划增加3,000多名步兵，并请求江西巡抚耆龄每月多给军饷三万两白银，^[72][81][82]，耆龄也同意了^[83]。曾国藩缺乏地方财政实权，如果失去江西腹地和三分之一军饷，他不能保证自己可以找到替代饷源，这对他的打击将是致命的。既然石达开部威胁江西饷源，进军安徽计划又暂不可行，曾国藩自然更想留守江西抵御石部，而不是北上配合湖北湘军。耆龄等江西本地官绅也希望曾国藩留下，于是他做个顺水人情，一再拖延移营湖口，直到3月初仍未动身。^[84][85][86]

如前所述，1859年2月底曾胡只愿采取守势，但多隆阿陶醉于二郎河的胜利，摩拳擦掌，执意带蒋凝学、唐训方、阿达春一同进攻太湖。胡林翼无可奈何，于2月20日写信劝告对方不要攻坚，“至扎营之地，亦似不必尽逼城下，须留精兵，以备援贼也”。^[87]23日，胡又写信给唐训方，指出攻太湖得不偿失，劝对方放弃，“现在官军与太湖城贼相持，攻之不可，围之不足，且直逼贼垒，若其久顿久攻，万一援贼旁至，转成叛触，亦虞狼露。其蒋道一军驻荆桥，所以防石牌也，其唐道、阿参将一军已进南阳河，尚未能即赴太湖。愚见太湖之克复，迟早尚未可定；即克矣，亦未能多杀”。^[88][89]最终蒋凝学部（约5,000人）仍驻荆桥，多隆阿、鲍超、唐训方进军太湖，合计步兵一万多人，马队1,000多人。^[90]多隆阿请胡林翼添兵，但胡说兵力已够，不肯再拨。^[91][92]其实这是胡林翼的借口，胡之所以拒绝添兵，一是因为不赞成多隆阿马上进攻太湖，二是因为担心增兵后会导致自己的辖区湖北空虚。他让蒋凝学屯扎荆桥既是支援太湖前线，也是防止太平军进入湖北^[91]。

为了劝说多隆阿等人放弃攻城、暂采守势，2月23日，胡林翼致书众人，倡导曾国藩提出的六万人三路东征计划。对于立即进攻安庆的提议，胡认为过于乐观，“窃虑安庆之未必即克，而贼之踞石牌者，方且修城浚壕为久拒计，为久拒计则必不急与官军交战矣。攻城无良策，自昔已然”。对于先攻太湖、石牌，再长围安庆的计划，胡认为可采，但担心兵力不足，不足以防备太平军趁虚入湖北，“从英、霍可侵两蕲，从六安则可达光、固而侵麻、黄，蕲、黄均属空虚，贼不得逞于此，必转窜于彼，以期官军之却顾而回剿，仍是七八年之故智耳”。最后胡总结道：“总之，非三路分进，终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枝枝节节而为之。吾恐三四年未必成功，而水陆将领精力尽疲，英华衰歇，是欲速而反迟也。若蓄势审机，驻兵于贼所必争之地，使贼欲不战而不可得，则一半年之后，城邑可尽复，是似迟而实速也。”^[93]即便是三路进军计划，胡林翼也认为现在不是实施时机：“又三路分兵，苦无三路之将。迪既云亡，都又求退，涤公必无渡江之理。湖北之将，实不敷用，恐所议者急切，均不行也。”^[94]

由于缺乏胡林翼的支持，多隆阿等人长期顿兵太湖城下，无甚作为。李续宜又想告假回家，如果他走了，湘军又会少一员可用将领。^[95]除此之外，自2月10日起，杨载福水师发动了一些零星攻势。2月15日早上，大雾弥漫，安庆太平军乘民船改造的炮船渡江，但被杨载福水师拦下，数艘炮船被夺或被毁。^[96]最终陈玉成离开安徽，回援天京，湘军也无力推进东征，驻军不进。安庆战场随之陷入沉寂。

陈玉成虽然歼灭李续宾部，暂时解了安庆围，但他兵败二郎河，未能利用湘军无力反攻、被迫暂停东征的战机西征湖北，给了湘军休整重来的机会，埋下重大隐患。陈玉成西征受挫的原因如下：（1）机动和作战过于频繁，将士缺乏休整。1858年9月至10月间，陈玉成在两浦打击江北大营，10月底他匆匆赶回西线，11月中旬陈李歼灭李续宾部，随后迅速南下，于11月24日收复桐城。休息几天后，12月1日陈玉成进攻宿松，失败后又立刻约上李秀成，于12月10日再攻二郎河。陈玉成太心急，恨不得一举成功，但过于频繁的机动和作战必然让将士疲于奔命。相反，多隆阿和鲍超大部分时候只是在安庆城下围攻，他们既没有进行长途机动也没有发动大规模攻坚，对陈玉成是以逸待劳。（2）轻敌冒进。陈玉成连战连捷，产生轻敌心理，没有让将士休整好就匆忙发动会战，甚至低估多隆阿和鲍超的实力，在战前轻率地分兵。（3）盲目分兵。宿松之战和二郎河会战中，陈玉成都分军一支，但这两支分队都被清军击败，既没有在会战中转化为有效战斗力，又导致正面进攻的部队兵力减少。这种小规模分兵不但没有起到牵制作用，还给敌人制造了各个击破的战机。陈玉成更好的选择是集中兵力，将分队留作预备队，而不是让他们独立行动。特别是宿松之战后，陈玉成应该知道湘军主力就在二郎河一带， 但他不集中兵力对付湘军主力，却在战前分兵。对于这个战术错误，陈玉成难辞其咎。(4）受天京战区制约。此前在1858年11月，防守滁州的李秀成部将李昭寿叛变。^[97]滁州靠近两浦，连接皖北战区和天京江北战区，它的沦陷意味着清军可以毫无顾忌地进攻两浦，继而威胁天京。约在1859年1、2月之交，洪秀全调上游部队回援天京。^[98]这既会减少陈玉成的兵力，也会促使他考虑天京战区的情况，不再执意西征。

至于湖北湘军，虽然他们经历了三河惨败的重大打击，但仍有较强实力。1859年春季时，湖北湘军部署如下：约16,000人在太湖至荆桥一线，预备发动进攻；5,000人防守湖北与安徽交界地带；6,000人防守大本营兼武昌门户黄州；彭玉麟、杨载福的长江水师在湖口、彭泽至安庆江面机动。也就是说，陈玉成只是暂时遏制了湘军攻势，他们仍然具备攻克安庆的能力。经历了李续宾的教训后，湘军也不会再轻易深入皖北，他们会更加专注于进攻安庆。安庆战区的宁静只是暂时的，随着湘军逐渐完成休整，新一轮战事必将爆发。

关于1859年春季湖北清军的详细兵力构成，参见下表。

上篇史实问题考证之一

关于二郎河会战的史实探讨

一、会战日期

学界通说认为二郎河会战发生在1858年12月10日晚上，罗尔纲、崔之清等人均如此认为。也有少数学者持不同意见，如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将二郎河会战日期记作12月11日。

通说依据是《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十收录的十一月十七日官文、都兴阿奏折：“是日（ 即12月10日）晚间，多隆阿探知荆桥贼势稍缓，潜率精选、开化等营，衔枚疾走，驰至二郎河会合霆营，由车谷岭调石清吉飞虎三营分道进剿花凉亭一路……是晚，多隆阿恐宿松空虚，连夜仍回宿松。次日黎明，向荆桥一带排开队伍。”单看《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录入的奏折本身，似乎是12月10晚上多隆阿赶到二郎河参战，11日黎明他已返回荆桥。但是《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录入的奏折有删节，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系统收录的原折副本清楚地记录了完整时间线：“初六日（ 即12月10日）晚间，多隆阿探知荆桥贼势稍缓，潜率精选、开化等营，衔枚疾走，驰至二郎河会合鲍超霆营，由车谷岭调石清吉飞虎三营，于初七日（即12月11日）黎明分道进剿……是晚，多隆阿恐宿松空虚，荆桥贼匪突至，遂又连夜仍将精选、开化等营带回宿松，不暇休息，即于初八日（即12月12日）黎明向荆桥一带排列队伍。”《钦定剿平粤匪方略》收录原折时漏掉了多隆阿到二郎河后第二天才开战的信息，故而造成学界误会。

除了官文、都兴阿奏折，其他材料也可佐证二郎河会战日期应是12月11日。咸丰八年十二月初九日（即1859年1月12日）曾国藩致官文的回信称：“旬日累接浔湖来信，知都、鲍迭获大捷，陈逆不敢上犯……接和帅咨，言陈玉成打通安庆、潜、太，悉力上窜，兹特咨达冰案，或是宿松初七未经接仗以前之计。”可见官文和曾国藩说的会战时间同样是初七日即11日。张际和《仙田纪事》明确说会战始于11日黎明：“宿松战功之盛，丁巳以后，惟八年戊午十一月初七日也……初七日戊寅昧爽，鲍军门统军逼贼前营未攻。”亲历会战的雷正绾在《多忠勇公勤劳录》中也说会战发生在11日黎明。“十一月初七日，朝暾未上，命诸军卷旗仆鼓，径抵花凉亭。”

二、李秀成是否不愿参加二郎河会战？

崔之清等学者认为二郎河会战失败原因之一是李秀成消极怠战，依据是《李秀成自述》：“陈玉成总欲得宿松，有安省之稳，心结实而图之。斯时我由潜山而进太湖，两处清兵自退，收得此二城，是陈玉成派将把守。陈玉成自宿松之败，仍回太湖与我会议，其欲节节连进二郎河，屡议我不(欲)愿，其[渠]屡屡多言计恳，不得不由而从。”

但现有史料不能证明李秀成说的是真话。

篇幅所限，本文不讨论李秀成是真降还是诈降，但不可否认的是，李秀成的写作具有目的性，整篇《李秀成自述》存在一个趋势——逢迎湘军，强调自己不愿和湘军交手。比如写三河会战时，李秀成说陈玉成原本必败，但是李续宾开战太迟。“李家手将要五更开仗，(李)续宾云：‘陈玉成兵壮，恐战未成，各将岂不误我之事？’是以五更未开战也，若依其手将五更开仗，陈玉成之兵而败定也。”李续宾军覆三河的主要原因是孤军深入，被陈李主力包围，和他早开战晚开战关系不大，李秀成所谓的陈玉成必败毫无依据。他是为了恭维湘军，自污说三河大捷是意外。又如写安庆保卫战时，李秀成说曾国荃慈悲为怀，想放安庆守军突围，是陈玉成死不退让，才造成安庆全军覆没的惨剧。然而曾国荃本来就打算屠杀安庆太平军，他从未考虑放他们突围。^[441]再如写天京保卫战时，李秀成说自己并不想守天京对抗湘军，回京只是尽孝，“此番死实，因我母之念，实非为主之为”。这当然也不是事实。如果李秀成回天京只是为了母亲，那城破后他应该和母亲一起突围，而不是牺牲自己保幼主洪天贵福突围。李这样说还是自污，无非是想强调他不愿和湘军为敌。

二郎河会战同样如此，李秀成知道此战对手是湘军，他自然会强调进军二郎河是“我不(欲)愿”。由于史料不足，我们不清楚二郎河会战中李秀成具体表现，也就无从判断这句话真假。考虑到陈玉成作战时习惯留预备队（即所谓的“杀回马枪”），我认为真实战况是陈留李部守垒，想等合适战机出现后再投入李部，但多隆阿、鲍超集中兵力一举击溃了陈部。李秀成的兵力不足以独自面对多鲍，他只好放弃进攻，固守营垒至天黑。总的来说，二郎河会战失败是因为陈玉成判断失误，将主要责任归咎于李秀成是不妥当的。

三、双方兵力

关于二郎河会战双方兵力，清军可推算实数，大约在7,000多人。此战清军主力是多隆阿与鲍超的湘军，当时他们都隶于都兴阿麾下。^[10]三河会战后官文说：“奴才查楚北东征之师进归皖境，李续宾所部约在万人，都兴阿马步亦止六七千人。”^[13]1859年2月初多隆阿部湘军约有4,000多人，鲍超霆营约有3,300人。^[65]考虑到时间差，这两个数字相对于二郎河会战时的湘军兵力可能有增加，但差距不会太大。由于多隆阿只带了精选、开化等营七成兵力去二郎河，多部湘军和霆营参战兵力应该都在3,000多人，加上刘连升、万培远两营援军（约1,000人）、八旗马队以及当地少量团练，清军总兵力应在7,000多人。虽然官文、都兴阿奏折称清军参战兵力为4,000人，“我马步兵勇仅止四千”，^[37]但这是不可能的。如前所述，光多隆阿部湘军已有约3,000人，加上其他部队，清军兵力肯定超过4,000。都兴阿之所以写成4,000人，很可能是因为他漏算了霆营。听起来这有些不可思议，但都兴阿写这份奏折时严重淡化霆营功劳，把大量篇幅留给多隆阿和八旗马队，关于霆营他只写了两句话。“鲍超霆字五营扎于二郎河。”“多隆阿探知荆桥贼势稍缓，潜率精选、开化等营，衔枚疾走，驰至二郎河会合鲍超霆营。”都兴阿记录的当日战况完全忽视了霆营：“奴才都兴阿率各起马队由二十五里墩南路设伏而进……多隆阿等左右分途迎击，不稍退却。我马步兵勇仅止四千，鏖战逾时，勇气倍增。”李秀成、张际和、赵雨村都证明霆营才是头功，按都兴阿的描述霆营倒像是几乎没参战，很难让人相信他没有刻意瞒报霆营战绩。我认为在刻意瞒报思想影响下，都兴阿写下“多隆阿等左右分途迎击，不稍退却。我马步兵勇仅止四千”时或有意、或无意地把霆营3,000人排除在外，所以总兵力7,000人被他缩水至4,000人。

太平军兵力没有实数记载。都兴阿奏折语焉不详。陈昌《霆军纪略》称，太平军“号称五十万，实亦近二十万”，离谱到让人怀疑多加了一个零。雷正绾《多忠勇公勤劳录》称，太平军总兵力在“三万余众”。我推测实际参战的陈李联军大约在一万多人，原因分述如下。（1）李秀成实际可用兵力大约在4,000人。《李秀成自述》关于1858年11月前李部兵力记载如下：“正是九[八]年五六月之间也……我独无计，在无[芜]湖将我部下调精兵五千余众……此是九[八]年之话……我自回全椒，无兵可用……当调精锐，不足五千……次日开兵，我军失利，新旧之营概行失守，失去官兵千余……此时正是九[八]年六月中期……后陈玉成去攻六合，我上天长，到扬州……斯时兵少，不守扬州。”^[12]10月21日，李秀成撤离扬州。^[12][442]此后不久他去三河参战，追击清军至太湖、潜山，又于12月11日参加二郎河会战，这一系列行军和战斗发生在不到两个月时间内，所以李秀成没有机会大量扩军，兵力应和离开扬州时的“斯时兵少”差不多，大约在4,000人（原有“五千余众”，但“失去官兵千余”）。《李秀成自述》又说二郎河会战中李部有“大营六座”，当时一营垒守军常见人数在几百人到1,000多人不等，六处营垒合计4,000人是合理的。（2）陈玉成兵力对湘军不占绝对优势。1858年陈玉成可用兵力实数肯定多于李秀成，但这并不意味着陈部都会投入二郎河战场。太平军收复潜山与太湖后，“是陈玉成派将把守”，^[12]这分去了一部分兵力（桐城收复后大约也由陈分兵把守）。二郎河会战之前，陈玉成还分兵一支进陈德园，官文奏称这支分队有“五六千人”，^[25]但清朝官员报告太平军兵力时习惯夸大人数。在陈德园击败陈部分队的是唐训方和余际昌，二者兵力合计约在5,000人。训营与昌营战斗力一般，不大可能一战就轻松击退和自身实力持平的敌军。因此被击败的太平军分队人数应该不超过5,000人，可能在2,000至3,000人。如果陈玉成兵力真的对湘军占绝对优势，那么他的合理选择应是至少派出5,000人突入湖北，而不是只分出零星小股。从湘军在二郎河实际表现看，虽然多隆阿和鲍超歼灭陈玉成部数千人，但他们拿李秀成部4,000人没什么办法，几乎让李全身而退。 如果陈部对湘军占绝对优势，那么二郎河战况将变成湘军可以对兵力上占绝对占优的陈部打歼灭战，却无法击溃兵力不如自己的李部，也不能防止对方突围，这不符合军事常理。也就是说，鲍超霆营和多隆阿部湘军战斗力并没有强到可以无视以多胜少的军事原则。二郎河真实战况可能是陈部兵力与作为湘军主力的多鲍基本持平、或者说略多于多鲍（但是没有形成倍数差距），在6,000至8,000人左右。湘军用少量兵力牵制李部，集中力量对陈部取得相对优势，歼灭陈部数千人，但相应地，他们就没有余力对付李部了。

四、赵雨村的浪漫化记载

赵雨村的《被掳纪略》对二郎河会战有非常夸张的记述：“王小亭、缪植甫、阎海山、程鹤云等闲谈云：英王自带兵以来一帆风顺，大张旗鼓，所到之处，不破则降。最失机者，二狼河之战。彼时孙魁新、张罗刑、龚瞎子、苗沛霖、三老万、二老万、黄麾、黑麾、牛老洪诸位捻头，皆投英王。英王皆奏明天王刻印封王，合计人数约有五百余万。多帅、鲍帅、杜帅三军，扎在二狼河，共五十五营。英王骄气过甚，直期将营踏平。抑知三军皆节制之师，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先出令，着孙魁新先锋，的是能打，战未一时，败下来了。又命张罗刑之侄张小阎王迎敌，一战亦败了。要之无论怎样精锐，全不能当此三军。英王怒发冲冠，自带中队中出队，进兵颇有道理，战有三个时辰，队全站不住了。鲍帅见英王坐在高处，命准头抢二百杆对英王直打，包中皆烧，未有打着。其不死者，有天幸焉。于是鸣金收兵。二更时，令各营点名清数，共少人七十余万，杀伤炮击死者居多，投降者亦不少。英王从此短气矣。”

赵雨村的记录是高度浪漫化的，堪比小说，但有些内容可与其他史料印证。如“英王骄气过甚，直期将营踏平”，可印证《李秀成自述》所说陈玉成“其军乘胜，不知自忌”。“杀伤炮击死者居多”，可印证张际和《仙田纪事》所说“旋炮声响处，贼前营火起。我兵奋击……车马河西岸头、二、三营一时俱破”。至于赵雨村所说的孙葵心和张宗禹参战，我认为不是史实。约在1858年9月，孙葵心返回亳州，在皖北战区活动，^[443]暂未发现他于当年年底南下的记录。同样地，1858年底张宗禹的绰号小阎王也未流传开。按《被掳纪略》载，1861年下半年赵雨村被卷入陈玉成的部队，而在1861年2月，陈玉成保举孙葵心为征北正总提、旆天安^[444]。或许是1861年孙葵心给赵雨村留下印象，赵便把1858年底的二郎河会战也算到他头上。张宗禹可能也是类似情形，即赵雨村对成名后的小阎王有印象，于是记成他出现在二郎河战场。

除此之外，我认为赵雨村的记载掺杂了一些小池驿会战史事，他所谓的“英王从此短气矣”其实是指小池驿会战。^[445]

三河会战对湘军战略的影响

李续宾军覆三河后，曾国藩和胡林翼吸取经验，总结教训如下。

一、控制江岸，水陆协同

李续宾进入安徽后，曾国藩建议他先攻安庆，以控制水陆交通线。“安庆之事，当易得手。若能先破安庆，则杨、彭水师可由枞阳河以达桐城，并可由运漕河以达巢湖而抵庐州。贵军能与水师处处相依，米粮、子药庶几易于运解。若全由潜、舒等处陆运，军行终不免于濡滞。^[446]后来李续宾分军北上，曾国藩又建议他停留在巢湖一带，不要按照咸丰的要求深入皖北，以免远离水军。“前与阁下（指李续宾）面商雄师环绕巢湖周围攻剿，不知果有当否？如果刍言可采，则庐州克复，必须击剿庐江、巢县、无为等属，不宜北向定远，亦不宜分兵北行。必须安庆克复，与杨、彭水师会合，乃可徐图下游耳。”^[447]“再，令兄迪庵军事，仆前嘱其环绕巢湖击剿傍湖各属，不必兼及淮北。顷又嘱其不必北及定远。又于舍弟书中言不宜远离水师，以固根本。”^[448]曾国藩还向擅长水文的清朝官员袁青绶索要《皖江水道图考》^[449]，这显然是为水军由安庆进入安徽内水做准备。李续宾未等攻克安庆即深入皖北，以至于全军覆没。有了李的前车之鉴，曾国藩必然更坚持水陆协同进军，更重视安庆作为长江与内水联结点的战略地位。只要安庆还在太平军手中，曾国藩就不敢让湘军深入皖北腹地。

二、攻城为辅，打援为主

李续宾连克城池时，胡林翼“早窃忧之，四次寓书相戒。闻每克一城、中伤千人。攻坚为下策，已犯兵家之深忌”。^[55]李续宾败亡后，胡林翼进一步总结教训。“兵事以全军为上，得土地次之。善战多杀贼为上，攻坚斯下矣。假令李迪庵得桐城之后，分兵守集贤关，而自行驻守桐、舒之交，敛兵养气，以待贼之来援。先以最弱之营，委令尝贼，贼必骤胜而骄，我兵亦必戒慎而惧，然后并力图之，贼可大破。”^[57]“不攻坚，则不伤元气；来搦战而胜之，视攻垒、攻城之杀贼必多。是在深明兵略者之默为领会耳。”^[450]胡林翼认为李续宾败在执意攻城，虽然收复失地但没有打击太平军主力，反而自身折损颇多，以至于在太平军主力面前一战即溃。胡林翼主张不执著于城池得失，而是驻扎要隘，以逸待劳，等太平军主动求战，尽可能消灭太平军有生力量。后来的安庆保卫战中，胡林翼贯彻了他的战略思想，坚持以打击陈玉成援军为重点。多隆阿攻桐城时，胡林翼便劝他放弃攻坚，保存实力，等待陈玉成援军。在重视打援的方针指导下，湘军安庆攻坚战的重点不再是攻城，而是消耗太平军在上游的有生力量。

三、集中兵力，稳扎稳打

三河会战前，曾国藩和胡林翼都低估了陈玉成的实力和收复安徽的难度。虽然胡林翼曾劝告李续宾不要攻坚和分兵，但他对形势的估计仍然过于乐观，认为李续宾湘军一万人加上其他辅助部队足以平定安徽，曾国藩等人的湘军部队应该力援浙江。“弟意迪军当以万人分为四军（或作为五军，共一万二千五百人）……至老兄（指李续宜）有事则入皖，无事则留鄂（吃药、写字、读书），不必专主一军。”^[451]“据弟愚见，老兄（指李续宜）与迪公分两次进兵，仍合力以谋皖事……自以暂留二三千人作湖北金汤之固、长城之倚，以顺楚人之心，兼与前路大军有益。俟宿、太、英山一律肃清，老兄即率后起继进（以弟料之，不过三月），仍与迪公左右相依，则楚、皖兵事实为万分稳妥。尊意以为何如？安徽幅员一省之大，不过武、汉、黄三府之地面耳，抽兵回防，行走甚便。”^[452]“再者，十余万之贼，注于不能军旅之苏、杭、嘉、湖，则大命将倾，殆不可起。以理以势而论，天下大局，患不在皖北，而在江浙东南。应请涤帅率一万人，并助以霆营六千，速援浙江，则天下之病，尚有瘳乎！其皖北之事，公与礼堂尚能制之。”^[453]曾国藩拖拖拉拉不愿援浙，但也认为攻克安庆并非难事。“安庆逆党无多，或可以虚声下之，金陵克复，亦系指顾间事。” ^[454]“闻麾下（指杨载福）已督师进攻新洲，规复安庆，想旌旗所指，定不难立克城池。”^[455]“安庆之事，当易得手。”^[446]虽然李续宾不等都兴阿攻克安庆，丢开水军独自北上，曾国藩却认为只要李不分兵，他的一万人足够了。“皖北贼势甚盛，迪庵弟一军以剿尚不甚单，剿而兼防则恐不敷分布。”^[456]“迪庵弟连克潜、太、舒、桐，进规三河，军威甚壮，可为快慰。三河阻水为固，贼必以全力扼守，此处早下，则破竹之势可成，皖北、淮南早晚当报肃清矣。”^[457]曾国藩也低估了陈玉成，虽然他感叹攻天京一事又要拖延，但他认为张国梁部6,000人有望消灭陈玉成。“和帅奏明以张殿臣统六千人渡江剿之，陈玉成久称悍贼，若张殿臣能歼除此股，则淮南江北事或易了。”^[458]“再，近闻贼目陈玉成由庐州窜至浦口，德帅大营被陷，天长、仪征相继不守，六合、扬州岌岌可危……张军门统兵六千渡北援扬，能迅速扫除此股否？……金陵克复，本系克日克待，添此一波，恐又不免迁延矣。”^[459]“浦口之变，实出意外，金陵大营前后派出七千人渡江助剿，俱为所败。顷又以六千交张军门，由京口渡江剿办，当可得手。然久盼金陵立下，至是又松懈矣。岂天心未厌乱耶？”^[460]三河会战前曾国藩没有认真考虑过陈玉成打击江北大营后迅速机动到皖北的可能性，他并不觉得李续宾孤军深入皖北有很大风险，也就放心地让胞弟曾国华继续随李续宾出征。

三河会战打醒了曾国藩和胡林翼。他们意识到必须集中兵力对付陈玉成。曾胡否决了二郎河会战后都兴阿、多隆阿乘胜追击的想法，提出六万人三路图皖。最终曾胡拟定四路征皖计划，打算在安徽投入陆军至少四万人，这几乎集结了曾胡当时能调用的全部兵力。胡林翼更是明确地说东征必须用尽全力：“东征须全力赴之，搏兔打狗，其用正同。”^[461]不止如此，曾胡还多次拒绝或敷衍应对咸丰要求湘军援皖北的上谕，将兵力集中在安庆战区。三河会战后湘军集团两大主心骨视陈玉成为最大敌人，他们不会再犯李续宾的孤军冒进错误。

四、胡林翼的“屠狗”执念

三河会战对胡林翼还有一些个人影响。胡林翼和李续宾交情深厚，堪比亲兄弟。在私情方面，陈玉成自然就成了胡的死敌，胡希望杀死陈为李报仇。三河会战后胡林翼的书信有大量“屠狗”内容，后来发展到连同陈玉成的家人一并辱骂。“迪庵果死，则复仇在我二人之一生，不在一时，兵宜缓进，以固后路。”^[462]“弟所思虑不必尽是，亦不肯执持己见，惟屠狗之心，灭贼之心则甚坚耳。”^[463]“或者屠狗可期，割肉一脔，而荐之李忠武之灵，并稍释林翼之负罪从军之恨也。”^[464]“母狗子狗，均在安庆。”^[465]“狗逆妻孥畜产充物城中，乳狗之窝。”^[466]在“屠狗”执念影响下，胡林翼倾向于把所有兵力贯注于进攻安庆，这有利于湘军推进东征。当然我不得不说，胡林翼辱骂陈玉成家人的行为过于没品，他最后被陈气死是活该。

参考

1. 官文，《楚军水陆东征筹策调度机宜折》，咸丰八年五月二十二日，《清镇档》，第二十册。
2. 官文、都兴阿、胡林翼，《攻剿太湖弥陀镇等处获胜及楚军已入皖境折》，咸丰八年六月初四日，《清镇档》，第二十册。
3. 官文、都兴阿、杨载福、李续宾，《分兵进剿安庆叠次获胜情形折》，咸丰八年九月十四日，《清镇档》，第二十册。
4. 官文、都兴阿、李续宾，《克复舒城拟攻三河并请將李续焘等优叙折》，咸丰八年九月二十二日，《清镇档》，第二十一册。
5. 都兴阿、杨载福，《分拨水师攻打枞阳获胜并请保奖出力各员折》，咸丰八年九月二十五日，《清镇档》，第二十一册。
6. 崔之清《太平天国战争全史》认为都兴阿和杨载福攻克了枞阳城，但他们的奏报并未提及攻克枞阳城，这不符合清军攻克一城即上奏邀功的习惯。从奏报原文看，都兴阿和杨载福应是控制了枞阳港口以及枞阳城附近乡镇，但没有攻克枞阳城本身。相关奏报原文如下，供读者参考。“旋探得下游池州一带援贼万余在乌纱夹掳取民船，由江南渡至枞阳，来援安庆。其前队四千余人现已渡江，分驻枞阳垒中，并散住村庄民舍……王明山等率队由船进攻枞阳街尾贼垒，陈金鳌、李朝斌、刘德亮三营由铜铁洲下夹口飞桨泝入，攻枞阳街头贼垒……王明山等从枞阳港口率队登岸，合力併攻……即将五垒踏平，濠沟填满，尽拔桩签，并派船搜剿内湖零星贼匪……使枞阳无可复踞，安庆城贼无可借援。”（咸丰八年九月二十五日都兴阿、杨载福奏）“现闻杨载福水军、李续宾陆军次于枞阳围攻安庆。”（咸丰八年十月初六日张芾奏）“下游援贼展犯枞阳、义津桥一带……奴才得军耗，一面布置安庆各营，一面檄调枞阳马队于十二日赶回本营。”（咸丰八年十月十五日都兴阿奏）
7. 《寄谕官文、胡林翼、李续宾由舒庐而南进剿毋使粤捻勾结》，咸丰八年六月初七日，《清镇档》，第二十册。
8. 《寄谕官文著即知照李续宾等赴援庐州并留兵廓清江面》，咸丰八年七月二十三日，《清镇档》，第二十册。
9. 《谕内阁著李续宾帮同胜保督办安徽军务》，咸丰八年十月二十日，《清镇档》，第二十一册。
10. 都兴阿，《李续宾分军援庐失利现添调援兵情形折》，咸丰八年十月十五日，《清镇档》，第二十一册。
11. 德兴阿，《六合失守南岸溧水亦失及张国梁回剿折》，咸丰八年九月二十一日，《清镇档》，第二十册。
12. 罗尔纲，《增补本李秀成自述原稿注》。
13. 官文，《李续宾于三河失利并酌调各军分路往援折》，咸丰八年十月二十一日，《清镇档》，第二十一册。
14. 官文、都兴阿、胡林翼，《李续宾三河阵亡实情请加等优卹折》，咸丰八年十二月十一日，《清镇档》，第二十一册。
15. 曾国藩致胡兴仁，咸丰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曾国藩全集》，第二十二册。
16. 官文，《奏为派调各军驰援前敌接应后路以固全楚情形奏祈圣鉴》，咸丰八年十一月十三日，故宫档，故宫128372/406009548。
17. 今黄冈市。
18. 都兴阿，《桐城危急并请饬各军设法援应折》，咸丰八年十月二十一日，《清镇档》，第二十一册。
19. 储枝芙，《皖樵纪实》，卷上，《太平天国史料汇编》，第十三册。
20. 官文，《奏为派调各军驰援前敌接应后路以固全楚情形奏祈圣鉴》，咸丰八年十一月十三日，故宫档，故宫128372/406009548。
21. 都兴阿，《撤围安庆迎剿上犯股众获胜等情折》，咸丰八年十月二十八日，《清镇档》，第二十一册。
22. Lawrence Oliphant, Narrative of the Earl of Elgin’s Missions to China and Japan.
23. 关于此次进攻实为佯攻，参见序篇注释74。
24. 今黄冈市蕲春县檀林镇德元村。
25. 官文，《奏报水陆守御楚疆稳固情形》，咸丰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故宫档， 故宫128463/406009639。
26. 都兴阿，《奏为带兵大员赴援观望不以军务为重请旨交部议处事》，咸丰八年十一月十三日，故宫档，故宫128371/406009547。
27. 张际和，《仙田纪事》，《宿松县志》（民国十年），卷二十七。
28. 今安庆市宿松县二郎镇。
29. 陈昌，《霆军纪略》，卷二，《太平天国史料汇编》，第二十八册。
30. 今安庆市下辖桐城市青草镇。
31. 今安庆市下辖潜山市黄泥镇。
32. 位于今安庆市宿松县荆安村。
33. 今安庆市宿松县长铺镇。
34. 雷正绾，《多忠勇公勤劳录》，卷一，《太平天国史料汇编》，第三十一册。
35. 张际和《仙田纪事》称，11月29日晚上太平军前队追至长岭铺，被多隆阿马队击败，30日宿松之战爆发。但据都兴阿奏折，11月29日多隆阿还在潜太一带，没到宿松，30日晚上都兴阿等率马队防御宿松各营，12月1日宿松之战爆发。以此看来，张际和错记了一天。
36. 陈昌《霆军纪略》称，30日当天太平军攻扑霆营营垒，被鲍超击退，遂退出宿松，且《霆军纪略》只字不提多隆阿的作用。但是李秀成说宿松之战有马队参战，“在宿松被曾帅部下将官马步打败”（李秀成不了解湘军细分，他不清楚湖北湘军并非隶属于曾国藩）。本地人张际和《仙田纪事》则说宿松之战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多隆阿马队。“是夜贼追至枫香驿、七里冲、唐家坂、王家坂一带，前队已抵长岭铺，距县城仅十余里。多帅伏马队邀之，遇贼奋兵夜击，贼却退二十余里。二十五日复聚，多帅又击退之，由是两军营垒遂得立。”如此看来，《霆军纪略》的说法应是吹捧鲍超，缺少参考价值。
37. 官文、都兴阿，《奏报截剿花凉亭上犯贼匪大获胜仗情形》，咸丰八年十一月初九日，故宫档，故宫128355/406009531。
38. 今黄冈市团风县上巴河镇。
39. 今安庆市宿松县破凉镇花凉村。
40. 今安庆市宿松县破凉镇二十五里墩。
41. 赵雨村，《被掳纪略》，《太平天国史料汇编》，第十三册。
42. 虽然都兴阿奏折、陈昌《霆军纪略》和雷正绾《多忠勇公勤劳录》对二郎河会战的描述分歧很大，但三者都强调了太平军大量营垒被烧（都兴阿说是马队烧的，陈昌说是霆营烧的，雷正绾说是精选营烧的，各自邀功的动机显而易见）。张际和《仙田纪事》提到霆营炮击后太平军营垒失火，并且特地写了风向变化。综合考虑这些材料后可知，湘军取胜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借助风势发动火攻。鉴于李秀成说攻破陈玉成营垒的是鲍超，我采信《霆军纪略》 的说法，认为实施火攻的是霆营。
43. 赵雨村，《被掳纪略》，《太平天国史料汇编》，第十三册。
44. 张际和《仙田纪事》中有一段颇似民间神话传说的记载：咸丰七年某日鲍超追击太平军至枫香驿，发现山上有一位太平军首领，鲍超试图俘虏此人，但对方神秘消失，湘军惊讶不已，怀疑是奇门遁甲或山神显灵。“十日，众贼拟奔山，军门先设伏山坞，贼觉，望山外逸去。有一贼算[箕]踞山麓，旁立数人，衣尽黄，装束完密可识，或凭险据案危坐，以火炮击之，终不动。军门欲生得之，用向导从山背蹑其迹，无有也。一军皆讶以为奇，岂贼之能遁甲者耶？抑山灵之出没不常，适逢其会耶？”清朝文人记录经常在事实基础上添油加醋。咸丰七年十一月鲍超的确曾在枫香驿与太平军小战，但张际和这段描写更接近李秀成和赵雨村记录的二郎河会战中鲍超逼陈部上山并试图击毙陈玉成。“陈玉成之军先败，其营概被鲍军所得，其被鲍军逼其上山。”“英王怒发冲冠，自带中队中出队……鲍帅见英王坐在高处，命准头枪二百杆对英王直打，包中皆烧，未有打着。其不死者，有天幸焉。”张际和也曾把二郎河会战其他史事移花接木到不相关事件上，如都兴阿胞弟穆精阿在二郎河会战中战死，张际和却记作都兴阿胞弟萨隆阿在咸丰七年某次小战中战死。我认为这段枫香驿奇谈也源自二郎河会战，由于当地人以讹传讹，加上文人习惯渲染虚饰，等张际和写下就变成神话传说了。
45. 今安庆市怀宁县石牌镇。
46. 都兴阿，《奏报贼股大至桐城兵力不支奴才所部围攻安庆各营待援孔急情形》之附片一《奏报筹办防剿布置情形》，咸丰八年十月二十一日，故宫档，故宫128242/406009421。
47. 内容据自都兴阿关于二郎河战后布置的附片：“再，奴才所部宿松二郎河各营，自初七日胜仗后营盘均已稳固……由官文调来刘连升等八营援兵已饬其扼扎宿松。”该附片肯定作于咸丰八年十一月初七日二郎河会战后，但国立故宫博物院错将该附片当做二郎河会战前都兴阿的求援奏折附片。
48. 都兴阿，《奏报截剿花凉亭上犯贼匪大获胜仗情形》附件《奏报都兴阿亲弟穆精阿剿贼毙命请从优赐卹事》，咸丰八年十一月初九日，故宫档，故宫128355/406009531。
49. 胡林翼，《十二次续请旌恤节年阵亡殉难官绅士庶疏》，咸丰九年八月二十四日，《胡林翼集》，第一册。
50. 今安庆市岳西县天堂镇。
51. 今安庆市岳西县主簿镇。
52. 今安庆市岳西县中关镇湖响乡。
53. 《英山兵事》，《六安州志》（同治十一年）。
54. 胡林翼，《奏报起程赴鄂日期》，咸丰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故宫档，故宫128364/406009540
55. 胡林翼致严树森，咸丰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胡林翼集》，第二册。
56. 胡林翼致严树森，咸丰八年十二月十六日，《胡林翼集》，第二册。
57. 胡林翼致都兴阿，咸丰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胡林翼集》，第二册。
58. 曾国藩致胡林翼、李续宜，咸丰八年十二月初九日，《曾国藩全集》，第二十二册。
59. 都兴阿，《奏为移营牵制贼势进规太湖分路布置情形具奏》，咸丰八年十二月初八日，故宫档，故宫128604/406009780。
60. 都兴阿，《奏为旧疾举发医治未效奏恳天恩赏假调理具奏》，咸丰八年十二月初八日，故宫档，故宫128604/406009780。
61. 都兴阿，《奏报贼股大至桐城兵力不支奴才所部围攻安庆各营待援孔急情形》之附片二《奏报患病请赏假调理情形》，咸丰八年十月二十一日，故宫档，故宫128242/406009421。
62. 内容据自都兴阿关于请假养病的附片，参见注释47，国立故宫博物院错将该附片当做二郎河会战前都兴阿的求援奏折附片。
63. 胡林翼致曾国藩，咸丰九年二月，《胡林翼集》，第二册。
64. 胡林翼致司道各局，咸丰九年正月，《胡林翼集》，第二册。
65. 胡林翼致曾国藩，咸丰九年正月初四日，《胡林翼集》，第二册。
66. 胡林翼致翁同书，咸丰九年三月，《胡林翼集》，第二册。
67. 胡林翼致左宗棠，咸丰九年正月初一日，《胡林翼集》，第二册。
68. 胡林翼，《复筹办鄂省援皖军务折》，咸丰九年二月十一日，《清镇档》，第二十一册。
69. 《寄谕官文、胡林翼、曾国藩著曾国藩援浙之师直捣崇安军饷由两湖筹解》，咸丰八年七月初十日，《清镇档》， 第二十册。
70. 官文，《桐城兵溃楚疆紧急请敕曾国藩接办安省军务折》，咸丰八年十月二十四日，《清镇档》，第二十一册。
71. 曾国藩致左宗棠，咸丰九年正月初七日，《曾国藩全集》，第二十二册。
72. 曾国藩致耆龄，咸丰九年正月二十二日，《曾国藩全集》，第二十三册。
73. 曾国藩致李鸿章、李瀚章，咸丰九年二月二十四日，《曾国藩全集》，第二十三册。
74. 曾国藩，《通筹全局并陈近日军情及请添练马队折》，咸丰九年正月十一日，《清镇档》，第二十一册。
75. 曾国藩咸丰九年正月初一日日记，《曾国藩全集》，第十六册。
76. 曾国藩致胡林翼，咸丰九年正月十二日，《曾国藩全集》，第二十二册。
77. 曾国藩咸丰九年正月初八日日记，《曾国藩全集》，第十六册。
78. 曾国藩致胡林翼，咸丰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曾国藩全集》，第二十二册。
79. 曾国藩致季念贻，咸丰九年正月二十九日，《曾国藩全集》，第二十三册。
80. 关于曾国藩湘军军饷来源，详见序篇史实问题考证之“1858至1864年曾国藩湘军军饷主要来源”。
81. 曾国藩致曾国荃、曾国潢、曾贞干，咸丰九年正月二十三日，《曾国藩全集》， 第二十册。
82. 曾国藩致李瀚章，咸丰九年正月，《曾国藩全集》，第二十三册。
83. 曾国藩致王勋，咸丰九年二月十九日，《曾国藩全集》，第二十三册。
84. 曾国藩咸丰九年正月初九日日记，《曾国藩全集》，第十六册。
85. 曾国藩致王文瑞，咸丰九年正月初十日，《曾国藩全集》，第二十三册。
86. 曾国藩致官文，咸丰九年正月二十二日，《曾国藩全集》，第二十三册。
87. 胡林翼致多隆阿， 咸丰九年正月十八日，《胡林翼集》，第二册。
88. 胡林翼致余际昌，咸丰九年正月二十一日，《胡林翼集》，第二册。
89. 《胡林翼集》将此信收信人记作唐训方，但此信提到“其唐道、阿参将一军已进南阳河”，又询问收信人英山等地后勤情形，显然收信人不是唐训方，而是英山的余际昌。
90. 胡林翼致司道及各局，咸丰九年正月二十三日，《胡林翼集》，第二册。
91. 胡林翼致厉云官，咸丰九年正月二十三日，《胡林翼集》，第二册。
92. 胡林翼致训霆二营，咸丰九年正月二十四日，《胡林翼集》，第二册。
93. 胡林翼，《与各帅论兵事》，咸丰九年正月二十一日，《胡林翼集》，第二册。
94. 胡林翼致钱宝青，咸丰九年正月，《胡林翼集》，第二册。
95. 胡林翼致司道总局，咸丰九年正月，《胡林翼集》，第二册。
96. 杨载福，《分布江防击退敌股及攻打安庆获胜折》，咸丰九年二月初二日，《清镇档》，第二十一册。
97. 关于曾国荃屠杀安庆太平军的想法和行动，详见下篇史实问题考证之“曾国荃从未考虑放生安庆守军”。
98. 德兴阿，《南北两军会攻扬州并将郡城克复折》，咸丰八年九月十六日，《清镇档》，第二十册。
99. 咸丰八年八月二十八日袁甲三奏，《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四十六。
100. 《幼主封孙魁星职诏》，辛酋十一年正月十四日，《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三册。
101. 关于赵雨村对两次会战的混淆，详见上篇史实问题考证之“英王何时短气矣”。
102. 曾国藩致李续宾，咸丰八年九月二十一日，《曾国藩全集》，第二十二册。
103. 曾国藩致李续宾，咸丰八年十月十三日，《曾国藩全集》，第二十二册。
104. 曾国藩致李续宜（第二次），咸丰八年十月十七日，《曾国藩全集》，第二十二册。
105. 曾国藩致袁青绶，咸丰八年六月十七日，《曾国藩全集》，第二十二册。
106. 胡林翼致蒋凝学，咸丰八年十二月十四日，《胡林翼集》，第二册。
107. 胡林翼致李续宜，咸丰八年六月初十日，《胡林翼集》，第二册。
108. 胡林翼致李续宜，咸丰八年六月十六日，《胡林翼集》，第二册。
109. 胡林翼致李续宾，咸丰八年八月初十日，《胡林翼集》，第二册。
110. 曾国藩致杨载福，咸丰八年五月二十五日，《曾国藩全集》，第二十二册。
111. 曾国藩致杨载福，咸丰八年六月初五日，《曾国藩全集》，第二十二册。
112. 曾国藩致李续宜，咸丰八年九月二十日，《曾国藩全集》，第二十二册。
113. 曾国藩致李续宜，咸丰八年十月十七日，《曾国藩全集》，第二十二册。
114. 曾国藩致左宗棠，咸丰八年九月二十日，《曾国藩全集》，第二十二册。
115. 曾国藩致郭沛霖，咸丰八年九月二十二日，《曾国藩全集》，第二十二册。
116. 曾国藩致骆秉章，咸丰八年九月二十日，《曾国藩全集》，第二十二册。
117. 胡林翼致庄受祺，咸丰九年八月初二日，《胡林翼集》，第二册。
118. 胡林翼致李续宜，咸丰十年十月二十七日，《胡林翼集》，第二册。
119. 胡林翼致各帅，咸丰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胡林翼集》，第二册。
120. 胡林翼致罗遵殿，咸丰十年正月十五日，《胡林翼集》，第二册。
121. 胡林翼致严树森，咸丰十年六月，《胡林翼集》，第二册。
122. 胡林翼致庆云浦，咸丰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胡林翼集》，第二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