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庆保卫战系列番外一】事变之遗：韦志俊投降考，兼驳和州阴谋论
作者：苏三
一、结论
（一）韦志俊投降根本原因是天京事变后遗症。韦昌辉扩大化天京事变，滥杀无辜，引发公愤。为巩固统治，洪秀全遂诛韦氏一族并尊杨贬韦。此后韦氏难以在太平天国立足，韦志俊遂投清朝。至于杨辅清兄弟和陈玉成至多是导火索。
（二）韦志俊和陈玉成可能在和州有冲突，但实际规模和影响力不大。
（三）韦志俊投降对战略全局影响不大，不管他选择哪边都不改变清太战争总体进程。所谓“韦志俊不投降枞阳就不会失守”，纯属网圈脑补。
（四）韦志俊和李秀成是普通同僚，并非好友。没有证据表明韦志俊去江北是为了救李秀成，真正帮了李的是陈玉成。
（五）韦志俊是普通人，不是什么君子，后期作战表现也一般，没必要因为他投降就苛责二杨与陈玉成。
（六）网上关于韦志俊的很多结论纯属以讹传讹，比如“韦志俊和李秀成是好友”的说法，其实最早源自部分同人女的意淫。
二、前提
本文论证前提是《忠王李秀成致伦天燕韩碧峰鼐天燕韩绣峰书》的真正落款日期是己未九年八月初八日或其后几天，而李秀成真正的封王日期落在己未九年六月中旬（1859年7月下旬）。关于对这一事实的前置论证，参见拙文《李秀成封王日期考》。
这一前提主要是为了论证和州事件具体日期，即使前提是错的，也不对本文结论造成实质性影响。
三、和州事件始末
网圈很多论者、尤其是营销号喜欢夸大和州事件影响力，比如说韦志俊是被陈玉成逼反的、和州事件是陈玉成生平最大黑点云云。他们犯的逻辑错误叫后此谬误（“Post Hoc Fallacy”）：“因为韦志俊投降前发生了和州事件，所以和州事件是韦志俊投降的原因。”同类逻辑是：“因为高考前一天小陈打了小韦一巴掌，所以小韦考砸了都怪小陈。”
那么正确逻辑是什么？是综合考虑所有因素后，归纳对结果影响最大的原因。还是以小韦为例。“小韦原是高干子弟，成绩优异。但他读高二时，当高官的哥哥被双规，家道中落。小韦受此打击，一蹶不振，高三一整年都在泡网吧。高考前两个月小杨兄弟抢了小韦的饭卡，高考前一天小陈打了小韦一巴掌。这些事对小韦高考失利都有影响，但小韦考砸的最大原因是他泡网吧不复习。”
和州事件就好比“高考前一天小陈打了小韦一巴掌”，它不重要。话虽如此，鉴于网圈经常夸大和州事件影响力，我会先梳理和州事件来龙去脉，再分析韦志俊投降的真正原因。
（一）和州事件记录
关于和州事件有且仅有一份记录，即胜保奏报的李昭寿禀报。
1859年9月20日，胜保奏称：“再，据升用总兵李世忠密禀，探得逆首韦志俊复由江南池州带贼过江，陈四眼狗纠众阻拦，不准其前来江北。彼此忿争，于和州地界两相杀戮。又李受惩不知因何被洪逆锁拿至南京城，于是李受惩手下贼众亦帮同韦志俊与四眼狗所带之贼仇杀，杀毙数千人。请臣趁此机会速筹进兵，可灭此贼。等语。臣伏查现在臣军进扎淮北，力扼粤捻北窜之路，正当攻剿万分吃紧，一时断无余力深入南剿。但得此时江南军迅攻金陵，以捣其巢，一面分兵亟图浦、六，令贼首尾不能相顾。其楚北蚁集大举东剿之师克日水陆直抵安庆，合力围剿，此二路掣动贼势，使之向南回顾，而臣淮北一军得以节节兜击，而前方可收三路并进之效，剿灭自易为功。若使江楚之师仍各存成见，必期待时而动，则非但失此机会，即臣军亦觉离以支持。谨附片具奏。”[1]
（二）和州事件过程
1.和州事件日期
我认为和州事件大约发生在1859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
胜保关于和州事件的奏折作于9月20日（八月二十四日），18日（八月二十二日）及此前的胜保奏折只字未提和州事件。也就是说，李昭寿向胜保报告和州事件的日期应是18日或19日（八月二十二或二十三日）。李昭寿报告的目的是建议胜保趁太平军内讧攻打天京，那么和州事件应当发生在他报告前不久。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据此将和州事件日期定为9月16日（八月二十日）， 但他的说法是错误的（详见下文）。
除了胜保奏折，我们也可以从其他旁证推测和州事件日期。按胜保奏折引用的李昭寿说辞，和州事件爆发时李秀成被洪秀全锁拿了，“又李受惩不知因何被洪逆锁拿至南京城”。1859年李秀成被洪秀全严重怀疑的事只有一次——李秀成守浦口时，李昭寿写信招降李秀成，洪秀全得知后担心李秀成叛变，将他的家属锁拿回天京，并封锁浦口江面，不准李部往来。“力守甫[浦]口，后又被见疑，云我有通投清朝之意，天京将我母妻押当，封江不准我之人马回京。那时李昭寿有信往耒，被天王悉到……此时正逢天王侍卫六七人来甫[浦]口踏看军营，谁知李昭寿之文未到，先有遥[谣]言，传到京中，天王差侍卫一探军营，二探我有何动静，那知李昭寿胆大，特命其亲使送文前来。此使旧日在我身边为护旗，然后李昭寿投入大清，其[渠]即随去，今使其[渠]带文前表，被把卡捉未，解送到案前<到>……合营人众视之，见在其身尚[上]拾得文(书)一件。拿耒之情，此事问马玉堂亦知此由。那侍卫同在其场。后侍卫回京，合京人人知到，恐我有变，云我同李昭寿旧好，封王不到我，□定有他变。那时我母亦在甫[浦]口，家室亦然，防我定有变意。后将中关舟只尽封，不准我官兵来往。“[2]
李昭寿所谓的李秀成被锁拿到天京是夸大其词，实际情况是李秀成亲属被锁拿为人质。这次事件过了一二十天后，洪秀全意识到自己冤枉李秀成，遂赐“万古忠义”诏书，与李秀成重归于好。“那时有人奏到天王耳日[中]，一二十日，未见动静，天王降照封我为万古忠义，亲自用黄缎子，<自亲>书大字四个，称‘万古忠义’四字。”[2]洪秀全和李秀成何时和好呢？1859年9月18日（己未九年八月初九日/咸丰九年八月二十二日）或其后几天，李秀成致信伦天燕韩碧峰、鼐天燕韩绣峰时说:“前已将悬印月馀，未敢视事之情形启奏圣上。请真圣主加封贤台，而后愚兄方敢受任。所有圣恩特褒绣峰弟为九门御林征北副总提鼐天福爵，碧峰弟已经保封福爵，愚心方慰，早将兄已勉强受任之情布达惠闻，谅登照入，并又接到贤兄[弟]连衔手书，当即寄京传献圣览。”[3]如此看来，李昭寿的情报存在滞后性，他向胜保禀报洪李不合时，李秀成已经开用王印，洪秀全也如李秀成所请加封捻军将领，说明9月中旬时二人已言归于好。再往前倒推一二十天，可知洪秀全扣押李秀成家属一事大约发生在8月下旬至9月上旬，这也就是和州事件可能发生的时间段。如果确如郭廷以所说，和州事件发生在9月16日，此时洪还在猜忌李，那么洪李需要在16日到18日的两天时间内（或者算上18日其后几天）完成和好、开用王印、加封捻军将领等一系列动作，这是不可能的。郭廷以的说法没有任何出处，他只是发现李昭寿的禀报日期在18到19日，便往前倒推几天，算作和州械斗日期。
2.和州事件规模和影响力
结合胜保奏折和《李秀成自述》，可知和州事件分为两个部分：（1）韦志俊从池州渡江，准备来天京江北，陈玉成阻拦，陈部韦部在和州争斗；（2）李昭寿招降李秀成，被洪秀全得知，于是洪秀全封江，锁拿李秀成家属，李部帮同韦部与陈部争斗。
至于和州事件实际规模和影响力，现有史料不足，不可考，但可以确定的是，和州事件不是一起大规模内讧，它的影响力并不大。李昭寿称和州事件导致几千人死亡，这毫无疑问是夸张，原因分述如下。
（1）记录和州事件的只有李昭寿一人
① 清朝官方记录
清朝奏报里的清太战争烈度往往是严重夸大的。从实际战况看，一次战斗折损几千人就是非常高的数字了（比如具有战略意义的三河会战和小池驿会战，失败方折损人数都是数千人。而且数千折损也不全是死亡，还包括逃散）。假设陈李韦三部真的在和州死了几千人，那么和州事件将是太平天国史上仅次于天京事变的重大内讧，清军阵营中不大可能只有李昭寿一人探知情报。事实上，除了李昭寿，这段时期清方甚至没有别人奏报池州韦部或浦口李部来和州。
② 太平天国记录
太平天国无人提及和州事件，就连三个当事人都没提到。韦志俊从没说过他和陈玉成有矛盾，只说他同洪秀全以及杨辅清兄弟有仇，“自广西被洪秀全诱从，屡被欺凌，父母兄弟尽遭杀戮，近又与盘踞建德逆首杨宜清仇隙，立意投诚”。[4]陈玉成只说他早年曾随韦志俊攻武昌。“自咸丰四年五月，同韦志俊攻破武昌”。[5]李秀成只说李昭寿招降他导致洪秀全封江，但他既没提和州，也没提当时韦志俊或陈玉成牵涉其中。假设和州事件是一次杀死几千人的大规模内讧，为何韦陈李三人无一人提起只言片语？陈玉成先不论，韦志俊没理由遮掩和州事件。韦投降之初，湘军集团并不信任他。除了相对同情韦志俊的杨载福，曾国藩、胡林翼、彭玉麟都质疑韦的投降诚意，甚至对他起过杀心。[6]从韦志俊立场来说，他需要争取湘军的信任（他也的确这么做了，比如将家属送至湘军营中，派部将古隆贤等人进攻芜湖[7][8][9]）。如果韦说出陈在和州与他内斗，他就更能证明自己在太平天国“屡被欺凌……立意投诚”，[4]但韦一方面说他“与逆首杨宜青仇隙日深”，[10]一方面却压根不提号称杀死几千人的和州事件。李秀成也没有理由遮掩和州事件。李在自述中批评了很多人，他也非常清楚内讧的危害，对于天京事变他痛心地表示，“误因东王、北王两家相杀，此是大误”。假设陈玉成和李秀成、韦志俊发生过严重性仅次于天京事变的火并，李会一句话都不批评陈吗？李还会强调他和陈“来在天朝，格宜深友”吗？更不用说这种程度的强调在整篇自述里是唯一一次。当然了，如果你真的认为陈李火并后李仍会视陈为至交，那我只能说你比我一个同人女还恋爱脑，你开心就好。
③ 和州本地记录
和州本地人会记录清太战争期间大小战斗，但对于1859年，本地记录只有江南大营和太平军的小战，只字未提曾发生死亡数千人的大事件。“九年夏六月，和春击粤贼于裕溪口及芜湖、东梁山，均败之。”[11]死亡数千人的大事件是很难彻底瞒过本地人的。军队的调动、战斗的进行以及尸体的堆积，多少都会留下痕迹，被本地人探知。如果本地记录能保留江南大营对“粤贼”的若干小胜，那就没理由不保留“粤贼”的大规模火并。也就是说，这场火并根本不上规模，以至于和州本地人都不记得此事。
从上述分析可知，除了李昭寿一人，清方、太平天国方和本地方均无人提及和州事件，就连韦陈李三个当事人都不提此事，哪怕三人中的韦志俊还存在积极披露的动机。这足以说明和州事件就是一件小事，清方和本地方几乎无人知道此事，太方觉得此事不值一提。
（2）胜保关于和州事件的奏折很可能夸张了事实
① 李昭寿的情报本身就是夸大其词
李昭寿情报称“又李受惩不知因何被洪逆锁拿至南京城”，[1]这其实对应的是《李秀成自述》里的“天京将我母妻押当，封江不准我之人马回京”[2]。洪秀全确实采取措施提防李秀成，但他没有蠢到直接逮捕李本人。另如前所述，李昭寿向胜保禀报情报时，洪秀全和李秀成很可能已经和好了，说明洪对李的猜忌并没有持续太久，洪很快就醒悟过来了。李昭寿说“速筹进兵，可灭此贼”，显然是夸大洪李内讧严重性，高估清军战略形势。既然李昭寿能夸大洪李不和严重程度，他也完全有可能夸大和州事件严重程度。
② 胜保有夸大其词的动机
胜保不是无缘无故奏报和州事件的。他关于此事的奏折是一纸附片，而在该附片对应的主折中，胜保大吐苦水，说皖北战区集中了大量太平军和捻军部队，他和袁甲三等人难以支撑，故而请求咸丰督促江南大营抓紧进攻天京战区，以分担皖北战区压力。“请下饬和春令江北官兵[12]迅速分攻浦、六、天长，捣贼后路，庶臣得以由北而南，力图扫荡。”[13]关于和州事件的附片本身也请求咸丰趁太平军内讧之机，督促和春与湘军集团进攻。“请臣趁此机会速筹进兵，可灭此贼。等语……但得此时江南军迅攻金陵，以捣其巢，一面分兵亟图浦、六，令贼首尾不能相顾。其楚北蚁集大举东剿之师克日水陆直抵安庆，合力围剿，此二路掣动贼势，使之向南回顾，而臣淮北一军得以节节兜击，而前方可收三路并进之效，剿灭自易为功。”[1]显然胜保上奏和州事件的动机是让咸丰给江南大营和湘军集团施压。
胜保不是第一次借助咸丰的力量了。身为督办安徽军务，胜保经常奏请咸丰调湘军援助皖北战区。李续宾之所以军覆三河，原因之一即是顶不住咸丰催促，孤军深入皖北战区。[14]江南大营与胜保也早有矛盾。1859年7月10日，胜保上奏抱怨和春既不救援友军也不积极进攻天京。“粤逆窜踞金陵，历有年所，既不能捣穴亲渠，而为相持坐困之计，亦应合围四面，待其粮尽援绝，聚而歼旃。今则江南北各军围及东南西叁面，而北方独缺，岂网开一面，纵令出而逃死耶？抑以北方城邑非其所属，而以邻国为壑耶？特金陵为然，即六合之围亦复如此。臣愚窃不解, 江南北各军所以围贼，而使北面独缺者何意？且北面虽属皖境，而接连清淮，路通东直, 咽喉锁钥，关系匪轻，若蹙贼于已经蹂躏之区，而纵其北犯完善之地，害将不可胜言。虽收复金陵空城可以冒功受赏，而揆诸人臣之心安乎？否乎？前次粤逆大股窜扰天长，臣以孤军展乞江南北分师合剿，而迄久无应。兹奉上论，以贼焰甚炽，迭谕令和春等就近于张玉良、熊天喜等所统各军内，派拨数千名会同臣胜保攻剿，圣意谆谆，垂念甚切。而和春等总以回窜为虞，居然置若罔闻，按兵不动，今已数月，何曾见其之一旅一师前来策应？是匪特视臣咨为故事，抑且视圣训若弁髦也。若谓江南之军不能拨援他路，何以上年于闽省、皖南均能分军援应，而独于皖北恝然不顾？且南省与北路相较，轻重何啻倍苁？用兵之道，同一舟之义，曾吴越人之不若乎？度该大臣之意不过以江南北各军是其统属，但使所辖无虞，即可自保无咎。不知皇上命将出师，期于荡平丑类，若不能合围兜剿，反纵其逸而北犯，虎兕出柙是谁之过？岂得以越境乃免耶？查江南军七万，以之取金陵一隅之贼，何难合围？院则只军二万数千，横亘七百余里，居处处皆贼之地，北攻捻匪，南剿粤逆，兵以分而益单，臣受命在庐郡既失以后，办理更形掣肘。”[15]对比可知，9月20日的胜保主折和胜保附片与此前他借咸丰对湘军集团和江南大营施压的做法是一致的。9月20日胜保上奏的目的并非单纯陈述军情，而是试图再次借助咸丰的力量。既然胜保希望咸丰催促湘军集团和江南大营加快进攻、特别是催促江南大营加快进攻天京（9月间陈玉成主力在天京战区，比起湘军，此时江南大营更容易吸引陈部主力，继而缓和胜保的压力），他就需要给出理由，以证明眼下正是加快进攻、特别是加快进攻天京的良机，和州事件正是一件令胜保满意的理由。为了说服咸丰接受他的理由，胜保必然会添油加醋，声称和州事件是造成大量伤亡的严重内讧，“趁此机会速筹进兵，可灭此贼”。[1]
简言之，和州事件自始至终只是李昭寿一个人的探报，而将它上奏的胜保又有夸大其词的动机。除此之外，和州事件在清太战争史事中了无痕迹，甚至缺乏间接佐证。一方面，我们不能说孤证就不可信，特别是对清太战争这种本就史料不足的史事而言，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夸大孤证的影响力。如果和州事件本身存在被严重夸大的嫌疑，又缺乏旁证，我们就不能武断地说和州事件是重大内讧，更不能发散出陈玉成的欺凌是韦志俊投降主要原因。
四、韦志俊投降真正原因：天京事变后遗症
虽然网圈一些人热衷于把韦志俊投降归因于和州事件，但太平天国学界没有任何一篇论文或著作曾如此断言。同样地，晚清时期也几乎没有人如此断言。据我所知，唯一例外是1910年即宣统二年才成书的李滨《中兴别记》。“初，志俊与伪英王陈玉成不相能，陈逆每疑其通官军，曾忿斗于和州境上，于是志俊降志遂决。”问题在于，《中兴别记》并非原始史料，它是作者李滨收集清朝奏折、时人笔记等各类著述后写成的清太战争通史，因此其中很多内容并非史料记载，而是李滨自己的观点。如前所述，关于和州事件的已知史料只有胜保奏折提到的李昭寿情报，而李昭寿情报只字未提陈玉成因怀疑韦志俊通敌而与其私斗，所谓“陈逆每疑其通官军，曾忿斗于和州境上，于是志俊降志遂决”并非原始记载，只是李滨的个人观点。诚然，《中兴别记》作为晚清年间刻印的集大成型通史，其历史地位不言而喻。但在清朝奏折原档以及各类时人笔记大量问世的今天，《中兴别记》的史料和学术价值已经没那么高了。李滨的观点只是他站在清朝立场的一家之言，并不是真理。
我认为综合各类原始史料来看，和州事件和韦志俊投降关系不大。韦志俊投降的真正原因是天京事变后遗症，论述如下。
（一）同时代人对韦志俊投降原因的说法
下表为同时代人关于韦志俊投降原因的说法，包括韦志俊本人解释以及曾国藩、胡林翼的推测。
（二）对各方说法的分析
1.韦志俊本人解释：天京事变中韦氏被诛，韦志俊又与杨宜清结仇
韦志俊本人最清楚投降原因，他也多次对湘军集团和江南大营解释过为何投降。除非能证明韦志俊刻意撒谎，分析韦投降原因时应当优先采信本人说法。韦志俊陈述原文今已不存，但和春、杨载福、曾国藩、胡林翼等人都见过原件或转述，他们的文件中也引用了韦的陈述。从此类引用中，可知韦志俊说了两个投降原因：（1）天京事变中，韦昌辉等韦氏一族被杀，自此韦志俊与太平天国结下深重家仇；（2）杨辅清兄弟来到皖南后和韦志俊产生矛盾。“再，据水师总兵李德麟禀报，向踞池州之伪国宗顶天义右军主将韦志俊与逆首杨宜青仇隙日深，韦志俊将峩桥、石硊、繁昌诸贼陆续撤回池州，有愿献城池投诚归命之信。”[8]“并接到韦志浚三禀，具悉一切。韦昌辉被洪、石杀害，事在六年九月，何以至今始请投诚报仇？”[16]“窃臣官文等前接杨载福来函，池州贼目伪王国宗韦志俊自广西被洪秀全诱从，屡被欺凌，父母兄弟尽遭杀戮。近又与盘踞建德逆首杨宣[宜]清仇隙，立意投诚。”[4]
对韦志俊陈述可信度的分析应分为两个方面：第一，韦所述是不是事实；第二，韦所述是否构成充足动机。
（1）韦志俊所述是事实
就第一点而言，韦志俊所述韦氏一族被诛是无可辩驳的事实。由于韦昌辉扩大化天京事变，屠杀石达开全家，石领军回京勤王。洪秀全迫于朝野内外压力，诛杀天京城内韦昌辉一族。韦家后人编纂的韦氏简谱称：“不意咸丰六年十月间，洪斗[陡]起毒心，谋害为首者，将曾祖源玠、昌辉志政公遇害。在京韦姓，全家招结[遭劫]，所亡者金骨皆无存。”[17]网圈少数人误以为韦志俊之父韦源玠没有被杀，理由是1860年太平天国加封韦源玠为王，但此加封其实是追封。“今诏追封杨庆善为天朝九门御林开朝王伯，爵同南，赐天府称殿；蒋万兴为天朝九门御林开朝王亲，爵同南，赐天府称殿；韦元玠为天朝九门御林开朝王伯，爵同南，赐天府称殿。”[18]显然韦源玠已死，洪秀全不过是念在他曾参与金田起义，封授哀荣，可见韦志俊所说的父兄被杀并非虚言。至于韦志俊所述和杨宜清结仇，虽然没有其他直接佐证，但杨辅清、杨宜清是杨秀清结义兄弟，杨秀清死在韦昌辉之手，可想而知，二杨自会敌视韦志俊。另外二杨从江西转战皖南后，他们和原本在皖南的韦志俊就容易产生粮源、饷源等方面的矛盾，因此韦志俊关于与二杨结仇的说法是合理的。
（2）韦志俊所述构成充足投降动机
韦志俊自述的投降理由非常充分，并无不合理之处。韦昌辉、韦源玠等韦氏族人被杀，韦昌辉胞弟、韦源玠之子韦志俊自然会对洪秀全与太平天国产生严重不满。洪又尊杨贬韦，斥韦昌辉为北奸，这让韦志俊在太平天国的处境更加尴尬，甚至可说是危险，这一点表现在洪秀全一度考虑治他丢失武昌之罪（详见下文）。此外，既然开了天京事变的头，从韦志俊立场看，他不能确保洪秀全日后不会对幸存韦氏秋后算账。从杨辅清、杨宜清的态度看，其他与天京事变有关联的人员也难保不会敌视韦志俊，毕竟正是他的胞兄韦昌辉炮制了大量血案。因此我以为，韦志俊自己的解释已经很清楚了，他留在太平天国是尴尬的，甚至可能有身家性命危险，加上他在皖南又和杨宜清有矛盾，于是他决定投奔清朝。
曾国藩不信韦志俊的说法，他认为天京事变发生在1856年，而韦志俊直到1859年才投降，所以韦投降另有原因，家仇不过是托词。“韦昌辉被洪、石杀害，事在六年九月，何以至今始请投诚报仇？……其云报家仇则托词也。”[16]然而曾国藩的观点是错的。第一，如正文所述，曾国藩对韦志俊在武昌打击湘军一事耿耿于怀，他不想接纳对方投降，自然会设法说对方的陈述不可信。第二，韦志俊想投降也不是那么容易，他是太平天国王宗兼高级将领、清廷眼里的首逆韦昌辉亲弟弟，对清廷来说韦志俊不仅犯了谋大逆之罪，还是重要逆首之一。在韦之前也无高级将领主动投降献城的例子做参考，他并不能确保自己的投降会被接受。从韦志俊和杨载福的谈判看，韦也不满足于只投降，他还要求清廷给他一定待遇，这就更增加了降清难度。第三，曾国藩实际上承认了韦志俊投降的原因是家仇。表面看来，曾国藩说韦志俊所谓报家仇只是托词，但他又说“韦之穷蹙甚于他贼，其与洪、陈、二杨（辅清、宜清）皆系血仇，不因投诚而始猜疑也”。[19]血仇有两种常见意思：一指亲人被杀之仇，二指深仇大恨。就曾国藩认知而言，他能想到的韦与其他人的血仇只能是天京事变中韦诛杨氏与洪诛韦氏，[20]那不就是承认了韦志俊的投降动机是报家仇？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两件事情相隔久远，不代表二者之间就不存在因果关系。天京事变对韦志俊是父兄被杀之仇，不会因为过了三年就释然，也不会因为过了三年就可以说韦氏一族已然安全。何况这三年里洪秀全还尊杨贬韦，仿佛把天京事变责任全推给韦昌辉作奸。韦志俊无法忘却父兄被杀之仇，故而投降清军另谋出路。
（3）韦志俊不存在为陈玉成开脱的动机
韦志俊陈述把他的投降动机解释得很清楚了，但他只字未提陈玉成。和春、杨载福、胡林翼、官文向清廷报告韦志俊投降原因时均未提及石达开和陈玉成，仅曾国藩在私人书信里强调韦昌辉由洪石所杀、韦志俊和陈玉成有血仇。石达开和陈玉成是清廷眼中巨贼，如果韦志俊陈述说了石陈是他投降的原因，其他人汇报时没理由都对石陈略去不提。可想而知，韦志俊没有说过石达开杀死韦昌辉，或者陈玉成和他有血仇，这只是曾国藩在韦志俊陈述基础上的脑补。
如果我们想证明和州事件或者陈玉成的其他霸道行为是韦志俊投降的主要原因，那么先得推翻韦志俊的说法，即证明韦志俊写陈述时故意撒谎，隐瞒他和陈玉成的过节。问题是，韦志俊根本没有隐瞒的动机，他凭什么只说自己和洪秀全以及杨宜清结仇，却不提另一个大仇家陈玉成？难不成韦志俊还暗恋陈玉成，舍不得说对方坏话吗？
（4）陈玉成和天京事变没有任何关系
韦志俊陈述提到的洪秀全和杨宜清都与天京事变存在瓜葛，洪秀全自不必说，杨宜清、杨辅清同杨秀清认作本家，属于东殿旁系人员，也算天京事变遗留。然而陈玉成和天京事变没有任何关系。传统说法受《贼情汇纂》影响，误以为天京事变发起人之一陈承瑢是陈玉成的叔叔，但是20世纪桂平县发现的陈承瑢祖父陈天贵墓碑推翻了《贼情汇纂》记载，决定性地证明了陈玉成和陈承瑢不是亲戚（详见拙文《真假英王叔》）。一些网圈论者猜测陈玉成和韦志俊的矛盾也是天京事变遗留，但这种猜想已然没有事实基础。
简言之，韦志俊陈述早就说清楚了他的投降理由，一是天京事变中韦氏一族被杀，二是二杨同他存在矛盾，而矛盾源头也可指向天京事变。韦志俊投降原因就是天京事变后遗症，对这一点并不存在事实性疑问。作为不牵涉天京事变的无关人士，陈玉成当然不会构成韦志俊投降主要原因，他也就不会出现在韦志俊陈述里。
2.曾胡的推测
曾国藩和胡林翼对于韦志俊投降原因也有自己的看法。胡林翼所谓的韦志俊忌惮湘军水师东下显然是贴金胡言，不值一驳。1859年时湘军尚未东征安徽，仅靠彭玉麟、杨载福长江水师并没有对池州的韦志俊构成多少威胁，根本不可能迫使他投降。
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的说法。曾认为韦志俊投降一是因为池州贫瘠缺粮，二是因为韦志俊与洪秀全、杨辅清、杨宜清、陈玉成皆有血仇，在天国无法容身。“实以池州地小而瘠，人多无所得食，且东有芜湖之贼，西有建德杨党，北有安庆陈党，皆与韦逆为仇，万分穷蹙。”[21]“韦之穷蹙甚于他贼，其与洪、陈、二杨（辅清、宜清）皆系血仇，不因投诚而始猜疑也。”[19]“想因池州地小而瘠，人多无所掠食，东有芜湖之贼，西有建德杨党，北有安庆陈党，皆与韦为血仇，势极穷蹙；且惮水师东下之威，故投诚而冀得一线生路。”[16]曾国藩的两个观点都是错的，分析如下。
（1）池州缺粮说无法解释韦部的反抗与夺回池州
池州缺粮说貌似合理，但解释不了韦部很多人没投降，反倒投奔韦志俊的仇家杨辅清并夺回池州。假如池州十分贫瘠，缺粮到了“万分穷蹙”的地步，韦部合理表现应是涣散解体、随韦志俊投降，或者虽不愿投降但欠缺战斗力。但事实是，韦部一直在积极反抗，最终夺回池州，这显得投降像是韦志俊个人行动。关于韦部的反抗及夺回池州的过程，详见正文，此处仅节选正文片段。
11月1日，为了向湘军显示投降诚意，韦志俊派部将古隆贤、赖文鸿、刘官芳、黄文金进攻芜湖，令池州军民剃发，将家属送至湘军战船。然而古隆贤等人不愿随韦志俊叛变，3日，他们掉转头来进攻池州。韦志俊、李楚材据城迎击，刘正隆率水师驶入池州城西内湖开炮，击退古隆贤等。同日，韦志俊此前联系的李德麟也来池州查看情况。但他毕竟晚到一步，只能把招降主动权让给湘军。双方商议后，分工如下：李德麟堵截池州入江口，李成谋与李朝斌控扼池州内水。4日至8日，古赖刘黄屡次进攻，试图夺回池州，但均被韦志俊联合清军击退。
古赖刘黄无法攻克池州，转而向杨辅清求助，杨辅清遂率军来援。12月6日，彭玉麟率三营至池州查看情形。7日，杨辅清前队进攻池州，被韦志俊与湘军击退。13日，彭玉麟返回黄石城。17日，杨辅清主力到达池州柳波矶，连续数日攻城。12月是冬季枯水期，湘军水师机动性较差，难以充分发挥优势。池州太平军虽然表面上全随韦志俊剃发，但其中不少人是形势所迫，并不是很想投降。杨辅清悬赏要韦志俊和李楚材的性命，鼓动池州太平军起事。23日，韦志俊出城迎击杨辅清，不愿投降的太平军趁机打开东门，与杨辅清里应外合，一举收复池州。韦志俊只好收拾残部，仓皇逃走，在泥湾驻扎……韦志俊率残部4,000多人到达张溪镇，但一路上杨辅清追赶阻截，他难以同杨载福会师。
显而易见，韦志俊的投降没有得到很多部众的认同，古赖刘黄四人转投杨辅清，留在池州的韦部同杨辅清里应外合，韦最终带走的残部只有4,000多人。除了韦志俊，池州城内大部分太平军并无投降意愿，还积极破坏韦志俊的投降行动，这哪里是缺粮到了万分穷蹙只能靠投降求一线生机？池州或许粮草不足，但肯定没有严重到韦志俊必须投降。
（2）血仇说实为曾国藩盲猜
我在正文里说过，分析曾国藩的想法不能单看他某一封信写了什么。曾是湘军集团留下文件最多的人，以至于想要什么结论几乎都能从他的文件里找到佐证。问题是，曾国藩是有限理性人，不是机器人，不能认为他每句话都是经过认真思考后得出的意见，有些文字完全可能只是他不过大脑的屁话。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请想一想你每天发的各类工作邮件和社交媒体动态，你能保证其中每句话都是在认真思考后写下的吗？曾国藩的文件同理。所谓的韦志俊与洪秀全、杨辅清、陈玉成有血仇一事，实际上就是他的一例屁话。曾根本不知道所谓的血仇是什么，他无非就是看到韦志俊陈述声称父兄被洪秀全杀死、自己和杨宜清有矛盾，又知道池州的韦、安庆的陈、建德的杨彼此相隔较近，就随口盲猜池州的韦同他的邻居们暨安庆的陈、建德的杨有仇。“且东有芜湖之贼，西有建德杨党，北有安庆陈党，皆与韦逆为仇，万分穷蹙。”[21]然而在韦志俊投降前一个月，曾国藩嘴里那个到处和邻居结仇的还不是池州的韦，而是江北的陈。“幸江北陈逆各股与建德、池州等匪深仇有年，各不相谋，应无他虞。”[22]如果两句话都是认真的，那就会变成江北的陈、池州的韦、建德的杨两两结仇。然而曾从没提过陈韦杨两两结仇的具体事例，现存史料也不能证明这一点（如杨辅清还朝前随石达开远征，没有机会和陈玉成积累仇怨到“深仇有年”；后来他又参与了救援安庆，并非和陈玉成“各不相谋”）。合理解释是，曾国藩并不是认真发表意见，他就是随口盲猜，所以一个月前他嘴里那个到处结仇的是江北的陈，但韦志俊投降后，曾就顺势把得罪邻居的主角改成池州的韦。假如韦志俊没有投降，那么按照排列组合，再等一个月，曾可能就要说，“建德杨逆早与江北陈逆、池州韦逆为仇”。
（3）韦志俊和陈玉成之间没有深仇
如前所述，韦志俊自始至终没说过他和陈玉成有仇。陈玉成对韦志俊的态度也不像是存在深仇。陈的供词非常短，并且非常自我中心，比如他对多年战友李秀成只字不提，只顾炫耀自己的军功。即便如此，陈玉成还是提了一句“同韦志俊打破武昌”，[5]这也是他自吹军功时唯一一次提到别人。假设韦陈之间确有严重血仇，那为何陈玉成炫耀军功时还特地提起韦志俊呢？正常思路是略去仇家不提，独揽军功才对。
一些网络论者以为，韦志俊积极进攻枞阳能证明他和陈玉成有私仇。其实早在小池驿会战期间，韦志俊就主动请缨，要求调他去皖北进攻陈玉成，“陈金鳌来函，以韦志俊投诚归顺，无有二心，其部下亦多骁勇之士，且系狗逆旧属，于用兵机谋早能觑破，欲请调赴皖北，以图报效等因。”[23]然而如正文所述，韦志俊此时刚丢了池州和大量部队，他主动请缨的动机是抓紧立功以获取湘军信任，而曾胡并不信任他，以攻枞阳为借口，拒绝让他参与小池驿会战。即使后来韦志俊真的参与进攻枞阳和安庆，那也说明不了什么。清太战争水平虽然大幅落后于同时期欧洲战争，但毕竟是战争。私人因素会影响将领决策，但更重要的显然是军事政治考虑。比如程学启协助李鸿章杀了投降的苏州八将，这能证明他参加太平军时和苏州八将存在私仇吗？显然不能。既然韦志俊换阵营了，他积极执行湘军的战略也没什么奇怪的。韦志俊是降将，又参加了湘军，他需要军功增加湘军集团和清廷对他的信任，也需要军功为自己的部队获得实际利益。咸丰九年至十年湘军的战略重点在哪？安庆战区。重点剿杀对象是谁？陈玉成。现在韦志俊想立功以争取湘军的信任，他应该投身哪个战区？答案不是很明显吗？
退一万步说，假如韦志俊攻枞阳确实是因为想报复陈玉成，那为何韦从来不说他和陈有私仇？即使是主动请缨时，他也只说自己很熟悉陈的战术，并没有说要报仇。有些论者或许要说，这是因为韦志俊宽宏大量不想提私仇，那么问题又来了——如果韦大度到了不提私仇的地步，那他为何又对清廷承认与二杨的私仇？如果硬要说韦攻枞阳的主要动机是私仇，那韦的行为模式就会变成一边和清廷强调他同皖南二杨有私仇，一边又不肯待在皖南报复二杨，反而去皖北找陈报仇，与此同时他又始终不承认自己和陈有私仇。韦志俊的逻辑有这么拧巴吗？合理解释是，韦志俊和陈玉成存在矛盾，但绝非严重私仇，韦参与进攻枞阳和安庆攻坚战跟私仇没有什么关系，只是他作为降将积极执行湘军的既定战略，以获取湘军集团的信任。
五、驳斥网圈关于和州事件与韦志俊的谬论
（一）和州事件起因并非陈玉成独霸江北
很多网络论者对分地制有错误理解，以为陈玉成以江北为分地，那就代表江北是他一个人的地盘，他绝不允许别人染指。关于分地制的问题，我在正文序篇分析过了，此处只简述结论，即分地制是既成事实，不是明文制度；后世论者不能死搬硬套臆想的分地制规则，不能因为分地制的存在就认定太平军将领做决策时不顾战略全局，只顾维护分地。放到和州事件上，不能单单因为陈玉成以江北为分地就认定和州事件起因是陈想独霸江北。捻军和其他太平军部队都曾在陈玉成的分地活动，作为名义总司令陈也经常调动别的战区太平军来自己的分地。敢问指责陈独霸江北赶走韦的网圈论者，有没有可能是韦违抗军令擅自移军？在没有充足记载的前提下，凭什么武断地说和州事件责任在陈？
此外，百度李秀成吧的雁小驴等人提过一个猜测，说和州事件的原因可能是陈玉成想独霸和州粮食，拒绝分韦志俊一杯羹。先不说和州事件起因和粮食有无关系，雁小驴隐瞒了一件事，即和州粮食并非陈部独占，而是要直供天京的。“（咸丰九年七月）二十八日，总兵陈国泰探知九洑洲有贼船偷渡，饬都司龚铨带领快船破浪，追获贼划一只。贼皆投溺江流，捞获六名，讯由和州领粮转赴金陵，解营正法。”[24]1859年洪秀全给陈玉成的主要任务就是征粮。“节据搜获伪文内称，逆首洪秀全复令伪英王陈四眼狗率众，总欲图扑清淮，广其粮道。”[25]陈的很多机动都是围绕此展开的，比如攻破清军粮台所在地盱眙。薛之元防守江浦时，太平天国还要求其开挖内河，以达和州。[26]这显然是为了方便和州粮食运到天京。姑且认定韦志俊来和州的目的是分粮食，那也不能断言和州事件起因是陈玉成想独吞粮食，因为陈还要保障天京的粮食供应，在天京和韦部之间他必须优先考虑天京。当然了，雁小驴这类死搬硬套分地制的人是看不到的，他们以己度人，自己心胸狭隘，就觉得陈玉成也是独吞江北财粮的小气鬼。
（二）湘军控制枞阳的关键是水师，不是韦志俊
网圈一些论者以为，韦志俊在进攻枞阳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陈玉成没有逼反韦志俊，枞阳就不会失守，安庆也不会失守。此观点大约源自百度李秀成吧的太平花，但毫无证据，纯属脑补。湘军控制枞阳的关键其实是水师优势。枞阳本身是港口，位于长江入江口。1858年湘军东征之时，都兴阿和杨载福水师控制了枞阳港。韦志俊奉命救援枞阳，但多次被都兴阿打退。1860年初，韦志俊与杨载福水师攻克枞阳城。陈玉成等到1860年底枯水季才开始进攻枞阳，然而曾国荃提前修好大坝蓄水，结果陈发动进攻时枞阳水位没退，杨载福水师仍可来去自如。详情我会在正文中篇论述。
（三）韦志俊和李秀成是普通同僚，不是好友
李秀成和韦志俊是普通同僚，没有很多网圈论者以为的那么相熟。韦志俊和李秀成交集不多，有记载的唯一一次密切合战是胜保奏称1859年6月两人配合陈玉成进攻盱眙。“陈逆于上月纠同逆首伪主将李受惩、韦志俊悉锐扑犯盱眙。”[27]“臣查前次贼扑盱眙时，即有池州逆首韦志俊在内率众渡江而来，纠合北扑。今复窜回南扰，其为韦逆无疑。”[28]然而不救友军、坐视盱眙失守的不是别人，恰恰就是胜保。[29]为了减轻责任，胜保自然会倾向于说发逆群集盱眙、自己寡不敌众云云，他有很大动机捏报韦志俊部或李秀成部参战，因此胜保奏折不能作为韦李合战的证据。如果说韦志俊和李秀成缺少合作是因为作战地域不同，那么韦志俊和李秀成堂弟李世贤同在皖南，但他俩也缺少密切合战记录。
事实上，韦志俊和李秀成被拿来立论的交集只有两件事，即李秀成保全韦志俊的性命，以及两人均参与和州事件。
1.保全韦志俊性命的是李秀成吗？
李秀成对洪秀全赦免韦志俊起了一定作用，但起主要作用的应是石达开。
李秀成自述简略提及他帮助韦志俊一事。“那时韦志俊与陈玉成同进固始、商城等处。天王欲见韦志俊之罪，又经我在天王驾前力保，后封其为定天福之职，即同陈玉成合队矣。今韦志俊生命投入清朝而得回家之乐，性命实我保全。其回家乐也，我之难，无门而死，亦不叹也。”[2]韦志俊和陈玉成同进固始的时间在1858年初，考韦志俊此前经历，我能想到的足以让洪秀全问罪他的借口只有两件事，第一，韦志俊作为韦昌辉同党参与天京事变，第二，韦志俊弃守武昌。
先看第一种可能性。假如韦志俊是因为牵涉天京事变被问罪，那么此事发生时间应在韦昌辉被杀后不久。当时主政的是石达开，李秀成只是地官副丞相，尚未进入中央决策圈，并不足以左右洪秀全的决定。
再看第二种可能性，即韦志俊因弃守武昌获罪。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更大，因为韦志俊的部将洪仁政曾因弃守武昌被洪秀全问罪。既然洪仁政作为部将被问罪，那么韦志俊作为守武昌主将，对于弃守武昌一事更是责无旁贷，何况太平天国斩杀失武昌将领也非无先例。然而洪仁政解释他为什么脱罪时并没有提李秀成，只是强调石达开帮他开脱。“先封国宗，曾同韦志俊守武昌省城。”[30]“小的在湖北三年，至六年被官兵围困，小的们退回安徽，韦十二从安徽往江西来了。伪天王说小的不该退兵，把小的调回南京收监有一月余，幸石达开奏以小的不过帮理，并非带兵，又无粮草，因此免罪释放。”[31]“在武昌住五年，兵权是韦十二掌管。后来失了武昌，将我收禁，亏石达开等保奏说怪不得我，方才放我出来。”[32]韦志俊失武昌是在咸丰六年，当时主政的也是石达开。洪仁政说石达开保奏他脱罪，从时间上看合乎情理，从逻辑上看也没有造假嫌疑——洪仁政是洪秀全宗亲，他没必要特地说石达开好话。既然对洪仁政的问责在石达开主政期间得到了妥善解决，那么对主将韦志俊的问责就不大可能拖延到1857年5月石达开出京后，应是在石主政期间也得到了解决。假设石达开处理此事时坚持问罪韦志俊，以李秀成当时的影响力，他是不足以保住韦志俊的。当然了，李秀成写自述时很清楚韦志俊可能看到自述，所以他不会撒谎说自己保奏。合理解释是，李秀成参与了保奏韦志俊，但此事发生在石达开主政期间，对保全韦志俊起主要作用的是石达开，李秀成夸大了自己的作用。这也符合《李秀成自述》淡化天京事变后石达开影响力的一贯倾向。比如李说桐城解围战发生在石达开出京之后，由陈李主导。“那时翼王出京之后，将打宁国之兵交与成天豫陈玉成管带……那时在桐城，命使持文前往宁国，求救于陈玉成，当即准请，当即未解宁国之围，移军来救桐邑之困。“[2]然而桐城解围战发生在咸丰六七年之交，此时石达开还在主持军政，尚未同洪秀全决裂。陈玉成这次移师应该是得到石达开同意的，李秀成的说法显然夸大了陈李的作用，减少了石达开的作用。李之所以会淡化石的影响力，一是时代久远，他存在记忆错误，二是任何人的回忆都存在抬高自己的倾向，相应地也就会淡化他人。就保奏韦志俊事件而言，李秀成可能一把保奏时间记成了他封副掌率之后，二是想强化自己的作用，因此他说韦志俊性命主要靠他保全。
2.韦志俊去江北是为了救援李秀成吗？
有些论者先入为主地接受韦李相熟的说法，便认为韦志俊去江北也是为了救援李秀成。他们引用李秀成自述的记载，称李秀成困守浦口，无人救援，非常艰难，遂找韦志俊求援，于是韦志俊渡江向北，救援浦口，引发和州事件。
这个观点站不住脚，因为《李秀成自述》论及守浦口时混淆了时间，其实和州事件发生时李秀成并非孤立无援，陈玉成正在帮他解京围。
表面看来，《李秀成自述》写的是“我守浦口日久，又无军饷支兵，外又无救……营中所用火药炮子俱无……力守浦口，后又被见疑，云我有通投清朝之意，天京将我母妻押当，封江不准我之人马回京”。[2]单看这一段话，李秀成的确是在浦口苦苦支撑，无人援救。然而李秀成前文写的是“赶下浦口，城内一片空城，城外有李昭寿之兵，不得已，令将入屯浦口，暂通天京之路……后经南岸张帅加兵来，两浦又被困紧……追调前军主将陈玉成赶军下救，后而由庐郡梁园而至……后又同陈玉成引兵回浦口，将清朝周将困浦口五六十营攻破……故而浦口清营不能守也，失去清营五六十个，退到河边，不能再退，其上有江浦未退。那时独通京之半边之路。此是四困京城之小解围也”。[2]清方奏报也证实1859年11月陈李打破围浦口的周天培营。[29]李秀成在浦口并非无人援救，天京调了陈玉成来解京围，而陈玉成也的确帮他解了浦口围。之所以会有前后文不统一，是因为李秀成记忆混乱，将陈李打破周天培部前他守浦口的经历和陈玉成返回安庆战区后他守浦口的经历混为一谈。“我守浦口日久，又无军饷支兵，外又无救，南岸和、张两帅之兵又雄，无兵与其见仗，营中所用火药炮子俱无，朝无佐政之将，主又不问国事，一味靠天，军务政务不问，我在天朝实无法处。力守浦口，后又被见疑，云我有通投清朝之意，天京将我母妻押当，封江不准我之人马回京。那时李昭寿有信往来，被天王悉到，恐我有变，封我忠王，乐我之心，防我之变，我实不知内中提防我也……今将我在浦口被逼之后，逐细陆续陈清。那时江浦尚是张帅之军屯困。我见时势甚不同，轻骑回京奏主。主又不从，当金殿与主辨白，问主：‘留我镇浦口，尔外救应望何人？’将主国臣筹算，与主周详算：‘前军主将陈玉成在潜、太、黄、宿被曾帅之兵敌，不能移动；韦志俊业投清朝；刘官芳、赖文鸿、古隆贤有其名未能为用；杨辅清为中军主将，在池郡殷家汇、东流亦有曾帅之军制战；左军主将李世贤已在南陵、湾沚一带；京城四门俱被和、张两军重困深壕，朝内积谷无多，主又不准我出，谁为外来救？我主意何为？’……此时京城又困，此是五困京城矣。”[2]李秀成这段话其实写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859年3月李夺回浦口到11月浦口解围（也就是李所谓的“四困京城”）；第二个时期是陈玉成返回安庆战区发动小池驿会战，李继续守浦口，直到他出京指挥二破江南大营（也就是李所谓的“五困京城”）。李秀成抱怨的无人救援时期是指第二个时期，因为这时陈玉成和杨辅清都在其他地区和湘军作战。但和州事件发生在第一个时期，而这时陈玉成正在奉命解除京围。所谓的和州事件期间无人救援李秀成，其实是对李秀成自述的误读。所谓的韦志俊援救李秀成，也就相应地缺乏立论基础。试想，既然陈玉成主力正在江北机动并解京围，李秀成为何舍近求远，去皖南问韦志俊搬救兵？何况此前二人并无密切的交集记录。
3.天京保卫战期间韦志俊对李秀成放水了吗？
这大约是雁小驴等人炮制的最好笑屁话之一。他们认为，“韦志俊恋旧情，对李秀成放水。天京攻坚战期间韦消极避战，比如多次请假，以及长期无甚作为，没有进入天京攻坚战一线”。
他妈的，李秀成为保卫天京拼死作战，还真轮不到韦志俊一个二线角色来放水。
雁小驴等人这番屁话是如何炮制出来的？当然还是断章取义。第一，天京保卫战期间韦志俊的确两次请假，但两次请假都有真实理由。第一次请病假是遇上皖南瘟疫大作，湘军上下都在生病，鲍超也请了两个月病假。第二次请假是回广西原籍扫墓，曾国藩起初不乐意但最后还是批了。“韦志俊昨有回籍省墓之情。”[33]韦志俊十几年没有回老家了，想回故里看看是人之常情。第二，韦志俊长期无所作为才是正常现象。本来湘军集团就是把韦志俊部看作二线守城部队，而不是一线攻坚部队，打皖北就让韦守无为，打皖南就让韦守宁国，打天京就让韦守金柱关，好腾出其他部队围攻天京。后期韦部战绩也不算特别出色，守宁国时败于黄文金等人，曾国藩和曾国荃凭什么认为可以调韦部进入天京攻坚战一线？
（四）韦志俊是高尚君子吗？
韦志俊算不上高尚君子，从现有史料中我看不出韦志俊品行有什么高于平均水平之处。说白了，韦志俊是一个失意的普通人，天京事变中他的父兄被杀，对他造成惨痛打击，因此在后期五军主将中，他最为消极沉寂，长期徘徊皖南无所作为，最终投降清军。当然了，民国人士撰写的韦志俊墓碑碑文说他为人高尚：“幼读书，素具蹈略。洪杨时代任右军主将。领兵数十万，威震江南。入清后，官至总兵，战功卓著。性豪迈，志趣高尚，不治家人产。”[34]但撰文者显然不了解韦志俊，如强调韦志俊任“右军主将”时“威震江南”，然而韦志俊真正战功卓著的时期是西征时期，任右军主将时他的表现乏善可陈。墓碑碑文也倾向于赞美主角，所谓“志趣高尚”就是一句客套话。
韦志俊的投降情有可原，无论是出于亲情血仇还是其自身安全，都不能强求他继续对天国效忠。但不能因为韦志俊遭遇悲惨，就抬高韦志俊的品行，因为这两件事之间不存在因果联系。另一方面，虽然韦志俊不需要为韦昌辉的恶行负责，但我们也不能苛责杨宜清、杨辅清或其他迁怒韦志俊的人。当时仍是封建社会，连坐、族仇是世人常态认知。韦昌辉扩大化天京事变的行为造成大量血案，引起天国上下不满，韦志俊是韦昌辉亲弟弟，他几乎不可能做到独善其身。在21世纪的现代社会，网友都会网暴罪犯家属，我们又怎能要求19世纪的太平天国上下都是克制情绪的理性人呢？更不用说韦昌辉炮制的血案远大于一般罪犯。
（五）谬论起源：同人女的意淫
先说一个热知识，太平天国学界根本没有“和州械斗”这个名词。
我曾用“和州械斗”做关键词，在知网进行检索，一无所获。我也从未在任何学界出版物里见过“和州械斗”这个名词。如果哪位读者见过，欢迎留言告诉我。
我能找到的“和州械斗”一词最早使用记录，是本世纪初chain1414的网文《关于胜保奏和州械斗事件中韦俊、杨辅清、忠王与英王各自角色的猜想》。在这篇网文中，chain1414试图为陈玉成的行为找到合理化解释，比如她认为陈玉成阻拦韦志俊是为了平息外界对韦李的怀疑。另一位网友太平花对此非常不满，在天涯写文反驳，提出陈玉成薄情寡义、韦志俊攻枞阳报复陈玉成等观点（见太平花的李秀成随笔系列之韦志俊篇）。后来第三位网友镝非写文《关于和州械斗中陈玉成的责任问题》，主张和州事件缺乏实据，并没有清方奏报的那么夸张。一来二去的讨论后，网圈出现了“和州械斗”这个名词。事实上，网圈关于和州事件的讨论大多都没有学界研究做背书，只是和本文一样，纯属网友推测。我不止一次见人在讨论安庆保卫战时拿和州事件举例说“陈玉成也卖队友blabla”，但学界从没有夸大和州事件的影响力，更没有把和州事件抬高到能和安庆保卫战相提并论的程度。陈玉成和韦志俊存在矛盾，但所谓陈玉成逼反韦志俊的观点，纯属网圈阴谋论。
和州事件之所以演化成阴谋论，和当时网圈风气不无关系。有记忆的网友大约知道，本世纪初的网圈流行给反面人物洗白、给正面人物描黑，偏偏太平天国历史研究又受过严重干扰，导致之前一段时期过于吹捧陈玉成、贬低李秀成和韦志俊。于是乎，为了适应网民物极必反的心理需求，“和州械斗”阴谋论应运而生，成了所谓的“英王陈玉成最大黑点”。
除此之外，“和州械斗”阴谋论和陈玉成的很多所谓黑点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同人女的意淫。百度李秀成吧曾聚集一批同人女，如太平花和雁小驴等人，他们炮制了“陈玉成霸道，蛮不讲理地封锁浦口”、“韦志俊为救李秀成与陈玉成在和州械斗”、“韦志俊进攻枞阳报复陈玉成”、“韦志俊对李秀成放水”等奇谈怪论并津津乐道，动机无非是脑补韦志俊爱恋李秀成、陈玉成渣了李秀成之类狗血情节。如果你去李秀成吧翻老帖，还能看到以这些观点为基础的同人小说。营销号酷爱传播阴谋论，这些同人女意淫、特别是“和州械斗”就被一传十十传百，在网圈流传至今。至于我为什么了解同人女思维模式呢，因为我自己就是，我嗑陈李。我不觉得搞史同是什么低人一等或者见不得人的事，但如果为了满足一点意淫就断章取义史料，那活该被人骂一句恶心。
参考
- 胜保，《陈玉成韦志俊互相仇杀宜趁机攻金陵片》，咸丰九年八月二十四日，《清镇档》，第二十一册。
- 罗尔纲，《增补本李秀成自述原稿注》。
- 《忠王李秀成致伦天燕韩碧峰鼐天燕韩绣峰书》，《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三册。
- 官文、胡林翼、曾国藩，《奏陈逆首投诚献城旋为贼党袭踞先后剿抚办理情形疏》，咸丰九年十二月二十日，《胡林翼集》，第一册。
- 《陈玉成供词》，《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二册。
- 关于湘军集团对韦志俊的不信任，详见正文上篇第四节之“韦志俊叛降”。
- 杨载福，《韦志俊率众投诚部下反叛池州被陷折》，咸丰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清镇档》，第二十一册。
- 和春，《韦志俊投诚并水师会剿攻克池州片》，咸丰九年十一月初五日，《清镇档》，第二十一册。
- 曾国藩致杨载福、彭玉麟，咸丰九年十一月初二日，《曾国藩全集》，第二十三册。
- 和春，《韦志俊投诚并水师会剿攻克池州片》，咸丰九年十一月初五日，《清镇档》，第二十一册。
- 《和州咸同间兵事》，《直隶和州志》（光绪二十七年）。
- 此时江北大营总司令德兴阿已被咸丰革职，江北大营余部并入江南大营，由和春指挥，故而此处有“江北官兵”之说。
- 咸丰九年九月初一日胜保奏，《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六十七。
- 详见正文上篇第一节之“二郎河会战”以及“三河会战对湘军战略的影响”。
- 胜保，《请拨重兵兼顾北路或令张国梁赴六合协剿片》，咸丰九年六月十一日，《清镇档》，第二十一册。
- 曾国藩致杨载福，咸丰九年十月初十日，《曾国藩全集》，第二十三册。
- 《太平天国韦昌辉家简谱》，转引自徐川一、崔之清，《<太平天国韦昌辉家简谱>考略》，《青海社会科学》，1982年第02期。
- 《幼主封杨善庆等爵诏》，庚申十年九月十三日，《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三册。
- 曾国藩致胡林翼，咸丰九年十月初九日，《曾国藩全集》，第二十三册。
- 截止到韦志俊投降时，清方探报中并无韦与洪秀全和二杨存在矛盾的记录，曾国藩不了解天国详情，他能想到的同时包括这些人的血仇只能是人尽皆知的天京事变。
- 曾国藩致胡林翼，咸丰九年十月初八日，《曾国藩全集》，第二十三册。
- 曾国藩致王必达，咸丰九年九月十二日，《曾国藩全集》，第二十三册。
- 胡林翼致杨载福，咸丰九年十二月三十日，《胡林翼集》，第二册。
- 和春，《截击六合天长股众并水陆攻毁鸦山营垒折》，咸丰九年八月初九日，《清镇档》，第二十一册。
- 胜保、翁同书，《东剿天长西攻怀远获胜情形折》，咸丰九年五月二十五日，《清镇档》，第二十一册。
- 《江浦咸丰三年以来兵事月日》，《江浦埤乘》（光绪十七年），《太平天国史料汇编》，第十四册。
- 胜保，《粤股围逼滁来官军连日出击获胜情形折》，咸丰九年六月二十七日，《清镇档》，第二十一册。
- 胜保，《韦志俊南窜及陈玉成仍踞皖北片》，咸丰九年七月初二日，《清镇档》，第二十一册。
- 详见上篇第三节之“二破江南大营的前奏：六合、浦口解围战”。
- 《洪仁政供词》（席宝田军营），《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二册。
- 《洪仁政供词》（南昌府），《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二册。
- 《洪仁政供词》（江西巡抚衙门），《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二册。
- 曾国藩致杨载福，同治二年六月十六日。
- 《韦志俊墓碑》，转引自徐川一、崔之清，《<太平天国韦昌辉家简谱>考略》，《青海社会科学》，1982年第0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