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三

一、引言

李秀成称，1860年9月下旬，洪秀全命令他扫北，但他不愿扫北，强行抗命。“天王严诏颁到，命我(赴)上由[游]，推[催]我领军而去扫北去……虽回如是，主本不从，我强为而止……举兵由稣[苏]动身到京，将耒情启奏，不欲扫北。”

“不欲扫北”文段是《李秀成自述》留下的最大谜团。众所周知，1860年太平军拟定先东后西战略，在东征苏浙后发动西征战略，李秀成是西征战略参加者。可是李秀成写完东征后，却在没有任何铺垫的情况下，突兀地说洪秀全要他扫北，且没有解释扫北具体内容。那么这个扫北究竟是何意义？为什么洪秀全会突然放弃西征，要李秀成扫北呢？

从民国开始，郭廷以、简又文等多名学者试图解出李秀成的“扫北”是为何意。很遗憾，他们的思路都以“李秀成说的是真话”为前提，因此他们的论证只能是找各种支离破碎的证据附会“扫北”。罗尔纲批注《李秀成自述》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案李秀成这一役出师江西、湖北，乃是当时太平天国攻克苏、常后，下一步的军事大行动，是经过天王决定，奉天王之命而行的。李秀成此处所说‘逆主之命，信友之情’的话，不是事实，而是有所为而说的。另详考证中。”^[1]

我非常佩服罗尔纲先生对史实的敏锐度，虽然他最终没有发表“另详考证中”的内容，但我毫不怀疑他已经看穿了李秀成的逻辑。我认为，要想解出“不欲扫北”真正含义，就得和罗尔纲先生一样保持怀疑态度，不被李秀成的言辞蒙蔽、继而掉进他故意给后世挖的陷阱。换言之，我们决不能一上来就默认李秀成说的是真话。比起强行找史料附会李秀成的言论，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分析李秀成的话是否符合1860年史事。如果不符合，我们要进一步分析差异背后的逻辑和动机——他是不小心说错了呢？还是出于某个动机故意撒谎呢？

在展开论证前，我先给出我的结论。

《李秀成自述》记录的1860年“不欲扫北”不是事实，而是对1863年“进北攻南”前后一系列事件的移花接木，即李秀成以“进北攻南”为蓝本，故意编造1860年他“不欲扫北”的假象，从而隐去1860年太平军西征真事。李秀成之所以费大力气撒谎，是因为对1860至1861年西征期间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懊悔。他不希望后世知道他的消极怠战间接导致西征失败、安庆失守、陈玉成死亡，只希望后世记住他和陈是亲密战友。

二、“不欲扫北”文段

（一）原文

以下为《李秀成自述》记录的“不欲扫北”文段。

(自)解嘉郡围之后，回省正是八月中旬，天王严诏颁到，命我(赴)上由[游]，推[催]我领军而去扫北去。那时亦无良计，正逢有江西德安县以及随州、义宁、武宁、大冶、兴郭、池[蕲]水、池[蕲]州、武昌、江夏、金牛、宝[保]安、甫祈[蒲圻]、加[嘉]鱼、通山、通城等处，有起义头四十余名具禀差使到苏，恭呈降諘[表]投军。（此等名姓，日久未及记订，恳免追。）是以将此情由，具本奏复，云我招集此等之人数十万，再行遵诏扫北等回。虽回如是，主本不从，我强为而止。当即派军选将而行，将稣[苏]省军民之务交与陈坤书接任，军民安妥，一一交清。举兵由稣[苏]动身到京，将耒情启奏，不欲扫北。我主义怒，责伐[罚]难堪。此时亦无法处，管主从与不从，我在稣[苏]肯应江西、湖北肯降之义民，应肯前往接应，故而逆主之命，信友之情，从[出]师而上江西、湖北。
在京时，当与合朝文武在我府会集，声言：众位王兄王弟，凡有金艮[银]，概行要买多米粮，切勿存留艮[银]两，买粮为首切等叙云云。今收得稣[苏]常，下无再困，上困而耒，利害难当。前困是六困，乃和张之帅[师]，七困定是曾帅，利害而耒，此军有中堂之善算院[愿]为，统下将言之用命，南军能受苦坚心。此军常胜，未见败过，若耒困者必严。若皖省可保，尚未为忧；如(皖)省不固，京城不保，各速买粮。我奏主亦然如是。主责我曰：“尔怕死，朕天生真命主，不用兵而定太平一统！”我尚有何言也！无言退步，自叹言曰：“教蒙得恩林绍璋李春发首坚江东门、羽[雨]花台营寨为首，各要买粮。我这出京，四百余日，方见我信。”合城文武遵我之言，果买米粮。那时洪姓出令：“某欲买粮者，非我洪之票不能。”要票出京者，亦要艮[银]买方得票行，无钱不能发票也；得票买粮回者重税，是以各不肯买粮入京。固[故]积今日之患，国破实洪姓之自害此也。此事不提。
当即行军，扯由太平芜湖繁昌而进。上石台[埭]，到移[黟]县，偶[遇]鲍军会战，头一日我军取胜。次日鲍军取胜，杀我官军数百余人。（此由洋岔[羊栈]岭过，是欲由移[黟]县出休宁县，因与鲍军战败，其兵屯移[黟]县，中堂大军重屯祈[祁]门。此处俱是山高路小，一塞不能别行。我非是欲争此处，实上湖北招兵，因湖北等县起义之人约我前去，不失其信而图此处也。）

（二）“扫北”字面意思

在清太战争文献中，“北”字有两个常见含义，既可以指纬度上的北方，也可以指大江大河北岸。《李秀成自述》中两种用法都有。举两个例子，“东王令李开芳、林风祥扫北败亡之大误”的“北”指纬度上的北方，而“自过北之后，大江两隔不通”的“北”指长江北岸。为了判断李秀成的“北”字是哪种用法，就需要结合上下文。李秀成关于“扫北”的全句是洪秀全“命我(赴)上由[游]，推[催]我领军而去扫北去”。换言之，这个扫北是有限定的，李秀成的意思是洪秀全叫他去上由扫北。

罗尔纲、简又文、郭廷以都认为“上由”是“上游”通假，本着实事求是原则，我用谷歌图书检索19世纪晚清文献，的确未看到把“上由”当成单词的用法，除非是一种例外——当“上由”通“上游”时。“六塔河乃宋时大河所决，故道今在。县东南境之黄龙潭以下始有河形，上由[游]漫窪受猪龙河沥水。”^[2]同样地，“下由”也不是一个单词，但晚清文献也存在“下由”通“下游”的例外。“大江口：水东直上至虎皮溪上，与辰邑分界，下由[游]沿钓嵓至土地坳，与辰邑分界。”^[3]李秀成文化水平不高，他的“上由”不会是非常生僻的用法，他也不会生造一个本不存在的词。同时期陈玉成书信亦有“带兵下游”^[4]“接兄上游”^[5]表述，和李秀成笔下的“命我上由[游]”结构一致。由此可知，罗尔纲等人的看法是正确的，李秀成把“游”写成了“由”，他想表达洪秀全“命令我去上游扫北”。

李秀成没有写明洪秀全让他去哪一条河上游，可见他认为不必解释，曾国藩自然明了。那么这个上游只能是长江上游。多年来湘军和太平军一直在长江流域拉锯，志在争夺长江制江权，再无第二条河如此深切地关系两军战事。^[6][7]李秀成的长江上游在哪呢？按“不欲扫北”文段字面意思，他接到洪秀全诏书时身在苏州，“回(苏)省正是八月中旬，天王严诏颁到”。^[1]苏州的长江上游是天京与安徽。李秀成自己也视苏常为下，视安徽为上。“今收得稣[苏]常，下无再困，上困而耒，利害难当……若皖省可保，尚未为忧；如(皖)省不固，京城不保。”另如前所述，“北”字常见意义之一是大江大河北岸。结合上下文可知，“天王严诏颁到，命我(赴)上由[游]，推[催]我领军而去扫北去”的字面意思是“洪秀全命令李秀成去长江以北的天京江北、安徽皖北作战”。

三、“扫北”是假，“西征”是真

让我们跳出《李秀成自述》文本本身，从全局角度纵览1860年史事，以确认李秀成所述是否符合1860年史实。只要这样做了，我们立刻就会发现“不欲扫北”文段与1860年史事存在多处重大冲突，其中最明显的是“扫北”和西征的冲突。分述如下。

（一）1860年洪秀全没有调李秀成“扫北”

1.1860年李秀成负责西征战略南岸部署，不负责北岸

如正文所述，1860年5月，太平军高层在天京会议，决定先东征苏常，再南北并举，西征上游。东征苏常成功之后，太平军的战略有且只有一个，就是西征上游。很多论著对西征战略理解过于简单，以为只有两篇《洪仁玕自述》和巴夏礼黄州报告记载了西征战略。但只要通览1860至1861年文献，就会发现各方史料相互补充印衬，构成完整证据链，并指向西征这个唯一性结论，任何主张太平军存在其他战略的观点都无法得到如此丰沛的史料支持。由于本文只讨论1860年是否存在“扫北”，故而只整理了1860年相关事件和史料，用于阐述1860年太平军始终坚持西征，详见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1860年5月，太平军决定南北两路西征，陈玉成负责长江北岸，二李与杨辅清负责长江南岸。从7月宁国攻城战开始，太平军着手推进西征，在南岸皖南战区和北岸皖北战区发起大量攻势，9月底杨辅清攻克南岸宁国、陈玉成在北岸定远大败袁甲三，10月初李世贤攻克南岸徽州，最终李秀成也从天京出发，向皖南、江西进军。这些机动和战事都没有偏离5月定下的南北两路西征战略范畴。即使陈玉成派遣分队在南岸协助李世贤，陈的主攻战场仍是北岸。既然1860年、特别是1860年9月间，陈玉成、杨辅清、李世贤都在执行西征战略既定部署，没有理由认为9月时洪秀全会突然把李秀成的主攻战场从南岸改成北岸。此外9月时南岸是西征重点战场，杨辅清、李世贤都在皖南作战，连主攻北岸的陈玉成都派队支援皖南战事，洪秀全就更不可能调本在南岸的李秀成去北岸了。

值得一提的是，1860年间存在一些李秀成负责北岸的假证据，分述如下。

1860年7月，曾国荃致信彭玉麟，说他收到翁同书情报，情报称李秀成将在长江北岸机动。“顷阅湖北抚标营务处转奉翁中丞咨行贼报，有伪忠王李寿[秀]成，纠合大股，由六安窜英山而救怀桐，等语。查狗逆前与皖贼之信，即有分股由六合上犯之意，此自属意中事。”^[8]据7月1日翁同书奏折，5月29日皖北绿营抓获一名太平军奸细，奸细身上带有太平天国文书，其中一封提到李秀成派吴如孝、吴定彩救援定远，并打算占领苏杭常镇。“四月初九日，盘获奸细一名，搜出送定远伪文七件……臣查阅伪文，称伪忠王李秀成派吴如孝、吴定彩二贼救援定远……文内称欲据有苏杭常镇。”^[9]从时间和内容看，翁同书截获的是5月13日李秀成致康玉吉和张乐行书信。李秀成原文称：“窃思京都地临大江南北，原有金城汤池之固，然必铲平南方妖穴，方可永奠磐石之安。故今拟定指日率师下扫苏杭常镇，冀图开疆拓土而寰宇肃清……是以特命平西主将吴定彩、前军主将吴如孝两弟统师前来凤阳往援，以修旧好。”^[10][11]另据同时期陈玉成书信，吴如孝的任务不止救援定远，他还要执行西征战略北岸部署，取道定远、六安、霍山等地西征湖北，而李秀成的任务是执行西征战略南岸部署。“派贼目杨辅青[清]、李世贤、李寿[秀]成等直取苏常，再攻徽浙，以窜江西；又拟派贼目吴如孝、张乐行由定远、寿颍六霍以窜湖北，两路大举。”^[12]综合这些材料可知，翁同书所谓的“有伪忠王李寿[秀]成，纠合大股，由六安窜英山而救怀桐”是误判，原因是翁同书获得的情报不完整。除了5月13日李秀成致康玉吉和张乐行书信，翁同书搜获的“伪文七件”应当包括其他记录吴如孝将执行西征战略北岸的文件，但不包括载明西征战略南岸部署的文件。翁同书只知道李秀成派吴如孝救援定远、吴如孝将在北岸西征，便误以为李秀成也将在北岸西征。

11月16日，曾国藩奏称：“又搜获伪文，逆首陈玉成纠合李寿[秀]成各贼，由北岸庐六一带上犯；杨雄[辅]青、李世贤各贼，由南岸徽池一带上犯，急救安庆之围，计甚凶狡。”^[13]看起来好像曾国藩截获天国文书，得知李秀成负责西征战略北岸部署，但是这份奏折没有抄录截获的文书。据曾国藩日记，可知10月30日他收到了曾国荃截获的陈玉成书信，但这封书信明确说李秀成负责西征战略南岸部署。“接九弟信，知贼目四眼狗由六安州至霍山。贼目李寿[秀]成、杨雄清将由池州上犯东、建等处，贼目李世贤将由徽州窜江西、浙江。各路悍贼纷集，皆以谋解安庆之围云云。竟夕不寐。”^[14]此外胡林翼以湖北为大本营，十分重视长江北岸军情，如果陈玉成原文提到调李秀成去北岸，曾国藩肯定会告诉胡林翼。但是曾国藩向胡林翼转告这封信的内容时，却只说陈玉成在北岸，只字不提李秀成。“伍令疑四眼狗尚在无为州，舍弟寄安庆所获伪文，则狗逆已由六安窥霍山矣。”^[15]显然曾国藩奏折有误，错记李秀成在北岸。

2.洪秀全从未派李秀成北伐中原

我在前文论证了“扫北”字面意思是“洪秀全命令李秀成去长江以北的天京江北、安徽皖北作战”，但是自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以来，不断有论著把“北”解释成纬度上的北方，继而把“扫北”解释成“洪秀全命令李秀成北伐中原”。

北伐中原和西征长江上游是冲突的。如果要证明“扫北”是北伐中原，我们至少需要推翻西征战略中涉及李秀成的部分，并论证1860年洪秀全的确制定了北伐战略。如前文表格，我列了大约30份史料，用以证明1860年太平军制定并执行南北并举的西征战略，陈、二李和杨都没有偏离自己的既定任务。那么“北伐说”有多少证据支持呢？零。

（1）北伐从未见于原始史料记载

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太平天国、清朝或西方原始史料提到1860年太平军拟定了北伐计划。所有认为当时太平军有北伐计划的史料，都可以上溯到《李秀成自述》。如李圭《金陵兵事汇略》（1887年刻印）记载：“时洪逆图并北方，出伪诏令忠贼往窜上游。”这显然就是对“命我(赴)上由[游]，推[催]我领军而去扫北去”的拙劣改写。更重要的是，1860年太平军机动和战事几乎都是围绕长江流域展开，天京江北战区只有少量牵制性战事。简言之，没有任何原始史料提到1860年太平军有北伐战略，当年太平军主力也不曾向中原进军，与此同时，大量原始史料证明1860年太平军制定并执行西征战略，当年太平军主力分布在长江南北两岸，向西线上游进军。敢问这个问题还有任何论证必要吗？有没有一种可能，北伐从一开始就不存在？“北伐说”不是早该被彻底扫进故纸堆了吗？

（2）北伐是清廷的错误想象

如正文所述，太平军东征后，咸丰害怕太平军会乘胜北伐。咸丰最在乎的当然是自己的安危，北京位于东部，从咸丰立场出发，他很容易联想到太平军会从东部沿海的江苏省一路北上。东征中太平军又多次进攻镇江，镇江对岸就是扬州，扬州又是1853年林凤祥、李开芳北伐的起点。咸丰自然担心太平军控扼苏州、镇江等南岸城市后会渡过长江，攻占扬州等苏北重镇，继而北伐中原。于是乎，和春江南大营崩溃后，咸丰立刻调兵增援江北战区，如多次催胡林翼派都兴阿率湘军援扬州。

不论咸丰多么害怕太平军北伐，咸丰的想法只能代表清廷的想法，不代表太平军真的打算北伐。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都认为北伐只是清廷的错误想象。“恐贼志不在北窜，而在苏常也。”^[16]“粤匪无北窜之势，其必北窜，捻匪在淮以北，尚在袁午帅之北路、后路，此地势之可疑者一也。”^[17]“观镇江之尚存，而湖州、宁国有贼，是贼之不北窜而南趋可想。与贼为难者，独有楚军。逆之诡谋，必将乘湘、鄂之仓皇而逞其毒。是制此贼，必取远势，而不能图速效可知。”^[18]另如前所述，1860年太平军主力一直分布在长江南北两岸，向西线上游进军，太平军根本就没有往苏北方向布置重兵。即使1860年10月太平军最大地方实力派李秀成进攻镇江，也不能证明他想自镇江北上。一方面，李秀成在镇江只待了不到一周，迅速撤围南下皖南；另一方面，夺取镇江是东征战略未完成目标之一。“故今拟定指日率师下扫苏杭常镇，冀图开疆拓土而寰宇肃清。”^[19][20]李秀成在镇江短暂停留后迅速南下皖南，执行西征战略部署。因此镇江插曲只能证明李试图在西征前完成东征遗留任务，并不能证明李有北伐中原意图。从头到尾，北伐只是咸丰和清廷的错误想象，太平军始终在长江流域与湘军鏖战，不曾向北方派遣重兵。

（3）“北伐说”不符合1860年通讯水平

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认为，洪秀全受第二次鸦片战争影响，决定北伐。“天王严诏颁到，命李秀成赴上游，北图中原，似欲乘英法军进攻北京之机”。简又文等所有“北伐说”论者都继承了郭廷以的观点，认为英法联军攻陷北京一事鼓舞了洪秀全，于是他决定暂停西征，改调李秀成北伐。1860年8月24日，英法联军占领天津，僧格林沁退守通州。9月18日，英法联军占领通州。9月21日，英法联军在八里桥大败僧格林沁，咸丰得知战败后，仓皇逃出北京。10月初，英法联军进入北京，火烧圆明园。表面看来，英法联军的成功的确可能促使洪秀全在9月间改变主意，调李秀成北伐。

“北伐说”论者或许是习惯于电报、电话、电子邮件等近现代通讯设施，完全忘了1860年通讯水平！从南方清朝官员记录看，他们和北京存在20天左右的情报时间差，直到10月中旬方得知僧格林沁大败、北京危急。约在9月17日，英山的胡林翼得知英法联军占领天津、僧格林沁退守通州，并转告皖南的曾国藩。^[21][22][23]（此时英法联军即将攻克通州。）9月底，皖南的邵亭豫才知道僧格林沁从天津撤到通州。“海氛甚急，僧邸天津退扼通州。”^[24][25]（此时英法联军已占领通州，并在八里桥大败僧格林沁。）10月9日，曾国藩收到廷寄，得知英法联军逼近通州。^[26]（此时英法联军已攻入北京。）10月10日，曾国藩才收到咸丰要他北上勤王的上谕，得知八里桥惨败。^[27]11月初，胡林翼才得知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并火烧圆明园。^[28]

李秀成说庚申十年“八月中旬”洪秀全下诏书要他扫北。天历庚申十年八月中旬对应公历1860年9月下旬，一定早于曾国藩、胡林翼、邵亭豫获知北京情报的时间。然而曾胡邵三人都是清朝官僚，位于清朝通讯系统内，他们获取北方战况要比洪秀全方便得多，洪秀全不可能抢在他们前面得知八里桥大败并决定北伐。“北伐说”论者可能要说：“1860年上半年英法联军侵略山东，威胁北京，这已经可以促使洪秀全决定北伐，洪秀全不需要等到八里桥会战后才决策。”事实上，从1857年开始，英法联军断续和清军有过一些战事（如侵略广州、两次大沽口之战），但这些战事都没有影响太平军战略决策。即使1860年上半年英法联军侵略山东，太平军也没有跟着他们向北用兵，反倒东征苏浙。原因很简单，太平军并不是一看英法联军有什么风吹草动就赶紧跟上，而是评估全局形势并制定战略。除非全局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他们不会改变既定战略。从太平军视角出发，直到9月21日僧格林沁在八里桥大败，北方形势才发生了重大改变（八里桥会战前，清军虽一路撤退，但主力未受重创）。除此之外，从情报收集到作出决策需要时间，何况从西征改到北伐还是战略方向大改变。洪秀全即使想改也得花时间和地方实力派沟通商议，不可能说改就改。换言之，如果洪秀全真是在9月下旬就受英法联军鼓舞，决定派李秀成北伐，那么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洪秀全真的是上帝儿子，他开了天眼，僧格林沁刚打败仗，洪秀全就知道了！

“北伐说”论者可能又要说：“确实，洪秀全不可能在9月就决定北伐。但是直到11月底，李秀成才出京执行西征。大约洪秀全在10月或11月命令李秀成北伐，李记错了时间。”然而如前文表格所述，10月至11月，太平军一直在推进西征战略。10月底曾国荃截获的陈玉成与陈时永书信明确提到太平军正在执行西征战略。“接九弟信，知贼目四眼狗由六安州至霍山。贼目李寿成、杨雄清将由池州上犯东、建等处，贼目李世贤将由徽州窜江西、浙江。各路悍贼纷集，皆以谋解安庆之围云云。竟夕不寐。”^[29]“观安庆所获狗逆伪文，则九、十两月皖北、皖南俱有大仗开。”^[30]11月13日，容闳在丹阳也得知陈玉成、李秀成正在执行西征战略。“他（陈某）说，忠王和英王正在沿长江上行，以图占领湖北。”^[31]这一系列史事在时间上是连续的，在逻辑上是顺畅的，这其中哪有洪秀全改西征为北伐的余地？我再问一遍“北伐说”论者，你们能拿出哪怕一条记载1860年太平军拟定北伐战略的原始史料吗？

（4）“北伐说”论者附会、编造的证据

“北伐说”论者、特别是郭廷以自己也知道北伐没有证据，他们只能凭借丰富想象力，把一些边角史料附会成北伐证据，或者干脆编造证据。“北伐说”论者附会、编造的证据分述如下。

① 张林案

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称，1860年陈玉成打算北伐中原，派张林等人往北探听消息，约期举事，但张林被拿获，大事未成。郭廷以据此认为1860年太平军存在北伐战略，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毫不意外地继承了这个说法。

约在1861年、1862年之交，胜保营中五品把总张林被长清团练抓捕，原因是身上带着太平天国封条。张林供称，1860年陈玉成打算北伐，派他和同党北上招兵，分给他们每人封条二纸，并在太阳穴烙印为记。“十年不记月日，四眼狗起意北窜，因不知虚实，派伊与吴天祥等十余人赴北路探听消息，勾结内应。四眼狗分给每人太平天国封条二纸，并各烙疤痕一个，伊烙太阳穴为记，与吴天祥分路走散。闻吴天祥、朱魁现在威县开设饭铺，伊与刘和荣一起北上。至直隶不知县名地方，与素识滋阳县人刘先春会遇，告知情由，央允招人。伊又忆及先与肥城广里庄人郭耀宗交好，于十一月间与刘和荣至郭耀宗家居住，又与郭继标、郭继杭相识，说明来意，央令招人，约俟来年正月五日起事，先令刘和荣回巢送信。讵料人未招得，即被访获等情。”^[32]

咋看之下，张林案的确能证明陈玉成打算北伐，但是山东巡抚谭廷襄提审张林后，却发现封条是1854年太平军某位水营军帅的物品。张林也翻供了，他说自己实为北上招勇，封条是1854年郭家人捡的林李北伐军遗物，郭家人拿给他看，而他为了要挟对方收走封条，以至于被误认为奸细。“又谕。谭廷襄奏，拿获奸细供词。核与原审不符。据实密陈一折。据称奸细张林摉有粤逆伪印封条。该犯初审，自认为陈玉城赴北路探听句结。兹复供称系宛平县刘家村人，曾在原任湖广总督裕泰家照料杂务。九年四月，曾赴天津，见过长启。十年二月，跟随工部主事戴希灏赴胜保军营。上年十月，因胜保军营候补道齐世禧差赴山东省城送信，被长清团练拿获。其伪印封条，系郭宗玖给与观看，伊即留存，以为挟制地步各等语……至张林所带封条，系属甲寅，则非上年陈玉城所给可知。若上年陈玉城所给。则伪衔不应止称水营中一军帅，似其所供郭宗玖给看各情。”^[33]最终清廷承认张林案实为乌龙案。“经谭廷襄派员审讯、先后奏闻，当经谕令将前后互异各情，严切根究。兹据该抚奏称，讯明章林即张林，系五品顶带把总，与素日交好之府经历衔张育藻即张玉藻、劝伊招勇以图保举。伊遂向素识之肥城县人郭耀宗家，属为招勇。所带伪印封条，系郭继标之已故姊夫李子英于咸丰四年贼扰时所拾，藏于郭继标家，郭继标给与张林观看。时张林欲藉此以挟制招勇，遂将封条与木刻名戳一并收藏腰带内，致被盘获，其封条确非陈逆所给。惟张林藉募勇希图保举，未免不安本分，应革去五品顶带把总职衔。”^[34]

显而易见，张林和太平天国毫无关系，张林案实是清朝官吏屈打成招产物。当然也存在一种可能，即张林靠胜保的帮助巧妙地骗过清廷（张林供称他是受胜保营中的齐世禧派遣，而胜保有袒护反贼的前科），但这种可能性可以忽略不计，原因如下。第一，张林最初供出吴天祥、朱魁、郭继标等人，但清方档案只说张林身上有封条，并无人奏报这些所谓同党身上也有隶属太平天国的证据，如官印、凭条、书信等。第二，这些所谓同党的供述差异很大，不像同谋起事。“其在威县开设饭铺之吴天祥，亦经胜保饬拿讯问，与章林原供不符，俟得确情再行咨会。复经臣将胜保来咨行司督府严讯，并将函述各供情一并密饬隔别研鞫，务得确情，以凭奏办。嗣据禀报，已将郭继标、郭继杭、郭耀宗三名饬拿到案，供亦不符，必须逐细推求，以昭窍实。”^[32]第三，谭廷襄和清廷没理由放过张林。如果确实发现了张林是奸细的证据（例如张林携带的封条落款日期是庚申十年，张林同党身上发现了太平天国封条或官印），谭廷襄和清廷没必要给张林翻案。

郭廷以之所以犯错，是因为他只看了《钦定剿平粤匪方略》，而《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只收录了谭廷襄最初奏报张林供词的奏折，没有收录后续一系列为张林平反的奏折和上谕。简又文是最热衷于北伐的太平天国学者，想当然地认为只要太平军全军北伐就能推翻清朝。当简又文看到郭廷以记录的张林案时，他便立刻照单全收，并感叹“英王少有大志”。很遗憾，陈玉成执着于西征，并没有简又文期待的大志。

② 《诛妖檄文》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认为北伐计划拟定人是洪仁玕，但洪仁玕从未提过1860年有北伐，反而多次提及西征和对西征失败的遗憾。网友陶短房写作《可怜画饼误耕耘》时继承简又文的观点，努力证明1860年洪仁玕想北伐，甚至把洪仁玕《诛妖檄文》都搬出来了。“甚至到了一年后的辛酉十一年秋，干王还在咸丰病故不久发布檄文，拟乘虚扫北‘伐丧’，进取北京，按檄文中提到天历‘七月十有六日’咸丰病故，而同月廿五日安庆即告陷落，干王此时作此奇文，不啻痴人说梦，但这篇檄文却从另一方面证实，忠王所言天王令他扫北当是实情，而他之南下江西，反倒是违背天王旨意的行动，”

我先问读者一个简单的问题，檄文是什么东西？大部分军事论著会把《讨曹操檄》《讨武曌檄》《七大恨》这类檄文当战略规划吗？陶先生自诩擅长古文，竟作把檄文当做战略规划的奇论，他当真不懂“檄文”两字是什么意思吗？故意不小心的吧。

回到《诛妖檄文》本身，它和其他檄文一样，就是批判敌人无道、鼓舞己方士气的官方宣传文件，根本不是什么战略规划。我选录《诛妖檄文》部分内容，读者一看便知它是什么性质的文件。“值兹咸丰妖首于七月十有六日已经丧亡，所立妖崽今尚未满五岁，行见权奸得志，祸变寻生，余烬虽存，不久自灰灭矣。大丈夫原不欺寡妇孤儿，本军师岂肯幸灾乐祸？但中年天折，即是天命既讫之征；智士趋时，必在取乱侮亡之会。况削尔父母毛发，毁我往古冠裳，兵柄尽属满洲，大权尽归妖总。以渔课化为花粉，每年定例八百万两，胡梓里之长白山每年亦定收八百余万，既盗我邦之珍宝，又毒我国之身灵。年耗五千万银之鸦片烟，历教十八省人之拜妖佛，事事坏我纲常，条条制我族类。此文天祥、谢枋得所以死不事元，瞿式耜、史可法所以誓不事奴也。倘不乘此妖亡孽立之秋，天夺人弃之候，为中华雪数百年未雪之耻，为祖父复数百年未复之仇，则将来中华之自罹奇祸，屈而莫伸者，不堪为后人述矣……加以咸丰么么小子，博奕酗酒，取之尽锱铢，挥之如泥沙。元明园其醉乡也，设男院其渔色也。今则园已灰烬，身堕地狱，遗数龄之余孽，难继妖传，胁强支之妖宗，定移妖位，吾知智者无能用其谋，勇者无能用其力也。乃我中土华人易不乘时雪忿，勿为妖惑自縻？正可乘势顶天，无愧英雄立世。奋臂则宇宙从风，号召则四海相应，将见普天率土，仍是文物华人，省郡州县，依然堂皇国号。所望尔等认天识主，弃暗投明，助灭残妖，共佐天朝事业；奋兴有志，共成后日功名。或献城池，或输粮饷，或投军效用，或率众来降，或起义师合兵北伐，或擒妖首进献天都，本军师无不破格奏赏，锡爵酬勋。尔等旗常纪绩，竹帛垂名，荫子封妻，自有后来真福；官高爵显，同沾开国荣光。倘其执迷不醒，仍作妖呱黑之仆从，坐昧先几，甘为死鞑徇之守墓，不日天兵所到，捷如摧枯，王威所临，势如破竹，纵免玉石之俱焚，难免斧钺之惊悚。”^[35]

题外话，早在1852年，杨秀清、萧朝贵就在《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中大呼：“有能擒狗鞑子咸丰来献者，或能斩其首级来投者，又有能擒斩一切满洲胡人头目者，奏封大官，决不食言。”^[36]按照陶先生“檄文内容也是战略规划”的逻辑，我们可以用《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论证尚在广西、湖南一带的杨萧想进北京绑架咸丰，这个战略规划可真是惊人呐！

③ 容闳来访

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称，1860年容闳到天京，建议洪秀全北伐。我不清楚郭廷以从哪本破书里抄来这段，但反正容闳写过回忆录“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中译本叫《西学东渐记》）。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找这本书，翻到第十章“My Visit to the Taipings（我对太平军的访问）”，从头到尾看完容闳记录的他在太平军中经历，然后你就会发现他一个字都没提北伐。

④ 网友陶短房编造的其他证据

陶先生太想证明1860年存在北伐了，甚至在《可怜画饼误耕耘》里瞎编了。“笔者认为，庚申十年下半年，天王、干王的确并没有太把安庆的威胁放在心上，而更关注北方的局势变化——当时英法攻占北京，咸丰北逃热河，一病不起，这些消息，常和洋人打交道的天王、干王是知道并且感到惊喜的，从洋人巴夏礼、雅龄、富礼赐等的记载看，当时天京城内常常公开张贴英法攻打清军获胜的战报，并在战报末尾写着‘杀尽妖魔’等天国特有的术语，从天王、干王、忠王到侯裕田、李鸿钊等一般将领，都以为洋人‘既系同教，宜切同胞’，一度对他们攻克广州、北京欢欣不已，幻想利用这一良机推翻清朝，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派忠王‘扫北’的念头，并不足奇，事实上，不但忠王，英王的大军也在很长时间内被置于里下河到滁州的闲地，不断做着打开北路通道的尝试，而当时由于捻军和幅党、长枪会等声势犹盛，北翼事实上是天京周围敌情最不急迫的一个方向，置大军于此，只能是出于攻势行动的准备需要。”

加粗部分全是陶先生的编造，分析与反驳如下。

陶先生：“从洋人巴夏礼、雅龄、富礼赐等的记载看，当时天京城内常常公开张贴英法攻打清军获胜的战报，并在战报末尾写着“杀尽妖魔”等天国特有的术语。”

只有富礼赐一人记过此事。“在一堵墙上，我发现贴有一篇关于往年英、法军队攻打天津获胜的报道，其末尾有天朝常用的词句‘杀尽妖魔’字样。”^[37]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记录了。所以说，按照陶先生的逻辑，富礼赐一人记录等于“巴夏礼、雅龄、富礼赐等的记载”，富礼赐一次记录等于“天京城内常常公开张贴”。我为了论证西征存在，只要列出确实和西征相关的史料就好了，而陶先生这类“北伐说”论者根本找不到支持北伐的史料，只好退而求其次。“只要我找到一个能凑上边的史料，就代表有一百个史料支持北伐了！”

陶先生：“从天王、干王、忠王到侯裕田、李鸿钊等一般将领，都以为洋人‘既系同教，宜切同胞’，一度对他们攻克广州、北京欢欣不已，幻想利用这一良机推翻清朝。”

还请陶先生拿出记载洪秀全、洪仁玕、李秀成、侯裕田、李鸿钊为英法联军“攻克广州、北京欢欣不已，幻想利用这一良机推翻清朝”的文献。如果真有文献记载了这些人的上述言论，为什么陶先生不敢引用呢？为什么他只敢引一句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既系同教，宜切同胞”呢？直接承认“我拿不出史料，但我想他们一定是这样做的”，不就完了嘛。

陶先生：“英王的大军也在很长时间内被置于里下河到滁州的闲地，不断做着打开北路通道的尝试。”

1859年3月薛之元投降，献出天京北岸的江浦，又帮助清军夺取浦口；陈玉成回师解天京围，先后在六合、浦口大败李若珠和周天培；1860年初，陈玉成返回安庆战区，发动小池驿会战，被多隆阿击败，退回庐州休整；1860年5月至7月，陈玉成参加二破江南大营和东征苏浙；1860年7月底，陈玉成开始推进西征。看来陶先生所谓的“英王的大军也在很长时间内被置于里下河到滁州的闲地”指的是1859年陈玉成长期在江北机动。可是陶先生，当时天京对岸的浦口和江浦都失守了，李秀成夺回浦口后在江北苦苦支撑，抵御江南大营围攻，洪秀全遂调陈玉成帮助李秀成解浦口围，这些事您应该比我更熟吧？虽然李秀成在自述里大肆抱怨他在天京北岸的浦口多么艰难，但“北翼是天京周围敌情最不急迫的一个方向”，对吧？

（二）李秀成进入江西、湖北是执行洪秀全的命令，不存在“逆主之命”

1.“招兵说”是倒果为因

李秀成说，洪秀全逼他扫北，他不愿意，正好江西、湖北有大量义民投军，他就去江西、湖北招兵了。“那时亦无良计，正逢有江西德安县以及随州、义宁、武宁、大冶、兴郭、池[蕲]水、池[蕲]州、武昌、江夏、金牛、宝[保]安、甫祈[蒲圻]、加[嘉]鱼、通山、通城等处，有起义头四十余名具禀差使到苏，恭呈降諘[表]投军。（此等名姓，日久未及记订，恳免追。）是以将此情由，具本奏复，云我招集此等之人数十万，再行遵诏扫北等回……此时亦无法处，管主从与不从，我在稣[苏]肯应江西、湖北肯降之义民，应肯前往接应，故而逆主之命，信友之情，从[出]师而上江西、湖北。”可是如前所述，李秀成在西征中的任务就是沿长江南岸进入江西、湖北。“另发兵一支，由南进江西，发兵一支，由北进蕲黄，合取湖北。”^[38]“顷又搜获贼中陈玉成伪文，调派贼目张乐行等上犯湖北，李寿[秀]成、杨辅清等上犯江西以窜湖南，定于七、八月两路大举。果如狡计，湖北或尚可支撑，江西断难抵御。”^[39]李秀成进入江西、湖北恰恰是执行洪秀全的命令，他并没有“逆主之命”。

至于招兵，李秀成确实一路招募不少义民，但他把出征江西、湖北的原因归结为招兵则是倒果为因。李秀成行军路上经过很多州县，沿途有百姓投军很正常，招兵只是行军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江西、湖北“有起义头四十余名具禀差使到苏，恭呈降表投军”一事也缺乏佐证，很像李秀成根据事后结果倒编的事前原因，因为这个故事不符合逻辑。我们不能高估当时人的认知水平，对1860年夏间江西、湖北的百姓来说，他们很难分清太平天国到底有几个辖区几个王（清朝官员往往都分不清，何况百姓），但一定知道天京是首都。如果他们要投军，应该找最近的太平军军队（如1860年初翼殿花旗还朝，即从江西直接并入皖南太平军），或者向太平天国首都天京递表（如上海小刀会）。若是从湖北、江西出发，去苏州比去天京路途还远，百姓没有理由特地去苏州递表。另外从时在湖北的王家璧书信看，1861年春陈玉成到达北岸黄州后，南岸兴国、大治等地一些居民便去对岸投军，这正符合就近投军的逻辑。“南岸梁湖之滨，近日土匪蜂起，敝邑前月逸出之囚犯，勾结大冶土匪，共数十人，先于梁湖之东，长岭、黄土坡、保安、换绦桥等集镇劫夺，所聚渐多。初五日夜窜入大冶县城，劫狱焚局，并烧书役房屋数处，抢去旗帜多支，至晓而散。初八日分扰陆家铺、保安、白雉山下等处，金牛、黄石港各镇震动。初七日复入冶城焚烧五十余家，杀八、九人。有传匪欲奉倪公为首，不屈被执者；有传其亲勇溃散，暂遁民间者，现无确信。此匪尚踞冶城，现已聚至四五百人，其分出纠约滋扰者，每起或数人或数十人，多者百余人，声言奉有伪英王陈姓札谕，纠约兴冶匪党，图踞武冶，为黄城声援，以通省城之路。”^[40]“盘获兴国船户冯德昌、冯德邦二名，装载黄州贼匪陈明开，持有伪量天义唐贼头黄釉印文，纠约土匪云云。”^[41]可惜李秀成驻湖北期间的王家璧书信已遗失，不好确认当时投军情况。无论如何，进入江西、湖北原本就是洪秀全的命令。比起江西、湖北百姓千里迢迢跑来苏州递表、李秀成因而赶赴江西、湖北，更合理的解释是李秀成为了执行洪秀全的命令西进入江西、湖北，沿途百姓就近投军。

2.“不欲扫北”文段不符合1861年初李秀成抗命过程

李秀成的确违背过洪秀全与“北”相关的命令，但具体情形和“不欲扫北”文段写的完全不一样。1860年底至1861年初，陈玉成先后在挂车河与枞阳被湘军击败，洪秀全便改调李秀成去北岸支援陈玉成。”此间搜获伪文，亦言金陵调杨七麻、李寿成援安庆。杨本自立门户，李现在常山修城，均未必肯赴北岸。”^[42]同时期陈玉成也写信请求李秀成来北岸协助。“惟获伪文，狗已求救于李寿[秀]成，情词极为迫切。”^[43]此后李秀成继续向江西进军，没有按照洪秀全的命令去北岸，王明前便以为“不欲扫北”说的是这件事。问题在于，李秀成这次抗命发生在1861年1月，而不是庚申十年“八月中旬”（1860年9月）。更重要的是，“不欲扫北”文段写了李秀成回天京抗命，被洪秀全责罚，又提醒众人加强天京防务。“是以将此情由，具本奏复，云我招集此等之人数十万，再行遵诏扫北等回。虽回如是，主本不从，我强为而止。当即派军选将而行，将稣[苏]省军民之务交与陈坤书接任，军民安妥，一一交清。举兵由稣[苏]动身到京，将耒情启奏，不欲扫北。我主义怒，责伐[罚]难堪……在京时，当与合朝文武在我府会集。”然而1861年1月洪秀全命令李秀成去北岸后，李秀成一边抗命，一边继续从浙江前往江西，他压根就没回天京，既不可能“动身到京，将耒情启奏，不欲扫北。我主义怒，责伐[罚]难堪”，也不可能在天京忠王府“与合朝文武会集”。

李秀成这次抗命持续时间很短。因为洪秀全、陈玉成很快调整战略，又回到原有的南北两路并举，仍要求李秀成进军江西、湖北。据1861年3月22日巴夏礼访问陈玉成的报告，2月时太平军已重新回到原有的两路并举战略，李秀成仍负责执行南岸部署。“战场上共有四支叛军纵队，他本人的纵队和分别由忠王、侍王、辅王指挥的另三支纵队。这三位王预定于天历一月离开黄州^[44]，在扬子江南岸沿不同的方向进军。同时，英王本人在北岸地区推进，他们计划于天历三月在武昌会师。忠王将在江西南昌（该省省会）的南部越境而过，然后经瑞州直指洞庭湖畔的岳州，从而到达武昌西面的位置。”^[45]虽然洪秀全确实一度调李秀成去北岸，但持续时间很短，可能都不到一个月，此后李秀成在江西、湖北的进军仍符合洪秀全的指令，并不是“逆主之命”。

（三）李秀成隐瞒和陈玉成的苏州会议

“不欲扫北”文段称，1860年9月洪秀全命令李秀成“扫北”，李到天京启奏洪，不愿“扫北”，洪大怒，责罚李，李不为所动，然后出京前往江西，路经黟县，进攻羊栈岭。

如前文表格所述，直到11月下旬李秀成才出京执行西征，但是“不欲扫北”文段完全忽视时间差，直接从9月跳到11月下旬，那么被李秀成忽略的时间段里发生了什么呢？纵览各方史料，可知真实事件顺序如下：1860年9月，陈玉成到苏州与李秀成会议；10月上中旬，李秀成自苏州进军镇江，未能攻克；约在11月中旬，李秀成返回天京，与罗孝全会面；约在11月下旬，李秀成出京执行西征战略，路经黟县，进攻羊栈岭。

关于李秀成动向详情，请见正文，此处我只分析陈李苏州会议。据顾汝钰《海虞贼乱志》，咸丰十年八月初八（1860年9月22日）后不久的一天，陈玉成来苏州找李秀成，“适伪英王到苏会话”。^[46]罗孝全称，天历八月十五日（9月24日），李秀成在苏州忠王府，他和李秀成一起过了中秋。^[47]另据华翼纶《锡金团练始末记》，熊万荃称，1860年9月间，洪仁玕来苏州调停陈李关系。“八月间，伪天王弟洪军师到苏，即调停忠英二酋之误会也。”但据罗孝全记录，洪仁玕已于天历八月初一日（9月10日）左右返回天京，没有再来苏州。^[48][49]也就是说，1860年9月下旬的苏州会议只发生在陈李之间，洪仁玕没有参与。

《李秀成自述》经常写陈李会议，但是这次苏州会议却在“不欲扫北”文段中不见踪影。至于会议内容，熊万荃说是洪仁玕调停陈李在苏浙的矛盾，但陈玉成到苏州时，洪仁玕已返回天京，说明陈的来访另有目的。虽然陈李苏州会议具体内容已缺失记载，但如果我们分析当时情势，便可大致推测。如前文表格所述，1860年9月间，太平军正在执行南北并举西征战略，杨辅清、李世贤在皖南积极作战，陈玉成自己将在9月底去北岸进攻定远清军，唯独李秀成仍在东线，迟迟没有执行他的西征任务。此时此刻，陈玉成来苏州找李秀成会商，那还能是什么事呢？总不能是怕李秀成寂寞，陪他过中秋吧。

（四）“不欲扫北”文段与1860年史事的其他矛盾

1.1860年洪姓没有强索粮票

李秀成说，他回天京后提醒文武百官买粮，但因为洪姓强索粮票敛财，无人买粮回京，最终导致天京陷落。“那时洪姓出令：‘某欲买粮者，非我洪之票不能。’要票出京者，亦要艮[银]买方得票行，无钱不能发票也；得票买粮回者重税，是以各不肯买粮入京。固[故]积今日之患，国破实洪姓之自害此也。此事不提。”

洪秀全的宗亲们、特别是洪仁发和洪仁达的确祸乱朝政。但在1860年，洪姓尚未全面掌权，天京朝政没有严重崩坏。1860年有不少西方人到过天京，他们都没有提到洪姓全面掌权。从他们的记录看，1862年前，京中主事的是洪仁玕、林绍璋、蒙得恩等人，而非洪姓亲族。其实看《李秀成自述》本身，李记录的洪姓全面掌权时期也是1862年往后。按李记述，1863年12月他和洪秀全争执后，“天王深为疑忌，京中政事，具[俱]交其兄洪仁达提理。各处要紧城门要隘之处，概是洪姓发人巡查管掌”。1864年李秀成放百姓出京时，“是洪姓用广(东)之人，将男妇出城之人，将各所带金艮[银]取净，而害此穷人”。此外1863年7月李鸿章致曾国荃书信提到洪秀全迫于压力罢黜洪姓，封李秀成为军师。“昨于浒关贼馆夺获伪文书数百件，大都金陵贼馆乞苏浙解济银米，其声甚哀。内称洪逆禅位幼主，尽黜洪氏之党，封忠王为军师，留守城内，各伪王均归调遣。”^[50]这也侧面证洪姓全面掌权时期是在1862年往后。

既然1862年前掌管朝政的洪姓只有洪仁玕，那么强索粮票的洪姓是不是洪仁玕？1861年8月17日，洪仁玕告诉富礼赐天京粮食足够，不需再买，各府私买的问莫世睽就可以。“再者，售卖米粮一事。查明现下粮仓皆不用再买。至于各府各衙或私卖若干，问五天将莫世睽弟，自可明白。”^[51]洪仁玕提出不再额外购买米粮，可见他并没有靠粮票敛财的打算。假设强索粮票的洪姓是洪仁玕，那么他不可能允许各府私买，更不可能和富礼赐说不用再买，因为那样做是自断财路。

2.1860年李秀成没有预见到天京危急

1860年5月二破江南大营后，太平天国上下都被胜利冲昏头脑，谋划东征西征，并不能看出有谁预见到天京危急，李秀成却说他早早预见事态的恶化：“今收得稣[苏]常，下无再困，上困而耒，利害难当……若皖省可保，尚未为忧；如(皖)省不固，京城不保。”假设这段话是真的，那么李秀成不仅预见到了天京危急，还预见到了安庆不保后湘军顺流而下的局势非常严峻，战略眼光着实精准。

然而众所周知，李秀成热衷于经营苏浙下游，对西征上游和安庆保卫战态度消极，在安庆失守、湘军已然顺流而下之时仍然发动上海战役，这哪里是担心安庆和天京的样子？洪仁玕被俘后，批评李秀成不重视安庆战略地位，以为得了苏杭便高枕无忧。“殊忠王既抚有苏、杭两省，以为高枕无忧，不以北岸及京都为忧。故予行文晓之曰：‘自古取江山，屡先西北而后东南，盖由上而下，其势顺而易，由下而上，其势逆而难。况江之北、河之南，自称为中州鱼米之地。前数年京内所恃以无恐者，实赖有此地屏藩资益也。今弃而不顾，徒以苏杭繁华之地，一经挫折，必不能久远。今殿下云有苏浙，可以高枕无忧，此必有激之谈，谅殿下高才大智，必不出此也。夫长江者古号为长蛇。湖北为头，安省为中，而江南为尾。今湖北未得，倘安徽有失，则蛇既中折，其尾虽生不久，而殿下之言，非吾所敢共闻也。’后忠王复以‘特识高见，读之心惊神恐。但今敌无可败之势，如食果未及其时，其味必苦，后当凛遵’云云。”^[52]洪仁玕的说辞可能有夸张成分，但就李秀成实际动向而言，的确看不出1860年他有多担心天京和安庆的形势。判断一个人的真实想法，不能光看他说了什么，更要看他做了什么。1860年李秀成的实际表现无法体现他多么担心安庆和天京，此时的李秀成是说不出“若皖省可保，尚未为忧；如(皖)省不固，京城不保”这种话的。

3.1860年洪秀全没有滥封王

李秀成说，1860年他在天京忠王府召集文武百官，这些官员都已封王。“在京时，当与合朝文武在我府会集，声言：众位王兄王弟，凡有金艮[银]，概行要买多米粮，切勿存留艮[银]两，买粮为首切等叙云云。”

1860年洪秀全还没有滥封王，当时在天京的王就几个人，干王洪仁玕，赞王蒙得恩，章王林绍璋，以及幼西王幼东王，李秀成哪来那么多王兄王弟？^[53]但是从1862年往后，合朝文武确实都是大小王了。

四、“不欲扫北”是假，“进北攻南”是真

（一）“进北攻南”文段原文

1862年，曾国荃包围天京。9月至10月，李秀成回京解围，发动雨花台会战，战败。洪秀全制定“进北攻南”战略，命令李秀成去天京江北和安徽皖北作战。“进北攻南”失败后，苏州也失守。1863年12月，李秀成回京，建议洪秀全让城别走，被洪拒绝。关于这一段史事，《李秀成自述》记录如下：

那时天王一日三道差官捧诏到松江追我。诏甚严，何人敢违，不得已，将松江兵退回，未攻此郡，因严诏之逼。然后转稣[苏]州，与众将从长计议，万难周全，知曾帅之军由上而下，利在水军，我劳其[彼]逸，水道难争，(其)军常胜，其势甚雄，不欲与战，我总是解粮多多回京，将省府财物米粮火药砲火具[俱]解回京，待廿四只[个]月之后，再与其[交]战，解京围，其兵久而必随[惰]，而无战之心，然后再与其战等议真情。知曾帅之兵，初耒之势，锐精之雄，这鼓气莊[壮]，我不肯耒争。正当议楚，应欲举行，天王又差官捧照来推[催]，诏云：“三诏追救京城，何不启队发行？尔意欲何为？尔身受重任，而知朕法否？若不遵诏，国法难容！仰莫仕蔡[暌]专推[催]起马，启奏朕知。”诏逼如此，不得不行，是以计议调抽兵马起队前耒。主逼如此，无心在扬[阳]，稣[苏]杭之事，概交各将任，我少管理，连母亲以及家眷概交与主为信，表我愚忠。
……
自奉严诏，不能再辞之后，计议抽调各处官兵，择日起马。主逼甚严，我亦无心在世，不故[过]见我母六十余旬[岁]，育我之[至]大，是以曲而就之。见势如此，亦知不能久图，主不修德政，尽我人生一世之愚忠对天。后将稣[苏]杭军务概交各将管理，然后连我母亲以及家眷一并回京，交主为质，寸表我之愚忠。所交合家与主为质，因其降诏，命其亲使捧诏前耒，面责云我之不忠，云我有自图之意，朝臣劝我，不得不从。一朝之大，亦有好友，亦有不情，人心是肉，劝化多言，而心自遂。心虽不欲理，国中之将，兵是我多，牵牵缠缠，不能育[离]身，朝内人人之抑[仰]望，不得不由。不理三日政事，不开三日府门，朝文武男妇耒求，因何而止免乎！主并不问我事，我为者，实因信义而为。然后八月中旬，由省动身，过溧阳，到东坝齐兵，直下溧水，向木[秣]陵而来雨花台，一由板桥、善桥而耒，围攻九帅营寨。困攻(三)四十日，连攻未下。九帅节节严营，濠深垒(坚)，木桩叠叠层层，亦是甲兵之利，营规分明，是以连攻数十日未能成效者，因此之由也。然后亦因八月而耒，各未带冬衣，九十月正逢天冷，兵又无粮，未能成事者此也。
自攻未下，我主严责革爵，调我当𡱒[殿]明责，即我进兵北行，不得不由，从[冒]雪而往。自过北之后，大江两隔不通，杭稣[苏]之将兵，任其自行调用，部将不得不从，首[手]下各将，任王次兄洪仁达乱为。我在江北，幸(收)得两甫[浦]收克，为我通江北之道，顺由和州而行。
……
稣[苏]杭之误事，洋鬼作怪，领李抚台之赏，攻我各路城池。攻克稣[苏]州等县，非算李鸿章本事，实得洋鬼之能。其将尚[上]海正税招用其力。该鬼见艮[银]亡命，言[然]后鬼兵及李抚台见我未在省城，是以而顺势攻之。若我不来京者，不过北者，其万不能攻我城池也。因此来京过北之由，此之大势，启奏主闻。主不从我奏，一味蛮为，云称：“有天所定不必尔算，遵朕旨过北，接陈得(才)之军，收平北岸，启奏朕闻。”
……
到京次日，上𡱒[殿]启奏。（此是十三年十一月矣。）将大势情由启主云：“京城不能保守，曾帅兵困甚严，濠深垒固，内无粮草，外救不来，让城别走。”那时天王义怒，严责难当，不得已，跪上复行再奏：“若不衣[依]从，合城性命定不能保了。九帅兵得尔雨花台，绝尔南门之道，门口不能尔行。得尔江东桥，绝尔西门，不能为用出入。得尔七公[瓮]桥，今在东门外安寨，深作常[长]濠。下严屯重兵，粮道绝门。京中人心不固，老小者多，战兵无有，具[俱]是朝官，文者多，老者多，小者多，妇女者多，食饭者多，费粮费饷者多，若不衣[依]臣所奏，没[灭]绝定也!”奏完，天王又再严责，云：“我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具[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用尔理，尔欲出外去，欲在京，任由于尔。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与[于]水，何具[惧]曾妖者乎！尔怕死，便是会死。政事不与尔(相)干，王次兄勇王执掌，幼[幼]西王出令。有不遵幼[幼]西王令者，合朝诛之！”严责如此。那时我在𡱒[殿]前，求天王：“尔将一刀杀我，免我日后受刑。为主臣子，未闲半刻，今(将)国之事启奏，主贵如斯，愿死在𡱒[殿]前，尽心酹[酬]尔！”
……
自此之下，国业将亡，天王万不由人说。我自在天王殿下，与主面办[辩]一切国情之后，天王深为疑忌，京中政事，具[俱]交其兄洪仁达提理。各处要紧城门要隘之处，概是洪姓发人巡查管掌。

方便起见，我将上述文段统称为“进北攻南”文段。

（二）“不欲扫北”文段与“进北攻南”文段对比

1.详细对比

下表为“不愿扫北”文段与“进北攻南”文段对比，可以看出二者在内容上存在一致性。

在上表基础上，让我们进一步对比“不欲扫北”文段、“进北攻南”文段、1860年史事。

2.对比小结

对比可知，“不欲扫北”文段与“进北攻南”文段在内容上的共同点如下：

（1）洪秀全下诏书，强令李秀成去长江北岸的天京江北、安徽皖北作战。

（2）天历八月中旬，迫于洪秀全诏书催逼，李秀成将苏福军务交给部将管理，自己领兵到天京。

（3）李秀成回京启奏洪秀全，称自己不愿去长江北岸，但洪秀全不听奏，责罚李秀成，李秀成出京作战。

（4）李秀成知道天京危急，启奏洪秀全，提出需要应对湘军围攻天京的危机。洪指责李怕死，说自己是天命真主，无需畏惧湘军。

（5）洪秀全大量启用洪姓，洪姓乱政。

（6）洪秀全滥封王，天京文武均为王爵。

对比可知，“不欲扫北”文段与1860年史事矛盾如下：

（1）1860年洪秀全从未命令李秀成去长江北岸，不存在“天王严诏颁到，命我(赴)上由[游]，推[催]我领军而去扫北去”。

（2）1860年太平军始终坚持西征战略，李秀成负责执行西征战略南岸部署，进军江西、湖北本来就是洪秀全给李秀成布置的任务，不存在“逆主之命，信友之情，从[出]师而上江西、湖北”。

（3）1861年初洪秀全短暂调李秀成来长江北岸，此时李秀成正在浙江。此后他继续按照西征战略向江西进军，既没有回京启奏洪秀全，也没有在天京忠王府召集文武讨论天京防务，不存在“举兵由稣[苏]动身到京，将耒情启奏，不欲扫北……在京时，当与合朝文武在我府会集”。

（4）李秀成心念下游，敷衍应对西征上游和安庆解围，没有预见到湘军会自安庆上游而下围攻天京，没有说过“今收得稣[苏]常，下无再困，上困而耒，利害难当……若皖省可保，尚未为忧；如(皖)省不固，京城不保”。

（5）洪秀全没有大量启用洪姓，主政的洪姓只有洪仁玕一人，洪仁玕没有规定“某欲买粮者，非我洪之票不能”。

（6）洪秀全没有滥封王，天京城内有王爵者只有干王、章王、赞王、幼东王、幼西王，不存在“众位王兄王弟”。

对比可知，“不欲扫北”文段严重不符合1860年史事，但该文段内容往往能在“进北攻南”文段找到对应，仿佛同一件事情重复发生了两次，这种高度重叠式对应在整篇《李秀成自述》中是独一无二的。李秀成大概没看过《红楼梦》，但他笔下的两个文段仿佛是《红楼梦》中的甄家贾家——我有甄宝玉，你有贾宝玉，你家是我家的镜像投射——“不欲扫北”文段并非源于1860年史事，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进北攻南”文段。

（三）“不欲扫北”文段系李秀成故意撒谎

“不欲扫北”文段和1860年史事存在诸多差异，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差异呢？是李秀成无意中说错呢，还是他故意撒谎呢？答案是后者。李秀成的确会记错事实细节，但不会记错自身经历的主体内容。西征是牵涉太平军上下的大事，1860年太平军一直在执行西征战略，李秀成怎么可能会把洪秀全的西征指令错记成“扫北”呢？李秀成也不止一次说过自己是奉洪秀全命令西征江西、湖北，他很清楚压根就不存在什么“逆主之命”。“本藩自去冬恭承简命，统师上游江楚。”^[54]“至于军情，本藩奉天命及天王旨意征战，委派诸将行事，彼等皆从本藩所思所行，安民剿匪。一路攻无不克。自离京，入四省，大举开疆，克复失地，更有州望风来归，本藩即设乡官治理归降之州及属村。我军现屯湖北兴国州，奈天热不便行军，正征集粮秣。”^[55][56]

不仅如此，李秀成被俘后，在回答西征问题时还多次出现重大事实矛盾。李秀成刚被俘时，赵烈文和李讨论1861年西征武昌一事，李承认此举是为救安庆。“余又问：‘十一年秋，尔兵至鄂省南境，更进则武昌动摇，皖围撤矣，一闻鲍帅至，不战而退，何耶？’曰：‘兵不足也。’余曰：‘汝兵随处皆是，何云不足？’又曰：‘时得苏州而无杭州，由[犹]鸟无翼，故归图之。’余曰：‘图杭州，曷不在赴江西之前？而徒行数千里无功，始改计耶？且尔弟侍王在徽，取浙甚便，而烦汝耶？’曰：‘ 余算诚不密，先欲救皖，后知皖难救，又闻鄂兵强故退，抑亦天意耳。’”^[57]这次对谈后不久，曾国藩让李秀成写自述。李在自述里写下“不欲扫北”文段，隐瞒西征武昌和解围安庆的关系，说他来江西、湖北只是为了招兵，只字不提西征湖北是为解围安庆。除此之外，曾国藩亲自提审李秀成时，也问过他为何不去安庆救陈玉成。“安庆合围之后，陈玉成屡次求救于李秀成、李世贤，何以未去救皖，仅杨辅清一人去救？”^[1]李秀成答道，自己在湖北，不能回救。“安庆合围，陈玉成求救，无兵可拨。李秀成在湖北，不能回救。惟杨辅清在宁国府，是以就近赴援。”^[1]李秀成的回答完全切断了西征湖北和解围安庆的关系，甚至违背湖北与安徽的紧密地缘联系，将湖北与安徽对立起来，仿佛西征湖北才是害他不能去救安庆的原因。李秀成关于西征的这三个回答都作于他被俘后短短数天内，但在主体事实上不能保持一致性，前后矛盾。这不是记错能解释的（李秀成不可能记不清西征武昌的目的），只能认定李秀成在西征问题上经常撒谎，“不欲扫北”文段也是谎言的一种。

让我们回到赵烈文和曾国藩的问题。“你从苏州长途行军到江西、湖北，继续前进就可以攻克武昌，促成安庆解围，为什么这时你退兵了？”“你为什么不去安庆救陈玉成？”

再看《李秀成自述》的解释：“洪秀全逼我扫北，我又没别的办法，正好江西、湖北有人相约，我就来江西、湖北招兵。我手下都是新兵，不方便开战，我弟弟李世贤又在乐平告急，我就从武昌退兵了。”

李秀成的“不欲扫北”是对赵烈文、曾国藩乃至后世的回答，他既想解释为何自己从苏州长途行军到武昌后匆匆退兵，又不想说出真正的原因是不重视上游，就只好撒谎了。李秀成之所以撒谎，是为了合理化1860至1861年西征期间自己的一系列行为，减少后世非议。西征中李秀成表现确实不佳，他高估苏浙战略地位，轻视上游和安庆，犯下一系列错误，包括但不限于未按洪秀全规定的时间开始西征，拒绝洪秀全调他去北岸支援陈玉成的命令，和陈玉成武昌会师时迟到两个月，不积极和湘军作战以牵制湘军，在安庆保卫战紧要关头不听洪仁玕劝说、执意返回苏州。李秀成不希望后世认定他在西征中消极怠战，那就只能撒谎了。为了增强谎言可信度，李秀成甚至在“不欲扫北”文段中强调自己早就预见到安庆和上游危急，不啻一种事后诸葛。

至于李秀成为何要以“进北攻南”前后事件为蓝本编造“不欲扫北”，那是因为李秀成需要在西征问题上撒谎，而1863年“进北攻南”计划和1860年西征战略存在相似性，他可以方便地拿“进北攻南”当素材使用。如前所述，西征战略北岸部署是在长江北岸机动，取道定远、英山等地反攻湖北。“进北攻南”的思路与其高度一致。“得伪忠王与伪干王文书，言窜北岸欲以扯动南岸官兵，使南岸之贼进攻得以顺手，谓之‘进北攻南’。又言天京粮食甚少，欲直从英、霍至武汉犯荆襄，彼处招募人马，水陆齐下。”^[58]曾国藩亲自提审李秀成时，也问过“进北攻南”是否包括西征湖北。“二年春间，李秀成亲率其党由巢县猛攻石涧埠之后，由庐江、桐、舒以至六安，揣其必由皖入鄂，图解金陵之围，何以由六安折回，直奔江浦？（是因雨花台克复否？是又无粮？）”^[1]李秀成对此并未否认。“元年冬之住巢县不进，因贼皆冻病（大雪）。二年春末夏初之由六安折回，是因雨花台克复调兵回援。且六安以西，无粮可掳，皆为捻子闹尽也。”^[1]说白了，1863年“进北攻南”和1860年西征战略北岸机动都是从天京出发，沿长江北岸西征上游湖北，最大区别是“进北攻南”只有北岸长途机动，西征还有南岸长途机动。

李秀成不想承认自己在西征中犯了很多错误，但他又不能让这段经历变成空白，他需要一个合理解释去回答赵烈文、曾国藩乃至后世的提问。身为囚徒，李秀成的写作环境十分恶劣，而且他必须抓紧时间写完天国历史，没有工夫编造完美谎言。他能想到的最简单办法就是拿自己经历的真事改编。凭空撒谎难度大，但在真事基础上改编容易得多，真假掺半的谎言也更不容易被识破。1863年“进北攻南”和1860年西征战略北岸机动颇为相似，而且发生时间在一年前左右，李秀成对它印象比较深刻，于是他很自然地想到用“进北攻南”去改编1860年西征，把他不想“进北攻南”改成“不欲扫北”。

看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了。“进北攻南”是真，“不欲扫北”是假，李秀成以“进北攻南”前后诸多事件为蓝本，杜撰了一段1860年不欲“扫北”、强行西征的故事。

五、“逆主之命，信友之情”是假，“遵主之命，负友之情”是真

行文至此，我已彻底反驳了“北伐说”，完整剖析了李秀成撒谎的逻辑和动机，可以满意收尾了。但在本文最后，我想再讨论一个问题——为什么李秀成要强调他进军江西、湖北是“逆主之命，信友之情”？

不妨再看一次“不欲扫北”文段。“有起义头四十余名具禀差使到苏，恭呈降諘[表]投军。（此等名姓，日久未及记订，恳免追。）……举兵由稣[苏]动身到京，将耒情启奏，不欲扫北。我主义怒，责伐[罚]难堪。此时亦无法处，管主从与不从，我在稣[苏]肯应江西、湖北肯降之义民，应肯前往接应，故而逆主之命，信友之情，从[出]师而上江西、湖北……当即行军，扯由太平芜湖繁昌而进……我非是欲争此处，实上湖北招兵，因湖北等县起义之人约我前去，不失其信而图此处也。）”

这一大段话的中心思想是：“我很重视和朋友的约定，绝不失信，我宁可违背洪秀全要我扫北的命令，也要去湖北赴朋友之约。”

如前所述，李秀成进军湖北恰恰是执行洪秀全的命令，根本就不存在“逆主之命”。而被李称为朋友的人是一群他还没见过面的投军义民，这些人能算他朋友吗？他也承认自己都不记得他们名字了。

只要稍微了解李秀成生平，就该知道李秀成真正的朋友是谁，毕竟李秀成在自述里花了不少篇幅描述和这位朋友的友谊。“在家与其至好，两家上下屋之不远，旧日深交，耒在天朝，格宜深友。”

1860年9月，这位朋友来苏州找李秀成，和他商谈西征战略。后来这位朋友去了湖北，等李秀成前来赴会师之约。李秀成虽然赴约，但是迟到了两个月。最终，李秀成返回下游，经营苏杭小天堂。这位朋友留在上游苦苦挣扎，宁可山穷水尽也不再向他求助，直到中计身死。

罗尔纲先生说：“李秀成此处所说‘逆主之命，信友之情’的话，不是事实，而是有所为而说的……在太平天国后期战事论，这一役是决定双方全局胜败的关头，作为太平天国军事两个主要统帅的陈玉成与李秀成都犯了大错误。而就李秀成一生历史来论，应该说是他最大的一个错误……全局胜负决于安庆的能否保守得住，而攻武昌乃是为要达到救安庆的目的，岂有安庆已到了十分危急，而李秀成军队跋涉四省，路经几千里，将临武昌省城下，竟行退兵之理！”^[1]

“逆主之命，信友之情”，这句话要反过来读才是正解。李秀成写作“不欲扫北”文段时，无意中将洪秀全和陈玉成对立起来，以洪为假，以陈为真。八月中旬洪秀全下诏至苏州是假，八月中旬陈玉成来访苏州是真；洪秀全强迫李秀成去长江北岸机动是假，陈玉成要求李秀成在长江南岸机动是真；李秀成违背洪秀全命令是假，李秀成违背和陈玉成约定是真。1860至1861年的真相是“遵主之命，负友之情”。表面上李秀成遵循洪秀全的命令，执行了洪秀全规定的西征战略，实际上他在安庆最危急、陈玉成最需要他时消极怠战，辜负了和陈的友情，最终导致无可挽回的结局。阶下囚李秀成没有后悔药可买，他只能自欺欺人地写下“信友之情”，寄希望于后世被他骗过，永远不会发现背后的真实。

参考

1. 罗尔纲，《增补本李秀成自述原稿注》。
2. 《丰县县志》（同治十年）。
3. 《溆浦县志》（同治十二年）。
4. 《英王陈玉成命扶王陈得才等立即酌议军机书》，壬戌十二年正月十四日，《太平天国文书汇编》。
5. 《英王陈玉成命马融和等派兵来接谆谕》，壬戌十二年正月十四日，《太平天国文书汇编》。
6. 关于长江在清太战争中独一无二的战略地位，详见序篇。
7. 作为参照，同时期陈玉成书信也用“上游”代指长江上游。颍州和庐州属于长江上下游关系，陈玉成从庐州发往颍州的信便称颍州一带为“上游”。“至马弟等若仍攻颍州，可今[令]伊仍是实力进攻颍州。阁下可速一面发兵上游，以分妖势。”（《英王陈玉成命扶王陈得才等立即酌议军机书》）“今思贤弟等尚在颍州一带，谅未行远，然须发兵下游正阳关一带接兄前来，以便与贤弟等会合，面议进取之机。为此飞行字谕，祈贤弟等立即大齐酌议，或议倪隆准弟带兵下游正阳关一带，接兄上游。”（《英王陈玉成命马融和等派兵来接谆谕》）
8. 曾国荃致彭玉麟，咸丰十年五月，《曾国荃集》，第三册。
9. 翁同书，《会攻定远屡获大捷并南北路防剿军情片》，咸丰十年五月十三日，《翁同书奏稿》，下册。
10. 《忠王李秀成给定天豫康玉吉谆谕》，庚申十年四月初三日，《太平天国文书汇编》。
11. 《忠王李秀成致征北主将张洛行书》，庚申十年四月初三日，《太平天国文书汇编》。
12. 曾国藩，《安庆城围不可遽撤及拟移师皖南等情折》，咸丰十年五月初三日，《清镇档》，第二十二册。
13. 曾国藩，《统筹缓急由皖北绕赴淮扬策应折》，咸丰十年十月初四日，《清镇档》，第二十二册。
14. 曾国藩咸丰十年九月十六日日记，《曾国藩全集》，第十七册。
15. 曾国藩致胡林翼，咸丰十年九月十七日，《曾国藩全集》，第二十三册。
16. 曾国藩致胡林翼，咸丰十年四月初五日，《曾国藩全集》，第二十三册。
17. 胡林翼致官文，咸丰十年四月初五日，《曾国藩全集》，第二十三册。
18. 左宗棠致曾国藩（0318），咸丰十年五月，《左宗棠全集·书信一》。
19. 《忠王李秀成给定天豫康玉吉谆谕》，庚申十年四月初三日，《太平天国文书汇编》。
20. 《忠王李秀成致征北主将张洛行书》，庚申十年四月初三日，《太平天国文书汇编》。
21. 曾国藩致胡林翼，咸丰十年八月初八日，《曾国藩全集》，第二十三册。
22. 曾国藩致张芾，咸丰十年八月初八日，《曾国藩全集》，第二十三册。
23. 曾国藩致毓科，咸丰十年八月十四日，《曾国藩全集》，第二十三册。
24. 邵亭豫，《中秋》，《愿学堂诗存》，卷九。
25. 邵亭豫这首诗作于咸丰十年中秋，即1860年9月29日，可知他获得情报是在9月底。
26. 曾国藩咸丰十年八月二十五日日记，《曾国藩全集》，第十七册。
27. 曾国藩致官文，咸丰十年九月初六日，《曾国藩全集》，第二十三册。
28. 曾国藩咸丰十年九月二十四日日记，《曾国藩全集》，第十七册。
29. 曾国藩咸丰十年九月十六日日记，《曾国藩全集》，第十七册。
30. 曾国荃致黄南坡（第一篇），咸丰十年九月，《曾国荃集》，第三册。
31. 容闳,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32. 谭廷襄，《密查严审奸细章林即张林一案折》，同治元年正月二十九日，《清镇档》，第二十四册。
33. 同治元年六月十五日上谕谭廷襄，《大清穆宗继天开运受中居正保大定功圣智诚孝信敏恭宽毅皇帝实录》，卷三十一。
34. 同治元年闰八月二十七日上谕内阁，《大清穆宗继天开运受中居正保大定功圣智诚孝信敏恭宽毅皇帝实录》，卷四十一。
35. 洪仁玕，《诛妖檄文》（之一），《太平天国印书》，下册。
36. 《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壬子二年，《太平天国文书汇编》。
37. Thomas Wright Blakiston, Five Months on the Yang-Tsze, and Notices of the Present Rebellions in China. 译文转引自《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九册。
38. 《洪仁玕自述》（南昌府），《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二册。
39. 曾国藩致陈豫源，咸丰十年四月二十六日，《曾国藩全集》，第二十三册。
40. 王家璧致官文，咸丰十一年三月初十日，《出自敌对营垒的太平天国史料——曾国藩幕僚王家璧文稿辑录》。
41. 王家璧致王信⾂、汪腾航、 刘恺珊，咸丰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出自敌对营垒的太平天国史料——曾国藩幕僚王家璧文稿辑录》。
42. 曾国藩致曾国荃，咸丰十一年正月初一日，《曾国藩全集》，第十七册。
43. 曾国荃致李鸿章，咸丰十年十二月，《曾国荃集》，第三册。
44. 此处地名有误，可能指南京。
45. Harry Parkes, Report by Mr. Parkes of his visit to the Ying Wang at Hwang-chow, March 22, I861, No. 17, Inclosure 1, Parliamentary Papers: Papers relating to the Rebellion in China and Trade in the Yang-tze-kiang River. 译文转引自《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九册。
46. 海虞贼乱志》作者顾汝钰时在常昭，他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可能是由于常昭收到了陈李自苏州发来的联名回复。详见《海虞贼乱志》原文：“时福山长毛朱逆知梅里、芝塘各大镇被土匪焚掠殆尽，遂据实情形具禀，城毛黄李二逆见禀大怒日：‘岂有此理？胆敢放肆，本该剿灭无遗，奈各图纳银贡物，又属循良，此间百姓好歹悬绝，只好申详常州英王、苏州忠王，看他如何主意。我们此时大家谨守，待回令一到，同奉而行。’于是遣使投禀，适伪英王到苏会话，同见此禀，皆曰：‘黄李二将工夫进矣；若前次遇着此事，并不前来请令。如今不擅动怒，却有王者之度也。常昭民风一向乖张，借刀杀人，逞风作颠，良莠殊难分别，今既如此，妍媸判已，索性缓宽数日，待他尽情现出，然后一劳可以永逸。’乃回谕姑宽十日，总把前后情形申详上来定夺，暗遣的当老毛托买马为名，到东乡各镇细察民情，与黄李所禀核对虚实。”
47. Overland China Mail, 16 November 1860.
48. Overland China Mail, 13 October 1860.
49. 罗孝全原文是“本月20日（指9月20日）我安全到达此地（指苏州）……我来之前七天左右，干王返回了南京。”换算后可知洪仁玕回京日期是天历八月初一日左右。
50. 李鸿章致曾国荃，同治二年六月十六日，《李鸿章全集》，第二十九册。
51. 《洪仁玕致英翻译官书》，辛酋十一年七月初七日，《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二册。
52. 《洪仁玕自述》（南昌府），《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二册。
53. 1860年7月，艾约瑟询问洪仁玕太平天国一共有多少王爵，洪仁玕答复说11人，分别是天王洪秀全、幼西王萧有和、幼东王继萧有福、干王洪仁玕、翼王石达开、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赞王蒙得恩、侍王李世贤、辅王杨辅清、章王林绍璋。参见Joseph Edkins, Questions Addressed to the Kan Wang with the Answers. North China Herald, 11 August 1860. 译文参见《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九册。
54. 《李秀成谕上海松江军民》，辛酋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二册。
55. North China Herald, July 20, 1861
56. 原文为英文，引文系我的回译。
57. 赵烈文同治三年六月二十日日记，《能静居日记》，《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七册。
58. 赵烈文同治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日记，《能静居日记》，《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七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