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三

本文不打算全面讨论天京事变，只讨论杨秀清有无逼封万岁。

我的观点是杨没有逼封。如果不谈观点只谈事实，那么本文结论是，现有史料不能充分证明杨秀清逼洪秀全封他为万岁。迄今为止，逼封万岁只是待征假说，不是确认的事实。

我并不是想说杨清清白白（杨对天京事变的爆发负有重大责任），只是想厘清逼封万岁这件事。

一、逼封万岁记载

声称杨秀清逼封万岁的原始记载有四种：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知非子，《金陵杂记》；《李秀成自述》原稿；《石达开供词》（毛祥麟抄录版本）。之所以只承认这四种史料是原始记载，是因为：（1）张汝南和知非子曾在太平天国治下的天京居住，且《金陵省难纪略》手稿和《金陵杂记》刻本均成书于1856年，接近天京事变爆发时间；（2）石达开和李秀成是太平天国高层，石本人亲身经历了天京事变，李虽未亲历，但事变期间他也在天京战区。换言之，天京事变爆发前后，这四份史料的作者都在天京有信息渠道，他们都有可能知晓天京事变过程。至于其他声称杨秀清逼封万岁的史料，均作成于天京事变多年后，且作者在1856年间不曾到过天京，没有信息渠道。可想而知，他们描绘的逼封万岁情节不过是复述前人记录或传闻，不需采信。

（一）逼封万岁记载原文

四份史料原文如下。

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

东贼旧托天父下凡以惑众，谓天父之言，藉传于东王金口，兵机政要，皆由天定，人莫得违。及破南省，众权独揽，虽洪贼亦拱手受成，北、翼贼无论矣。六年五月，向帅移营丹阳，贼颇猖獗。先时仅据省城，东贼便称江山一统，至是又据溧水、句容，颇觉其事指愿可成，使北贼寇江西、翼贼寇宁国，率意指挥，益自尊大，有去洪贼而自称天王意。一日，诡为天父下凡，召洪贼至，谓曰：“尔与东王均为我子，东王有咁大功劳，何止称九千岁？”洪贼曰：“东王打江山，亦当是万岁。”又曰：“东世子岂止是千岁？”洪贼曰：“东王既万岁，世子亦便是万岁，且世代皆万岁。”东贼伪为天父喜而曰：“我回天矣。”洪贼归，心畏其逼而无如何也。

知非子，《金陵杂记》

咸丰六年秋，东贼杨秀清欲夺洪秀全伪位，先将洪党分调出城，遂私刻太平天国真命主杨秀清伪戳于七月间，假称天父下凡，传洪逆之子不至，洪自往焉。入东巢，杨逆踞坐不起，云天父在此，洪逆即跪。盖贼等本系串惯伎俩，互相诞语，以愚党下，有是语不得不跪也。杨逆假天父语问洪逆云：“尔打江山数载，多亏何人？”答云：“四弟。”杨云：“尔既知之，当以何报？”答以愿即加封。随出向众党云：“嗣后均宜称东王为万岁，其二子亦称万岁。”贼众诺，杨色稍霁，洪亦不转。

《李秀成自述》

原是北[王]与翼王二人密议，独杀东王一人，因东王天王实信，权托太重过度，要逼天王封其万岁。那时权柄皆在东王一人手上，不得不封，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

《石达开供词》（毛祥麟抄录版本）

杨秀清平日性拗，韦昌辉屡受其辱。七年，达开自江南带人到湖北，听闻洪秀全们在金陵彼此疑忌。韦昌辉请洪秀全杀杨秀清。洪秀全本欲杀杨，口中不肯，且故意加杨秀清为万岁。韦昌辉忿气，把杨秀清杀了。

（二）逼封万岁记载证明力度

（1）《金陵省难纪略》

《金陵省难纪略》作为证据的最大问题是，它关于逼封万岁的记载并非作者亲身见闻，而是作者听到的民间传闻。

《金陵省难纪略》作者张汝南曾在天京待过，但他在1854年便离开天京，书中关于天京事变的内容是他离开后才打听到的。“爰即在城之日亲见之事纪为是编，藉以舒其愤懑焉。其自既出后，惟东、北贼递杀一节，系访闻确切，得以附入，其他传说，惧有不实，概不之录，故自题之曰纪略云。”“是书成于咸丰六年，先君子馆于杭时之所述也。当癸丑二月城破之后，先君子两觅死不得，遂日谋所以脱身者，辗转至次年八月间，始得率眷属出重围。越三年丁巳，馆乎杭，课余忆及，信笔纪之，故书中所载皆咸丰三四两年贼中情状。”

传闻的产生往往有一定事实基础，民间传闻并非完全不可信。《金陵省难纪略》关于逼封万岁的记载存在一定证明价值，但无法构成铁证。

（2）《金陵杂记》

和《金陵省难纪略》一样，《金陵杂记》作为证据的最大问题是，它关于逼封万岁的记载并非作者亲身见闻，而是作者听到的民间传闻。

《金陵杂记》作者知非子曾在天京待过，但他也在天京事变爆发前离开了天京。关于逼封万岁的记载并非见于《金陵杂记》本篇，而是见于附录《金陵续记》。作者自己说了《金陵续记》内容是他听来的传闻。“此卷系近日情形，皆闻之于遇难播迁之人，及被掳脱逃之辈，方能之最详，言之最确，复为哀成一编，参以己见。”

同《金陵省难纪略》，《金陵杂记》关于逼封万岁的记载有一定证明价值，但无法构成铁证。

（3）《李秀成自述》

《李秀成自述》作为证据的最大问题是，李秀成没有亲历天京事变，当时他既不是天国高层，也不在天京城中，他获取信息的渠道不足。当然了，天京事变爆发时李秀成正在天京战区活动，后来他又进入天国高层，他的确有机会了解天京事变过程，因此他的说法也是有证明价值的，但同样无法构成铁证。

（4）《石达开供词》（毛祥麟抄录版本）

《石达开供词》（毛祥麟抄录版本）没有证明价值。

明确提到杨秀清封万岁的《石达开供词》见于毛祥麟《粤逆纪略》，但这篇供词是毛祥麟根据骆秉章上奏的石达开供词添油加醋篡改的。关于毛祥麟篡改供词的分析，详见孟彭兴、周元高《关于三略汇编·粤逆纪略》。^[1]

对勘《粤逆纪略》和骆秉章上奏的石达开供词后，我们就能发现“且故意加杨秀清为万岁”一句是毛祥麟加工的， 原文是“杨秀清平日性情高傲，韦昌辉屡受其辱。七年，达开领众在湖北，闻有内乱之信。韦昌辉请洪秀全诛杨秀清。洪秀全不许，转加杨伪号。韦昌辉不服，便将杨秀清杀死。”毛祥麟应是听过逼封万岁传闻，又看到《石达开供词》称洪秀全“转加杨伪号”，于是他添油加醋，改成“且故意加杨秀清为万岁”。毛祥麟是上海地主文人，既没有到过天京，也没有参与擒石，他没有独立信息源，只能复述前人传闻，因此《石达开供词》（毛祥麟抄录版本）并不能用于证明逼封万岁存在。

考虑到杨秀清称九千岁，《石达开供词》提到的“转加杨伪号”的确可能指加封万岁，但这只是一种可能，不是确凿的事实。除了万岁，“伪号”也完全可以指类似于禾乃师、圣神风、赎病主的新尊称。单单根据《石达开供词》本身，只能证明天京事变前夕洪秀全加封了杨秀清，不能证明杨被封为万岁。

（5）小结

如上分析，天京事变爆发时张汝南、知非子和李秀成都不在天京城，其关于逼封万岁的记载源于后日听闻，具备一定证明价值，但不能构成铁证。石达开是天京事变亲历者，但《石达开供词》只能证明事变前夕洪秀全对杨秀清做了加封，不能证明杨秀清被封万岁。换言之，这四份史料都不能直接证明逼封万岁存在。如果要确立杨秀清逼封万岁的事实，我们需要证明这些史料互相补充、互相佐证，可以构成充分证据链，足以推导出逼封万岁存在的结论。

二、为何逼封万岁记载不能构成充分证据链？

（一）逼封万岁记载与多份重要原始史料存在矛盾

（1）逼封万岁记载与《天父圣旨》存在矛盾

《金陵省难纪略》《金陵杂记》《李秀成供词》均称杨秀清传唤洪秀全到东王府，逼洪秀全封他为万岁，导致天京事变爆发。《金陵省难纪略》《金陵杂记》还写了杨秀清假借天父上身，以天父名义逼封。《李秀成自述》虽未写天父下凡，但杨作为臣子不可能以自己的名义公开传唤洪到东王府，他只能以天父名义传唤。换言之，这三份记载都认为杨秀清借助天父下凡逼封万岁，构成天京事变导火索。

天京事变发生在1856年9月2日或4日凌晨^[2]，现存《天父圣旨》第三部记录的事变前最后一次天父下凡发生在半个月前的1856年8月15日。当日杨秀清假借天父上身，传唤洪秀全到东王府，斥责秦日纲、陈承瑢等朝臣。

丙辰六年七月初九日（1856年8月15日）早
天父劳心下凡，诏曰：“秦日纲帮妖，陈承瑢帮妖，放火烧朕城了矣。未有救矣。”午时，天王御驾至九重天府。天父复劳心下凡，降圣旨云：“朝内诸臣不得力，未齐敬拜帝真神。”诏毕，天父回天。

8月15日的天父下凡很可能就是逼封万岁记载声称的天父下凡，原因如下：（1）8月15日杨秀清指控天京事变关键人物秦日纲、陈承瑢通敌叛变，这足以促使秦陈支持洪秀全，继而构成天京事变导火索；（2）8月15日的天父下凡距离9月初的天京事变相差仅半个月，考虑到洪秀全发动天京事变也需要准备时间（如召集心腹讨论是否应该发难，下圣旨召回在外作战的韦昌辉、秦日纲，与陈承瑢沟通谋划事变等等），半个月的时间差更显得8月15日的天父下凡是天京事变导火索；（3）《金陵省难纪略》《金陵杂记》均声称杨秀清以天父名义传唤洪秀全到东王府，8月15日的天父下凡也存在这种情形，这也是可考的唯一一次杨秀清以天父名义传唤洪秀全到东王府。杨秀清作为臣子，不可能以自己的名义传唤洪秀全来东王府。《天父圣旨》第二部和第三部记录了始于癸好三年的多起下凡事件，但除了8月15日的最后一次下凡，杨秀清从未以天父名义传唤洪秀全来东王府，要么是洪不在场，要么是杨来天王府见洪。

对比逼封万岁记载和《天父圣旨》，矛盾显而易见。《金陵省难纪略》《金陵杂记》称洪秀全去东王府见杨秀清，杨以天父名义逼洪封自己为万岁。在《天父圣旨》记录的8月15日天父下凡事件中，洪秀全的确去东王府见了杨秀清，但杨只是以天父名义斥责朝臣，并未要求加封万岁。《天父圣旨》是太平天国官方档案，用于记录杨秀清以天父名义发布的各种政令。除非能证明太平天国伪造官方档案，《天父圣旨》记录的天父下凡内容可信度大于逼封万岁记载。

（2）逼封万岁记载与太平天国官方文告存在矛盾

咸丰六年十一月十九日，江北大营的翁同书在致翁心存家书里抄录了韦昌辉、陈承瑢主政时期太平军追捕石达开的官方文告。同《天父圣旨》一样，这份文告也是官方档案，它用于昭告太平军上下杨秀清所犯罪行，它记录的杨秀清罪名可信度大于逼封万岁记载。然而这份文告给杨秀清安的罪名不是逼封万岁，而是暗中策划谋反。“元勋……为札饬江浦右营（军师）帅（某某）等知悉。照得现奉佐天侯大人……谕情，因奸妖杨秀清弗知天命，潜图夺篡。该杨秀清……石达开秘怀二心，与奸同谋，突于八月十三日由外省回……”

韦昌辉和陈承瑢是杀死杨秀清的直接凶手，他们需要强调杨秀清有谋逆行为，从而论证自己的诛杨行为是正当的。更有甚者，握有兵权的石达开已公开表示不与韦陈合流，并出逃在外。为了预防石达开起兵“清君侧”，韦昌辉、陈承瑢更加迫切地需要强化自己的正当性。他们必会宣传杨秀清有谋反行为、石达开“与奸同谋”，继而削弱石达开“清君侧”旗号的合法性。然而依照韦昌辉、陈承瑢意思发布的太平天国官方文告却只能说杨秀清“潜图夺篡”。“潜图”的意思是不显山不露水地暗中谋划。万岁在封建社会是君权象征，这一点在封建社会也是人尽皆知的常识。如果杨秀清都把洪秀全叫来东王府逼封万岁了，那还能叫“潜图”吗？那叫光天化日之下谋大逆。所谓“潜图夺篡”，颇有几分“君侯纵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的味道。合理解释是，韦昌辉和陈承瑢压根没有杨秀清动手篡位的证据，只好说杨“潜图夺篡”。“东王纵无篡位之举，但必在潜图篡位了！”

（3）逼封万岁记载与天京事变目击者证词存在矛盾

约在天京事变爆发前三个月，爱尔兰雇佣兵肯能去了天京，见了杨秀清本人，并住东王府附近。直到韦昌辉屠杀翼王府后，肯能才离开天京。留在天京期间，肯能亲身见证了洪秀全来东王府见杨秀清、韦昌辉屠杀东王府、韦昌辉秦日纲诱杀东殿官员、韦昌辉屠杀翼王府等等事件。现存逼封万岁记载均不是亲历见闻，在证明力度上显然不如目击者肯能的证词。

如前所述，逼封万岁记载声称，洪秀全到东王府后，杨秀清以天父名义逼封万岁。和逼封万岁记载的道听途说性质不同，肯能是亲眼目击了东王府的洪杨会面。虽然肯能未记录会面日期，但《天父圣旨》只记录了8月15日杨秀清以天父名义召唤洪秀全到东王府，这也是可考的杨秀清唯一一次召唤洪秀全到东王府，因此肯能的目击记录很可能就是8月15日的天父下凡。依照肯能的记录，不但没有杨秀清逼封万岁的情节，杨秀清还处死了不对洪秀全下跪的东殿官员，陈承瑢也因管束不力被杨秀清判了一千大板。“第一号（洪秀全）抱怨第二号（杨秀清）的官员不尊重他，第二号忘了自己的尊贵身份，他冲出来，亲手砍了两三个官员的脑袋。”肯能的记录说明东殿部分官员的确嚣张跋扈、不尊洪秀全为君，但杨秀清却想维护君臣名分。我再说一遍，万岁在封建社会就是君权象征。如果杨秀清逼封万岁，他就和洪秀全平起平坐了，他又何必急于处死下属以维护自己和洪秀全的君臣名分？有没有可能1856年9月时杨秀清并不想改变他和洪秀全的君臣名分现状？

杨秀清死后，肯能又在天京待了一段时间。他记录了杨死后被人指控想谋杀洪秀全、私藏鸦片，但并未记录有人指控杨逼封万岁。如前所述，韦昌辉、陈承瑢需要证明诛杨正当性，以维护统治秩序、削弱石达开“清君侧”的正当性。从肯能记录看，为了证明杨秀清是大奸大恶之人，韦昌辉集团甚至悬赏寻找杨秀清抽鸦片的证据，从而证明“第二号（杨秀清）抽鸦片上瘾，因此是个坏人”。

读者诸君请想，假如逼封万岁真的存在，那不是最好的证明杨秀清谋大逆的证据吗？韦昌辉等人会放过这件事不提，反而去追究杨秀清抽不抽鸦片吗？讽刺的是，就连肯能一个洋人都知道所谓抽鸦片是莫须有之罪，因为没有任何人上交证据去领赏。韦昌辉集团需要解释自己为什么杀杨秀清，结果他们故意不提光天化日之下的逼封万岁恶行，反而要搜集证据给杨秀清安个莫须有的抽鸦片之罪？韦昌辉集团也指控杨秀清调走洪秀全的部队，“意图谋害第一号”，那为什么不直接指控杨逼封万岁呢？逼封万岁不是更像谋反和篡位吗？

（二）逼封万岁记载不符合政变逻辑

如前所述，万岁是君权象征，在封建社会这一点深入人心。从古至今，再飞扬跋扈、大权独揽的权臣也不可能自称万岁，除非他取而代之。换言之，如果杨秀清真的逼封万岁，那就是明晃晃的逼宫政变，不说杀死洪，杨至少也该监禁控制对方。即使杨愚蠢地认为洪翻不起风浪、不需要处理，那他也该对政变做一些准备，以防止敌对势力反扑。然而天京事变期间东殿的反应像是在准备政变吗？杨秀清被杀后，东殿大量人员不但没有组织抵抗，反而轻信了洪秀全斥责韦昌辉、秦日纲的圣旨，被韦秦设下的“观看认罪”陷阱诱杀，可见东殿对事变的发生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和应急预案。这像是一个准备政变的团体的样子吗？

有人可能要说，杨秀清认为万岁只是虚衔，他并不想实际上取而代之，也就没有做准备，但这种观点不符合封建社会政治逻辑。“万岁”一词和君权高度绑定，即使杨秀清愚蠢得认为自己只是索要虚衔，社会大众也不可能认为万岁是虚衔。如果逼封万岁存在，东殿上下肯定会认为杨秀清想取而代之。既然杨想篡位，杀死杨的韦秦就是勤王功臣。从古至今，有几个君主会在权臣篡位失败后立刻惩罚阻止权臣篡位的勤王功臣？东殿官员凭什么相信洪秀全真的会“惩罚”韦昌辉、秦日纲？凭什么认为自己可以安全地观看韦秦受刑？

三、逼封万岁的起源猜想

我认为“逼封万岁”起源于民间对杨秀清最后一次天父下凡内容的猜测，因为这是杨秀清唯一一次召唤洪秀全去东王府。按封建社会礼制，只能是君主传唤大臣，不能是大臣传唤君主。此前杨秀清虽以天父名义召见洪秀全，但好歹是杨去天王府见洪，在外界看来仍是臣子觐见君主。假如天京城内军民看到或听说作为君主的洪秀全被传唤到作为臣子的杨秀清府邸，他们会怎么想？是不是很容易联想到“杨秀清是不是要篡位”？在此基础上衍生出“逼封万岁”之说，也就不足为怪了。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不妨想象一下你在南京某局上班，某日你听说副局长派人传唤局长去副局长办公室，你会怎么想？

除此之外，怡良关于天京事变的奏折（咸丰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奏）或可体现民间传闻源自最后一次天父下凡。怡良奏折声称八月十五日杨秀清威逼洪秀全给他御玺，想取而代之，“又有云，八月十五日杨逆向洪逆索取伪印，意图并吞”。天历八月十五日和农历八月十五日都在天京事变后，所以奏折给的日期肯定是错的。但是，假如我们把八月十五日改成农历七月十五日，那么对应的日期正好是天历七月初九日，也就是杨秀清最后一次天父下凡并传唤洪秀全来东王府的日子。怡良的说法可能和逼封万岁一样，都是源自对杨秀清最后一次天父下凡内容的猜测，只是清方不清楚天京事变具体日期，在传抄过程中把农历七月十五日错记成八月十五日。或许相对于其他民间传闻，逼封万岁情节更鲜活、更符合民间对杨秀清飞扬跋扈的印象，因此流传度更广。

四、如果要证明逼封万岁为真，我们还需要做什么？

谁主张谁举证。否定论者只需要提出实质性质疑就可以了，肯定论者要考虑的就多了。肯定论者需要证明，即使否定论者提出了实质性质疑，现存逼封万岁记载仍然能构成充分证据链。

为了构造充分证据链，肯定论者至少需要解决以下问题。

（1）《天父圣旨》记录的丙辰六年天历七月初九日（1856年8月15日）天父下凡事件与《金陵省难纪略》《金陵杂记》《李秀成自述》记录的逼封万岁事件都说洪秀全被杨秀清传唤去东王府，这也是可考的唯一一次洪秀全被杨秀清传唤去东王府。但为什么《天父圣旨》没有提到逼封万岁？是否在那之后杨秀清又借天父名义逼封万岁，但这次下凡未被收录进《天父圣旨》？是否太平天国刻印《天父圣旨》时篡改官方档案，删掉了杨秀清逼封万岁之事？有无证据能证明《天父圣旨》记录的8月15日洪杨会面不是《金陵省难纪略》《金陵杂记》《李秀成自述》提到的洪杨会面？有无证据能证明存在一次未被《天父圣旨》收录的天父下凡？有无证据能证明《天父圣旨》记录的8月15日天父下凡内容被太平天国官方篡改了？

（2）韦昌辉、陈承瑢等人迫切需要证明诛杨是正当的讨逆行为，为此目的，他们指控杨秀清暗中策划谋反、意图杀死洪秀全、在东王府私藏大量鸦片，可他们为什么不指控杨秀清逼封万岁？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无法使用最能证明杨秀清想谋反的逼封万岁事件？

（3）为什么逼封万岁记载都来自当时不在天京城的人？为什么在天京待了三个月的目击者肯能从未提到任何人指控杨秀清逼封万岁，也从未记录任何逼封万岁传闻？

（4）为什么目击了东王府洪杨会面的肯能记录了杨秀清急于维护君臣名分、亲手处死不尊重洪秀全的东殿官员？有无证据能证明这次东王府洪杨会面不是《金陵省难纪略》《金陵杂记》《李秀成自述》提到的洪杨会面？

（5）为什么杨秀清逼封万岁却不囚禁洪秀全？杨秀清是否愚蠢到认为逼封万岁不会让洪秀全产生篡位危机感？为什么东殿上下对天京事变显得毫无准备？东殿上下是否愚蠢到认为逼封万岁不会让洪秀全产生篡位危机感？

（6）为什么洪秀全给想篡位的杨秀清平反，并设东王升天节？

（7）《石达开供词》里的“转加杨伪号”指的是什么？是加封万岁还是加封了一个类似于禾乃师、赎病主、圣神风之类的虚衔？

我不认为依据现存史料能够解决上述问题。所以迄今为止，逼封万岁只能是假说，不能构成事实。

参考

1. 刘晨认为毛祥麟抄录版石达开供词并非改自骆秉章奏折，理由是骆秉章文集刻印日期晚于《粤逆纪略》。然而清朝的战报类奏折多是邸报登载、公开传抄的（如上海新报传抄了胜保上奏的陈玉成供词）。擒获石达开是一件大事，骆秉章的擒石奏折必然会被四处传抄，以宣扬清朝武功、打击起义军信心，毛祥麟不需要等到骆秉章文集刻印便可看到奏折附录的石达开供词。
2. 学界传统说法认为天京事变发生在9月2日凌晨，张荣光《天京事变日期考》认为发生在9月4日凌晨。二者差别对于本文结论影响不大，不再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