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玉成的生年

作者：苏三

陈玉成生年的传统说法是1837年（道光十七年），但以现有史料，最准确的说法是陈的出生落在1837年至1838年（道光十七年至十八年）这个区间，无法确定具体年份。当然1837和1838区别不大，这点误差大可忽略不计。本文只是谈谈传统说法的逻辑缺陷，以及为何陈的生年无法准确定位。

说明：当时的年龄算法是虚岁，所以陈的年龄记载我都减了一岁。

首先，能直接推定陈年龄的史料其实只有两处。一处是陈供词“十四岁（13周岁）从洪秀全为逆”，另一处是成书于1855年的《贼情汇纂》，“年十九岁（18周岁）”。陈并非没有其他年龄记载，但那些记载大多没意义，要么是道听途说，要么是随口编的（比如1861年陈和巴夏礼胡诌“我今年二十岁”）。

既然陈在“十四岁（13周岁）从洪秀全为逆”，那么原则上只要确认陈什么时候“从逆”，就能推算生年。问题在于，陈没有说清楚“从逆”指什么，洗礼入教？组织备战？还是正式起兵造反？罗尔纲将“从逆”解释成金田起义。金田团营在道光三十年（1850 年），起义在咸丰元年初（1851 年）。如果“从逆”指1850年到金田参加团营，那么陈的生年的确是1837年，这和《贼情汇纂》提到的1855年“年十九岁”也吻合。

但是，陈玉成是否真的参加过金田团营？拜上帝教在藤县的动员工作不算很成功，藤县信徒没有集体参加金田起义。直到1851年9月，萧朝贵等人到达藤县，当地拜上帝教信徒才被吸纳入营（详见《李秀成自述》）。照理来说，既然藤县其他人都没去，陈玉成作为未成年孩子，不可能一个人跑去金田“从逆”。为了解决这一矛盾，罗老师依据《贼情汇纂》，指出陈玉成是早期高层陈承瑢的侄子，所以他和藤县其他信徒不同，早早参加了金田团营。罗老师发表他的论证时，这套逻辑是自洽的。但是20世纪90年代，桂平县发现了陈承瑢家族墓碑，决定性地证明了陈承瑢和陈玉成不是亲戚，叔侄之说是《贼情汇纂》错记，换言之，陈玉成不可能跟着陈承瑢去金田，关于叔侄关系为何被证伪，详见一篇老文真假英王叔。

问题回到起点了，“十四岁从洪秀全为逆”究竟指什么？如果是指1851年9月萧朝贵收编藤县信徒，那么1851年9月时陈只有13周岁，则其生年是1838年。虽然1838年说无法和《贼情汇纂》的“年十九岁”对应，但既然《贼情汇纂》记错陈的身世，它关于陈的年龄记载就一定准确吗？年龄记载差出一两岁也不意外。例如《贼情汇纂》一边记下天京北王府对联“廿九岁月”，一边又说韦昌辉“年约三十余”，这其中就有一两岁误差原地。

另一方面，虽然陈玉成没参加金田起义，但“从逆”真的不能指金田起义吗？陈玉成在供词里自称“开朝元勋”，他编造自己参加金田起义不是很自然吗？有无可能1850年底金田团营时陈确实已满十四岁（13周岁），只是他没参加起义？

除此之外，《贼情汇纂》又说定都天京前陈年龄太小，“未与军事”，直到1853年才被封为典圣粮。太平军童子从牌尾转牌面的年龄是十五或十六岁（记载略有不同，十五和十六的说法都有）。如此看来，似乎1853年陈从牌尾转为牌面，也就是说当年陈满十五或十六岁（14或15周岁），则其生年是1838或1839年，再结合“十四岁从洪秀全为逆”，则可得出是1838年。但这种算法准确吗？太平天国是一个初创政权，很多制度是逐步完善的，我们能证明陈转正时已有严格年龄划分吗？有无可能1852年陈就满十六岁（15周岁）了，只是制度不完善乃至没转正？或者说，有无可能1852年陈已是牌面圣兵，但只是小兵，相关履历没被记入，以至于《贼情汇纂》错记成“未与军事”？《见闻录》记载陈当过罗大纲的近侍，这一经历不见于《贼情汇纂》。如果近侍职能包括侍卫，那么担任典圣粮前陈很可能已参加军事（不然空降典圣粮也不太合理），只是《贼情汇纂》没记。

总之，太平天国的原始史料严重缺失，很多事就是搞不清的，无法得出确凿结论。我在这篇随笔里提了很多小问题，它们都没有答案。我经常见人言之凿凿，一口咬定某事是怎样怎样，但实际上搞不清才是常态。

PS：我更喜欢1838的说法，因为那年是狗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