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三

 

阅读说明

1. 本文为三部曲，由《长江之锁（序）》（约19,000字）《资水之夏（上）》（约14万字）《汉江之春（中）》（还在写）《菱湖之秋（下）》（还没写）构成，用以论述安庆保卫战三个阶段。每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史事综述，以还原战役过程，第二部分为史事考证，以分析史实争议问题。

2. 本文写作时使用了chat gpt辅助，包括英文翻译、史料梳理等等。

3. 如无特别说明，本文一律使用公历纪年。^[1]如无特别说明，本文使用的“里”均指清朝度量衡的里，清朝1里约等于今576米。^[2]

4. 虽然本文经常会出现湘勇、楚勇、平江勇之类的用词，但这只是描述起见，不是对湘军做细分。如无特别说明，本文使用的“湘军”一词泛指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两湖官僚地主文人组建的雇佣制武装集团。

 

安庆保卫战是太平天国学界研究重点之一，关于这场战役的论著汗牛充栋，几乎涵盖其方方面面，罗尔纲、崔之清等前辈学者也基本解决了重大结论性问题。除非有决定性新史料问世，当代论者很难在这些问题上取得突破。本文的目的不是创新，而是用文献梳理和事实推理方法重新还原1859至1861年太平军与清军争夺安庆以及长江上游的战役全过程，特别是用一些不常见史料补正细节，如1861年李秀成在湖北致罗孝全书信、胡林翼幕僚莫友芝日记。

在事实还原基础上，本文也将分析太平军方面的错误，特别是头号责任人陈玉成的战略失策、二号责任人李秀成的消极怠战。陶短房这类网文作者的逻辑是“我喜欢李秀成，我写安庆就要尽量把他的责任推给洪秀全和洪仁玕”。我就不一样了，本文结论是陈玉成和李秀成分别为安庆失守负60%和30%责任，洪秀全、洪仁玕等其他人责任都不大。湘军方面，本文不赞成曾氏中心论，将重点论述胡林翼和多隆阿主导的湖北湘军战事。

第一节 太平军战略形势

讨论清太战争需要明确两个前提：第一，双方都没有能力发动总动员，战斗力量是有限的，清朝奏报里的几万几十万粤匪捻匪是严重夸张^[3]；第二，晚清缺乏铁路等近代运输手段，长江水运的作用非常重要，谁控制长江，谁就能在南北之间自由渡江、在东西之间快速机动，从而形成相对兵力优势。由于这两个前提的存在，长江在清太战争中占有举足轻重、甚至可说独一无二的战略地位，对双方来说，取得战略优势的关键是集中有限兵力，实现对长江的有效控制。

自1852年太平军北上两湖到1864年天京沦陷，长江流域、特别是湖北到安徽流域几乎一直是清太战争主战场。清太战争很多问题说白了是地理问题，而很多地理问题说白了是长江问题。1859至1861年的安庆保卫战不止是安庆一城的攻守，更是太平军和清军争夺长江上游控制权的战略决战。讨论安庆保卫战，不能局限于安庆一城，而要考虑上自巴蜀、下达苏杭的整个长江领域，考察双方总体战略力量的此消彼长。

安庆保卫战前太平军战略形势分述如下。

一、湘军东征，上游根据地陆续沦陷

天京事变之前，太平军在长江上游基本处于战略扩张阶段。西征军水陆并进，溯流而上，占领安庆、九江、武昌等沿江重镇，一度西进至湖南岳州。与之相对，作为太平军最大对手的湘军自兴起后便沿江东征，企图顺流而下，与江南大营合攻天京。湘军初起时势头甚猛，在湘潭、田家镇等会战中多次战胜西征军，迫使其收缩战线，转入战略防御。东王杨秀清改派翼王石达开赴西征前线督师，以图扭转不利局面。1855年1月至2月，石达开在江西湖口大败湘军集团创始人兼主心骨曾国藩，粉碎了湘军直捣天京的妄想。西征军乘胜发动战略反攻。4月，北王韦昌辉弟弟、国宗韦志俊三克武昌，其部下三十检点陈玉成活跃于武昌西北部的德安。11月，石达开出征江西，在樟树镇重创湘军，攻取大量州县。曾国藩困守南昌，如坐针毡。但自1856年2月起，杨秀清陆续抽调陈玉成、石达开等西征军将领返回天京，合攻江南大营。随着太平军兵力减少，西征战场逐渐形成战略相持态势，湘军获得休整。1856年6月，太平军大破江南大营，这意味着太平军可以腾出兵力他向。湘军战略形势虽有改观，但主力徘徊于湖北与江西，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此时战场主动权仍然掌握在太平军手中，如果太平军集中兵力继续西征，很有希望打开新局面。

不幸的是，1856年9月天京事变爆发，这场长达数月的内讧严重破坏了太平天国的统一指挥体系和凝聚力，干扰太平军在长江上游战略发展。当时胡林翼、李续宾等湘军将领正在围攻韦志俊防守的武昌，石达开由天京率军来援。但是天京事变爆发，石达开匆忙回京。11月韦昌辉被杀，韦志俊无心再守，全军撤退，武昌遂陷。李续宾顺流东下，包围九江。1857年5月，石达开迫于天王洪秀全猜忌，率部出京远征，导致太平军在上游力量更为分散，指挥调度更加混乱。10月，湘军水师将领杨载福配合李续宾攻克湖口，烧毁大量太平军战船，此后太平军再未在长江上游建立起成规模的水师部队，湘军水师掌控长江上游制江权。九江守将贞天侯林启荣坚守一年多，终在1858年5月因弹尽粮绝战败，九江沦陷。

到1859年1月，安庆已成太平天国辖区最西端以及太平军在长江上游的第一座重镇，在湘军东征时首当其冲。武昌、九江等城市相继沦陷后，为了全面控制长江上游、获得进攻天京的稳固后方，湘军下一步举动必然是围攻安庆。

二、江南大营围攻天京，牵制上游军事行动

（一）江南大营的军事意义

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清军即在天京南北两岸建立江南、江北大营，围攻天京。由于主力北伐西征，太平军在天京战场基本采取守势，以求稳固防线，而非歼灭敌军。但随着时间推移，清军攻克芜湖、太平等州县，破坏陆路粮道，清军水师又扼截江面，阻断水路粮道，天京陷入断粮危机。因此从1856年初开始，杨秀清陆续抽调上游战场太平军回师天京，在当年2月至6月相继攻破江北、江南大营。此后杨秀清又令燕王秦日纲沿丹阳、金坛方向继续进攻下游，追歼江南大营余部。太平军固然解除了天京长围，但并未全歼江北、江南大营。9月天京事变爆发，秦日纲放弃东征，回京参与诛杨。清军趁太平军内部混乱、无暇顾及下游战场之机卷土重来。到1858年初，清军又在天京南北两岸坐拥江北、江南大营，再困天京。当年9月，成天安陈玉成、合天安李秀成在乌衣会师，大破江北大营。^[4][5][6]1859年3月，咸丰撤销江北大营总司令德兴阿的职务，命令钦差大臣、江南大营总司令和春统一指挥江北、江南战事。^[7]江北大营编制遂不复存在，余部并入江南大营。和春江南大营号称拥有七万兵力（由于普遍存在吃空饷现象，实数很可能远低于此），逼近天京扎营，使其再度陷入断粮危机。

江南大营主要成分是腐化已久的绿营，战斗力不强。和春及其副手江南提督张国梁并不指望一举攻下天京，他们没有发动大规模天京攻坚战，而是先攻江浦、浦口等粮道要隘，又在天京城外修筑长濠等工事，希望靠长期围困耗尽天京存粮，届时再收克城之功。此时太平军兵力不足，不能发动战略反攻，只好在上游和天京战场均采守势。1857至1859年间，太平军最大地方实力派陈玉成经常率主力在上游和天京之间来回机动，视实际战况救急，如他自己所言，“何处官兵多，我即向何处救应”^[8]。 虽然陈玉成曾尝试发动局部反攻（如西进湖北、收复庐州），但总体来说，他的机动更多是为了救急——上游有险就回上游，天京告急就回天京。

从全局战略形势看，湘军自上游东征，歼灭太平军水师，收复江岸城市，掌控上游制江权，最终使太平军失去反攻上游的战略实力，而江南大营长期顿兵天京城下，无甚作为。因此和上游战场相比，天京战场居于次要战略地位。但是，即使江南大营不能攻下天京，它的存在本身始终是对天京的威胁。对太平军来说，失去天京意味着失去经营多年的基地，必然会对其后勤和士气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天京事变后太平军内聚力和纪律也严重下滑，如果放弃天京另辟根据地，太平军能否像永安时期一样成建制转移也成问题，不排除中途遭袭后溃散的可能。因此地方实力派陈玉成决策时必须考虑天京的情况，不能轻易放弃天京，他在上游的军事行动也就无法摆脱江南大营制约。

（二）江南大营和保卫天京的政治意义

在后世论者看来，江南大营腐朽不堪，难当大任，曾国藩等汉族地主组建的湘军才是镇压太平军的主力，但在当时，以咸丰为代表的清廷并不太信任汉族地主武装。作为满族统治机关，清廷不希望汉族官僚为主的湘军集团把持地方军政大权，他们更想看到江南大营、而不是湘军攻克天京。也就是说，江南大营既是清廷镇压太平军的军事工具，也是他们制约湘军集团的政治手段。这种制约的表现之一是江南大营崩溃前曾国藩很难拿到地方实权。一旦江南大营被歼灭，这一微妙的政治平衡就会被打破，清廷只能承认绿营无能的现实，转而倚重湘军。1860年6月8日，咸丰面对江南大营崩溃、苏浙绿营不堪一击的惨状，只好任命曾国藩为署两江总督，希望他收拾残局。^[9]从此曾国藩获得地方实权，湘军后勤保障水平大大提高，他们对太平军的威胁也随之增加。

同样地，对太平天国来说，保卫天京也不光是军事胜利，还有政治意义。作为首都，天京的存在代表着天父天兄的眷顾和中央政权的稳定，对维持洪秀全的统治非常重要。纵观1857至1864年战局，只要天京无险，洪秀全对陈李等地方实力派的军事决策几乎不加干涉，可一旦天京涉险，洪就会马上调他们保卫天京。一些论者批评洪秀全过于重视天京，在天京已然守不住时固执己见、拒绝让城别走。这种批评有道理，但我们必须看到丢失首都对民心、士气、后勤、行政等方面的严重不利影响，何况太平天国政权尚未成为正统性得到普遍认可的政权，洪秀全承受不起首都不保的政治风险。^[10]

保卫天京的重要政治意义也影响太平军军事决策。早在杨秀清主政时期，太平军便有过度重视解京围的倾向。举个例子，为了彻底打垮江南大营，杨秀清从西征前线抽调石达开部，以至于失去了在江西歼灭曾国藩湘军的机会。随着战略形势恶化，后期太平军的军事活动更加倾向于以天京为中心。从洪仁玕、陈玉成和李秀成的供词看，他们都把解除京围视为自己的大功劳，不乐意与同僚们分享。从1860年太平军上下的反应看，他们都把二破江南大营视为伟大胜利、甚至是神迹。对解京围的过度推崇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太平军对战略形势的判断，导致他们对上游战略地位认识不足。^[11]在后世论者看来，上游湘军对太平天国的威胁远高于江南大营等绿营部队，太平军应该集中兵力优先对付湘军。但在当时的太平军中，能认清这一点的人寥寥无几，因为这个结论是反直觉的——一边是在上游徘徊、离天京还远的湘军，另一边是紧逼天京城下的江南大营，从直观角度说，当然是后者更具威胁性。我们后世论者之所以能得出正确认识，是因为我们站在上帝视角，掌握决策所需全部信息。但太平军掌握的信息是有限的，他们很可能并不清楚江南大营的腐朽程度、江南大营和湘军之间的微妙政治平衡，因此我们不能苛责太平军不够重视上游。

三、捻军的配合

晚清时期，由于土地兼并、人口增加、白银外流、吏治腐败等种种原因，农民生存环境日趋恶化。道光末年，安徽北部、河南南部一些破产农民结为捻党，逐渐发展成地方势力。咸丰初年，入捻者人数大增，捻党顺势转化为捻军。1852年11月，捻军在雉河集会盟，公推张乐行为盟主，正式起义抗清。1856年天京事变后，合天侯李寿成通过麾下七十二检点李昭寿联系张乐行和白旗旗主龚得树，讨论合作事宜。^[4][12]桐城解围后，成天豫陈玉成与李寿成北上联合张龚，获得捻军支持。^[4]此后太平军和捻军长期合作，直到太平天国政权灭亡后，陈玉成余部遵王赖文光仍随张宗禹、任化邦指挥的后期捻军作战。

1859年时，捻军主要活动范围在皖北蒙城、亳州、怀远、定远等地。皖北战区位于安庆战区北部和天京战区西部，其最东边的定远等地区位于安庆和天京之间，安庆战区又位于天京战区西南部，三地战场相对位置大致构成一个三角形。^[13]督办安徽军务的胜保和安徽巡抚翁同书庸碌无能，只能勉强应对皖北捻军，很难顾得上安庆和天京战场。虽然胜保和翁同书的绿营部队战斗力很差，但毕竟是成建制武装力量，捻军的机动牵制住了胜保和翁同书，减轻了安庆与天京战区的压力。而且由于皖北战区存在，湘军陆军就算绕过安庆直接北上，他们也会遭遇捻军，难以直达天京江北。特别是李续宾三河惨败后，曾国藩、胡林翼更倾向于稳扎稳打，多次拒绝翁同书、袁甲三、胜保调湘军北上皖北战区的请求。捻军在皖北的活跃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湘军与皖北绿营、江南大营会师，策应了太平军的战斗。

除了在皖北战区牵制，捻军也直接配合太平军在各地战区作战。从实际行动看，捻军中最支持与陈玉成合作的是龚得树。龚得树参与了小池驿^[14]会战，后来又随陈玉成西征武昌，在松子关^[15]牺牲。龚得树的积极配合缓解了陈玉成兵力不足的问题，对于安庆保卫战的展开是有利因素。

当然了，太平军和捻军并非铁板一块，他们之间存在不少矛盾。李秀成抱怨张乐行等人“听封而不能听调用也”。^[4]陈玉成不够尊重捻军，称他们为“飘忽不定的抢掠者”。^[16]无怪乎张乐行认为太平天国对捻军不公平，“他们待人不好”。^[17]但是我们应当看到，捻军和太平军的关系主要是合作，因为他们的共同目标是抗清。李秀成所谓的“听封而不能听调用也”是夸张之词，实际上捻军、特别是张龚长期在安徽配合太平军战斗。一些论者倾向于夸大太平军和捻军的矛盾，但我们分析史事时应当分清主次，既要顾全次要史事，又不能盲目夸大次要史事影响力，太平军和捻军关系便是一例。从现有史料看，长期合作抗清才是两军关系中的主要方面，矛盾只是次要方面。我们不能因为矛盾的存在，就否认捻军对太平军的重要支持。^[18]

四、西方侵略者的有限干涉

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中国不断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侵略与商业掠夺，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以往的农民起义政权不同，太平天国不仅要对抗作为统治者的清朝，还要直面英国、法国等西方侵略者。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便同它有了一些接触，但这类接触是很有限的。毕竟除了上海小刀会起义，当时太平天国对西方国家在中国的商业利益影响不大，所以它们不会对清太战争投入太多精力，更乐意作壁上观。

1856天京事变后到1860年太平军东征苏浙前，西方国家在官方层面与太平天国的直接接触只有1858年11月至12月间第八代埃尔金伯爵詹姆斯·布鲁斯暨额尔金（James Bruce, 8th Earl of Elgin）的长江航行。^[19]额尔金船队经过天京和安庆时，两地太平军炮台均出于警戒开炮，但都败给近代西方军队的压倒性火力打击。^[20][21]与额尔金船队的交火让太平军更直观地认识到自身与西方国家军事水平的差距，他们做军事决策时也会考虑西方干涉可能性。

虽然西方国家干涉程度有限，但1860年太平军进入苏浙丝绸区、特别是商贸港上海，直接威胁西方国家在中国的商业利益，西方干涉也随之升级。安庆保卫战的进程同样受到干涉升级的影响。

五、安庆战略地位

（一）地理

1. 天京门户与上游桥头堡

安庆傍江而建，控扼长江北岸，是安徽省水陆交通要隘：西与湖北接壤，南与江西相望，北通庐州、和州等皖北腹地，东与对岸的芜湖、池州等皖南州县呼应；府城临江，菱湖环城，可通作为长江入江口的桐城下属枞阳县，从而联结长江和安徽内陆水网。另如前所述，安庆位于太平天国辖区最西端，将湘军屏蔽在皖北腹地之外。作为天京上游，安庆与其掩护下的皖北腹地构成天京的战略防御区，有力地阻止湘军顺流而下直达天京。

下图为太平天国曾控制的地区，它直观地反映了安庆与天京、上游与下游的相对位置。请注意，到1859年初，下图显示的太平天国上游省份只剩安徽省，如果再把安徽省拿掉，天京将无险可守，直接暴露在湘军攻势下。作为安徽省会和太平天国辖区最西端，安庆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既是天京的战略屏障，也是太平天国在长江上游的桥头堡。

清太双方都清楚上游和安庆的战略地位。洪仁玕明确指出上游是战略要地，安庆是天京门户。“我军最重大之损失，乃是安庆落在清军之手。此城实为天京之锁钥而保障其安全者。一落在妖之手，即可为攻我之基础。安庆一失，沿途至天京之城相继陷落不可复守矣。安庆一日无恙，则天京一日无险。”^[22]“自古取江山，屡先西北而后东南，盖由上而下，其势顺而易，由下而上，其势逆而难……夫长江者古号为长蛇。湖北为头，安省为中，而江南为尾。”^[23]李秀成追悔当年时也承认了上游和安庆的重要性：“今收得稣、常，下无再困，上困而耒，利害难当……若皖省可保，尚未为忧；如[皖]省不固，京城不保。”^[4][24]陈玉成更不用说，他一直坚持经营安庆并寻机反攻上游，在安庆沦陷后仍执着于“广招兵马，早复皖省”^[25]。相应地，湘军则认为欲攻天京必先取安庆、肃清上游，以达成建瓴之势。面对咸丰要他分兵北上河南的上谕，曾国藩指出安庆和它掩护下的皖北地区是天京屏障：“欲攻破金陵，必先驻重兵于滁、和，而后可去江宁之外屏，断芜湖之粮路。欲驻兵滁、和，必先围安庆，以破陈逆之老巢，兼捣庐州，以攻陈逆之所必救。”^[26]胡林翼认为平定上游和安庆后，湘军才能攻克天京。“且皖省者，天下之关键，地居水陆要冲，为金陵上流。皖贼不灭，则江路不断，而金陵无克复之期。”^[27]“皖北不平，江南必不能平，不睹于晋与隋出师之路径耶？”^[28]“皖北定则驻营于金陵二百里外，而金陵不攻自破。”^[29]“查安庆，长江上下之关键，舒、 桐、 宿、太为江楚之通衢，而东流、芜湖、东西梁山、太平、采石逶迤大江南岸，在在皆有贼踪。纵使未能节节扫除，即令迅克金陵，亦虑蔓延江浙，后患尚不可知。窃计规复金陵，必须先清皖省，欲清皖省，必须先清沿江上下。若能以马步辅翼水师，由太、舒、桐攻克安庆，步步为营，次第下击，力扼大江，则金陵之接济可断，势将不攻自克。”^[30]“此事是全皖根本，即是谋吴根本，安庆不得，全局不振。”^[31]“又如襄阳被围五年，隔杭州二千里，然襄阳失而宋亡，贾秋壑特以酣歌湖上为乐耳。胡三省注《通鉴》，于此事深致怨恨。三省浙人也，知南宋之大局，在蜀在襄阳在淮甸故也。”^[32]翁同书奏请咸丰再调湘军援皖时也用上下游关系加以论证：“伏念贼跨长江之险以为巢穴，今併跨长淮之险，其势益张……天下之大势首陇蜀而尾吴会，控制中权实惟武昌、黄州。”^[33]王韬上书逢天义刘肇钧时亦建议苏福省太平军放弃上海，西征收复安庆，与湘军争夺上游：“然后乘锐大举，溯流而上，专萃曾兵……能复安庆，克取黄州，然后控九江，争汉口，与翼王通问，合并兵力，长驱大进，黄河以南，非复菁有矣。”^[34]《湘军志》作者王闿运同样主张重上游、轻下游。“来书以天下形胜宜重西北而轻东南，深识伟论，钦佩无既。荆襄为南北咽喉，诚得兵力以设重镇，训练生聚，接应亦复不穷。羊叔子之教，卒收平吴之功，抑非人莫与属也。”^[35]

如果说三河会战前曾国藩和胡林翼还抱有可以绕过安庆直入皖北的轻敌心理，但李续宾在三河惨败后，曾胡均认定收复安徽和天京必须从安庆入手，他们再也没有考虑过让湘军绕开安庆直接北上，哪怕咸丰多次催促。^[36]也就是说，只要安庆仍在太平军手中，湘军就会汲取李续宾的教训，不会深入皖北腹地或直捣天京。洪仁玕称“安庆一日无恙，则天京一日无险”，^[22]此言毫不夸张。

2. 区位环境

清朝时，安庆行政区划范围包括安庆府以及怀宁、桐城、^[37]潜山、^[38]太湖、^[39]宿松、望江六县。怀宁与安庆府毗连；桐城在安庆以东偏北约150里处；潜山在安庆西北约120里处；太湖在安庆以西偏北约220里处；宿松在安庆以西约260里处；望江在安庆西南约120里处。^[40]到1859年初，宿松、望江已在清军手中，太平军控制安庆城及其余四县。

以下为清朝时期安庆府城及其下辖六县的地名与相对位置简图。

安庆地貌多样，从西北到东南呈明显阶梯状下降。西北部位于大别山系末端，为山地地形，群峰交错，山高坡陡，涵盖的州县包括太湖北部、潜山西部和桐城北郊。中部是过渡地带，为丘陵地形，低山连绵，谷地交错，涵盖的州县包括潜山北部和桐城大部。东南部毗邻长江，为平原地形，地势平缓，河湖环绕，涵盖的州县包括宿松中部、太湖与潜山南部、怀宁、枞阳、望江以及安庆城本身。^[41]安庆西北有险峻山地为屏，东南有菱湖和长江作天然护城河，易守难攻，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防御阵地。但是，安庆能否实现有效防御的关键在于太平军能否用水师控制入江口枞阳。一旦清军占领枞阳，他们就能控制长江到菱湖的水上交通线，太平军只能通过陆上交通线救援安庆。晚清时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落后，山区对交通制约很大。安庆西部与北部多是山区，地形崎岖，道路狭窄，意味着后勤粮运、军事机动都不方便。清军可通过驻防山地险隘，以少量兵力防守安庆陆上交通线。此外安庆城位于群山环抱的低地平原，如果清军更进一步，彻底掌控桐城、太湖、潜山等西部和北部山区，他们就能对安庆形成居高临下的合围态势，太平军若想反攻则需仰攻山地，难度较大。事实上，湘军的安庆攻坚战就是遵循这个思路展开的。1860年初湘军夺取了潜山与太湖山险，又占领了入江口枞阳。正是在此基础上，他们才逐步完成合围，最终攻克安庆。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陷入唯地理论的怪圈，认为枞阳入江口和潜太山险失守就意味着安庆无可救药。事实上，1858年下半年湘军东征时，李续宾已经攻克了潜山、太湖、桐城^[42][43]，都兴阿和杨载福也控制了枞阳港口^[44]。但是三河惨败后，湘军便放弃这些据点，退回宿松，原因是他们认为自己兵力不足，不能既防守这些据点又抵御陈玉成和李秀成的主力。如前所述，安庆保卫战实际上是清军和太平军争夺上游控制权的战略决战，安庆能否守住取决于双方在上游的战略力量对比。1860年2月陈玉成在小池驿战败，主力受损，潜太和枞阳随之失守。但太平军仍具备进军上游的战略力量，并非完全不能解除安庆之围。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太平军高层不能在上游战略优先性上达成共识，太平军最终错过了解救安庆的机会，将上游控制权彻底让与湘军。

3. 安庆与湖北

如前所述，安庆位于安徽省最西端，与湖北接壤。太湖可通湖北广济、^[45]黄梅、蕲州^[46]，潜山可通湖北英山、罗田。从潜山北上又可到达安徽省西部的六安、霍山，经松子关、流波䃥^[47]等地入湖北。由于地理交通的便利性，双方军队经常在安庆和湖北之间来回机动。

除此之外，将领决策偏好也有影响。太平军方面，陈玉成在杨秀清主政时期的西征中成名，战略思想受西征影响较大。从实际表现看，陈玉成是后期太平军将领中最重视湖北和上游的人。天京事变后他多次机动至湖北，以图重现西征上游战况。湘军方面，胡林翼就任湖北巡抚后锐意经营，把湖北改造成湘军东征大本营。湖北不但拥有一支实力较强的湘军，还是曾国藩湘军军饷重要来源之一。身为湖北巡抚，胡林翼最重视湖北省、特别是省会武昌的防守，一心阻止太平军从安庆西征湖北。然而湖北与安庆接壤处较多，清军兵力也不足以在每个安庆入湖北通道上均布置重兵。胡林翼对此颇为头疼。“查湖北北岸地势如圆瓯，然与皖交界者五县，五县之中又歧途百出，若言防守，万万不可恃也。”^[48]“皖中群盗如毛，与鄂疆紧为接壤，岐途百出，防不胜防。”^[49]“鄂、皖紧相接壤，犬牙相错，防不胜防。”^[50]“惟皖、楚之交，万山丛薄，袤斜三四百余里，如英山、霍山、潜山，皆山邑也。”^[51]“黄州一府，形如圆瓯。黄梅、宿松是一路，蕲水是一路，蕲州是一路，罗田一路，麻城、黄安一路。六安与麻城连界，即绕出黄州之上，再绕出太湖、宿松之上五六百余里，与汉阳、德安毗连矣。若官军并作一路，则贼必乘虚而入。”^[52]为了一劳永逸地稳固湖北边界，胡林翼认为应当打垮陈玉成，收复安徽。“不谋皖固难以保楚，不保楚又奚以谋皖？”^[53]“鄂之谋皖，不能不竭力引为己任。盖卧榻之旁，不容他人鼾睡；户庭之外，尽是盗贼窟穴。是不谋皖即不能保鄂，不待智者而知之矣。”^[54]“诸侯守在四境，而鄂疆孔棘，顶踵腹心，无一可恃。皖氛尤为甚恶，非敢为甫田骛远，欲以靖边氛而固吾圉。”^[35]“又乃不知皖南皖北之与鄂切肤，又何其不明也！卧榻之旁，他人鼾睡，犹不可为。设日夜在卧榻之旁叫号欢呼，吾恐楚人欲一息之安枕而不可得矣。”^[32]“此次若竟屠狗，则事势定矣。”^[55]“此次兵力极厚，若尚不能屠狗，则秋冬又将生变。”^[56]“狗逆果擒，则上自黄州，下及和州，可传檄定也。如再脱逃，不过二三月，仍为皖、楚之害。”^[57]既然陈玉成希望西征湖北，胡林翼希望东征安徽，太平军和湘军便在武昌和安庆之间机动拉锯，寻机发动会战。

值得一提的是，胡林翼固然主张全力攻安庆以保湖北，但此举的前提还是保湖北。胡林翼不可能为了攻克安庆放弃湖北，对他来说那是本末倒置。一些论者错误地认为，为了收复安庆，清军可以暂时放弃武昌。但是对胡林翼来说，如果武昌失守，他会面临咸丰的问罪，还会失去湖广总督官文和湖北乡绅的支持，他不可能牺牲自己的政治前途帮曾国藩攻克安庆。对曾国藩来说，虽然就任署两江总督后他获得了湖北之外的其他军饷来源，但安庆战区负责迎击太平军援军的主力仍是多隆阿指挥的湖北湘军。如果武昌危急，官文、胡林翼为了自保，必然调多隆阿等人的湖北湘军回救。届时安庆城下的曾国荃部就容易成为孤军，面临安庆守军和太平军援军的内外夹击，曾国藩不可能让曾国荃冒这个险。曾胡之所以最终没有撤安庆围，是因为他们分析前线情报后，认为陈玉成一军实力不足，不能攻克武昌，而不是因为他们觉得武昌可以放弃。

以下为1864年安徽与湖北的合并地图，下文将多次使用这张地图分析清太双方在安庆和武昌之间的机动。

（二）政治经济

1. 太平天国最稳定的根据地

安庆是太平天国在长江上游统治最稳定的城市。不同于武昌、庐州等地的反复拉锯，自1853年6月西征军再克安庆后，安庆一直隶属于太平天国政权。石达开很重视安庆，他在安庆小南门建造炮台等防御工事，又在安庆城和桐城、潜山、太湖等县设立以乡官体系为代表的地方基层行政机构，变《天朝田亩制度》规定的“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为“照旧交粮纳税”，也就是所谓的“安庆易制”。经过长期经营，太平天国建立了以安庆为中心的安徽根据地。除了天京及其周边，安徽根据地是太平天国控制时间最久的根据地。

遗憾的是，由于安徽经济文化水平不如苏浙发达，和西方国家也不存在直接接触，如今安徽留存的太平天国民政建设文献并不多，论数量远少于苏浙同类文献。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从现存记载中一窥端倪。潜山地主文人储枝芙记录了1857至1858年太平天国在潜山开科取士及着佃交粮事：“（咸丰七年）三月，伪乡官议每亩捐钱三百七十五文。贼以交接官兵为通妖，罚赎捐。潜民多受勒者……（四月）二十日，贼伪监军黄振钧奉伪将帅张潮爵令窜天堂，诈称招抚流离，踞五日，迫催银弗缴者，锁押辱之……五月，贼于皖城开伪乡试，胁潜中伪文举人八十四名，伪武举人七十三名……闰五月。大饥（斗米八百钱）。贼勒征上忙地丁银……秋七月，贼勒征下忙地丁银，每亩复收钱二百文，限同缴。冬十月，贼勒每亩收钱二百文……（咸丰八年）三月十八日，贼伪监军黄振钧、伪典圣粮马蚊起率贼百余窜天堂，勒索钱粮，追呼二十余日，民不堪……（五月，）贼勒每亩收钱二百文，米六升……”^[58]从上述记载可知，安徽根据地大约每半年征收一次地丁银，数额一般为每亩两百文，对未纳者会催缴或施加收监等惩罚性措施，此外还有一些不定期额外征税。约在1860年，翁同书论述安徽形势时则说太平天国治下整体比较安稳，但也有团练活动：“粤匪则不然，善于安民而酷于征贡，即如合肥境内及安庆、舒桐、巢县、无为等处，民皆安居如故。惟因聚敛太急，民亦怨之，间有与之为难者，皆山寨水圩，有险可扼。有人倡议者，若平衍之人，则不敢也。舒桐、六安之民及合肥西南乡，颇有结团自保至今不肯从贼者，皆有官若绅主之。”^[59][60]安庆保卫战期间，桐城办团练的地主乡绅主要有疏长庚、慈沛霖、王鸾旂、潘寿春、姚廷弼。^[61][62]1859年桐城东乡团练曾和安庆太平军爆发较大冲突。^[63]潜山有清朝县令叶兆兰办的兆字营团练，还有《皖樵纪实》作者储枝芙所属家族办的天堂十二保团练。^[58][64]当然了，团练对安庆保卫战的进程无甚影响。他们人数不多，也没什么战斗力。^[65]整体而言，太平天国的安徽根据地统治比较稳固，境内反对势力只有地主阶级支持的少数团练。

讨论太平天国基层政权建设时需要注意的是，今人看到的文献大多是地主文人留下的，但地主文人的看法只能反映一个侧面，不能完全代表其他社会阶层的看法。作为支持团练的地主文人，储枝芙天然敌视太平军，他的记录更多是反映地主阶级怨言。与太平军的“勒征”相反，储枝芙记录清朝征税时会用相对中性的描述，如“（同治元年夏）每亩收钱四百文，曰抵征，四乡设局，绅士经办……（同治二年夏）复收抵征钱”。^[66]也就是说，清朝在潜山的常规赋税项目也是每年每亩四百文，和储枝芙所谓的太平军每半年“勒征”二百文并无区别。翁同书亦然，作为清朝安徽巡抚，他不会倾向于说敌人好话，自然就有“酷于征贡……聚敛太急，民亦怨之”这类批评太平天国赋税太重的言论。当然了，即便如此，翁同书还是承认太平天国治下“民皆安居如故”。事实上，我们对比一下同时期清朝赋税，就会发现安徽根据地赋税没有过重。1859年11月26日与28日，曾国藩记录了潜山附近的望江、宿松、黄梅赋税水平。“望江县，设五局。急水沟总局一，外附城及各处分局四。每田一亩，派钱一百、米二升，归总局。其各分局，又别派若干，大约每田一亩，出局费钱三百文，较之平世完正饷漕折钱约五百文者，此为差少云……宿松县，设五局。县城总局一，二郎河、黄家晾、荆桥、凉亭河分局四。每亩派钱八十文一次。自去年十月至本年十月，派过六次，共四百八十文……黄梅县，设七局……通县共地丁正饷三万余两，每正饷一两，约完局费多至三千，少或二千五、六，或二千一、二，极少一千八百不等，此每年之数也。宿松、望江于局费之外，不征钱漕。黄梅则钱漕之外又索局费许多，民力尽矣。”^[67]“黄梅县，每十亩为一石田，约收毛谷二十挑，晒干，过风车，不过一石五斗，其斗即粮道之制斛也。今年时价，不过值钱九百文耳。每十亩约科地丁正银六钱、七钱不等，派局费约三百余文。”^[68]由此可见，望江每年局费为每亩三百文，少于同时期潜山太平军每年征收的每亩地丁银四百文，但这是战时下调后的水平，往常望江常规赋税在每年每亩五百文左右；宿松每年局费是每亩四百八十文，和潜山基本持平；黄梅由于土地贫瘠，表面上看起来赋税较轻，平均每亩收米一斗五升（相当于九十文）、地丁银六至七分（相当于一百零八文至一百八十文）、局费三十多文，合计每年每亩缴税二百至三百文。但考虑到黄梅本身土地贫瘠，曾国藩认为其赋税水平实际上比宿松、望江还重，“民力尽矣”。黄梅地丁银还反映了晚清银贵钱贱和赋税浮收现象——原本一两银子相当于一千文钱，但到了1859年底，为了缴纳一两银子的地丁银，需要支付一千八百到三千文钱。这既是因为鸦片战争后白银外流、银价上涨，也是因为当地官员浮收勒索，中饱私囊。虽然目前缺乏安徽根据地的详细赋税记录，但同曾国藩日记对比后，我们可推知安徽根据地赋税大致处于合理水平，所谓的“勒征”“酷于征贡”是地主阶级夸大其词。

晚清社会发展水平落后，民众识字率低，农民、手工业者、小商品经营者等广大民众的看法很难以文献形式保存下来，我们只能根据有限的史料加以推测。桐城地主文人方宗诚曾记录太平天国统治时期地主收租情形：“东庄有佃化为虎，司租人至撄（抓）其乳。西庄有佃狠如羊，掉头不顾角相当。”^[69]这句诗反映了安徽根据地的农民抗租，以至于地主收租困难，可见安徽根据地的土地政策倾向于保护农民。另据1858年底额尔金船队在安庆与当地农民的谈话，农民们虽不承认太平天国政权正统性，但仍向安庆政府纳税，他们并不认为安庆政府的赋税比清朝沉重，对安庆政府治理没有什么不满。“我们发现，尽管农民们不承认自己是太平分子，但他们承认过去四年来一直被迫向安庆政府纳税。他们说，这没什么好抱怨的。满人和太平军一般无二地‘压榨’他们……这些出色的人补充道，在他们看来，现状只有一处不足——太平军把农庄里的美女都抢走了，令人不悦。”^[70]当都兴阿、多隆阿、鲍超等人指挥的湘军进攻安庆时，当地农民的反应则是进入安庆躲避。“成群村民急着穿过吊桥，从而进城寻求庇护，他们背着重负，步履蹒跚，又驱赶走在他们前面的牲畜……城市的这一边就像另一边一样，村民们在帝国军队攻势面前逃入安庆城。”^[21]当时清朝统治中国已达二百多年，而太平天国相对稳定的辖区只有安徽和天京附近，且安徽根据地历史只有四年，清朝显然在清太战争中更占赢面。百姓对旧有认知也多存在惯性依赖，往往不能随着情势变化同步改变认知。无怪乎安庆农民持观望态度，不愿意公开承认太平天国正统性。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农民向安庆政府纳税，认为安庆政府治理水平合格，在湘军前来克复失地时转向安庆政府寻求庇护，而不是喜迎王师。这说明农民实际上认可安庆政府的管理，但他们并不敢预期太平天国将赢得战争，在思想观念上还停留在清朝是正统国朝的旧日认知。

总体看来，太平天国在安徽的基层政权建设比较成功。曾国藩分析后期形势时指出了安徽根据地的民政建设成就及其在太平天国的重要经济地位：“民间耕获，与贼各分其半，故取江南数郡之粮运出金柱关，取江北数郡之粮运出裕溪口，并输金陵。和春等虽合围城外，而贼匪仍擅长江之利，挹不竭之源。傍江人民，亦且安之若素。”^[71]安徽根据地既是太平天国主要税收来源，也是太平军重要后勤基地，为前线作战提供粮草与兵员支持，它的存在是太平天国政权得以延续多年的经济基础。^[72]

2. 陈玉成的分地

1856年天京事变中，象征天父的杨秀清被杀，从根本上动摇了太平天国的天父天兄信仰。随后韦昌辉等高层亦被杀，天京中央陷入混乱。洪秀全启用石达开主政，但他忌惮外姓，又封兄长洪仁发、洪仁达为安王、福王，掣肘石。石出京远走，洪只好启用宠臣赞天豫蒙得恩主政，但蒙能力平平，不能服众。经过这一系列风波后，天京中央威望大幅下降，洪秀全不能再像杨秀清那样实现有效的中央集权。

石达开行前曾将一部分军队交给陈玉成。^[4]如前所述，不久后陈玉成和李寿成又得到捻军兵源。洪秀全遂提拔陈李，依靠他们外战。由于实际掌握兵权的陈李长期在地方活动，而天京中央威望下降、不多干涉军事决策，陈李等地方实力派获得较大独立性，他们划分地盘，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和班子。长此以往，最终形成了天京允许地方实力派自主经营、地方实力派拥护天京领导的分地制。

1860年前陈玉成是最大地方实力派，又经常在安庆至皖北一带机动，这些地区自然就成了他的分地。安庆是陈玉成的分地大本营，他在安庆建有英王府，又让胞叔陈时安监督张朝爵等安庆领导班子的工作。陈玉成必然重视保卫自己的大本营安庆，但李秀成、杨辅清等其他地方实力派对安庆不会那么上心，这将影响安庆保卫战的进程。

承认安庆的分地属性，不代表陈玉成救安庆纯为私利。安庆不仅是陈玉成的分地，它更是太平天国政权在上游的战略屏障和经济基础。陈玉成也不仅是地方实力派，他更是后期太平军名义总司令，其职责是领导太平军赢得清太战争最终胜利。私利顾虑当然会影响陈玉成的决策，但安庆在清太战争中的战略地位才是陈的最大考量。

序篇史实问题考证

额尔金船队与安庆太平军的接触

1858年11月20日晚上，额尔金船队路过天京。一座太平军炮台朝船队开火，造成伤亡如下：一名水手死亡；一名水手受重伤；见习官伯奇（Birch）受伤，一只手臂被截肢。为了报复，21日上午，额尔金船队炮轰前日开火的太平军炮台。^[20]这次炮击长达一个半小时，炸毁了整座炮台。^[20][21]太平军几乎没有还手之力。^[20]当晚，太平府太平军守将熊光明致书额尔金示好。^[20][21]22日，一名太平军代表（大约由熊光明派遣）口头向额尔金承诺道，太平军不会再攻击他的船队。^[20]

11月26日，额尔金船队路过安庆江面。^[21][73][74]当时都兴阿已得知李续宾军覆三河，决定撤走包围安庆的湘军。^[75]为防被太平军追击，都兴阿假装没有撤围之意，发动佯攻。^[76]额尔金船队恰在此时出现，太平军炮台出于警戒，向其开炮，但立刻遭到对方绝对优势的火力压制。据额尔金私人秘书劳伦斯·奥利芬特（Lawrance Oliphant）记载：“勇敢的守军仅仅坚持射击了三次，然后从我所在的观察点，我能看到他们像老鼠一样从要塞里逃跑到后面的开阔地。然而，守军在那里陷入了困境，因为帝国军队从后面的山上下来了，他们振奋精神，现在以轻步兵松散混战队形（light skirmishing order）进入开阔的平原，显然是要攻击后方的要塞……我们的炮击仅持续了十分钟。我们不想毁坏塔楼的装饰外观，或者在空荡荡的炮台上浪费我们有限的弹药。此外，虽然我们为帝国军队清空了要塞，但他们不敢进入这个废弃的要塞，理应失去它。因此我们停止了射击，并轻轻地在城墙下航行，还没经过城墙，我们就看到要塞被原来的驻军重新占领了……我们到达最后一个城墙拐角，正在为自己的好运庆祝，这时两门大炮在相当近的地方接连向我们开火。这是一种荒谬的无礼行为，于是我们再次炮击十分钟作为惩罚。这样的攻击对叛军太过激烈和强势，他们甚至无法进行第三发炮弹的射击。炮台很快就被制服了。我们在城市中心的一些最壮观公共建筑上测试我们的射程，并在街道上射了一两发炮弹，以示警告。然后我们离开了安庆，告别了对我们不是非常友好的叛军最后的据点。”^[21]

12月26日，额尔金船队再次经过安庆。额尔金命令船队中文秘书托马斯·韦德暨威妥玛（Thomas Wade）和安庆太平军沟通，要求他们不得炮击船队。威妥玛上岸，与一名自称是安庆三号首领的太平军官员面谈。“我告诉他，我被指示询问为什么守军没有收到任何挑衅就向我们女王的船只开火。首领说这是一些本地人守军的无知造成的错误，和两广人无关，直到船只驶开、离城市有一段距离后两广人才知道此事。他们后来认出了英国国旗（大英旗），因此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我建议他小心。我告诉他，我们不想与任何不干扰我们的人发生争执，我被特意派来是因为英国公使不希望无缘无故地造成伤亡；但我们的船只将会上下行驶，也许是下个月，也许是下下个月；虽然我们不打算支持正在进行的内战中的任何一方，但如果有人攻击我们，我们将会像在南京一样进行反击，我们经过南京时当地炮台向我们开火，我们就毁掉了他们的要塞。‘噢，是的，’首领说，‘我们听说了南京发生的事。’然后他用比之前更为歉疚的措辞，为他的部下所犯的错误道歉。他说他们会送牛和其他补给品给我们的大人物。我当然拒绝了。他和另外一两个人还邀请我登陆，以拜访头号首领，他是一位广东人。”^[73][77]

额尔金船队在安庆的经历再次证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坚船利炮对于晚清时期的中国军队具有压倒性优势。由于这一鸿沟的存在，太平军倾向于和西方国家保持和平关系，以免其以此为由支持清军，因此他们决策时会考虑西方干涉可能性。当然了，西方侵略者干涉程度取决于它们在中国的利益受威胁程度。相对而言，西方国家在安庆战区没有多少既得利益，对其干涉程度也就比较低。总的来说，西方对安庆保卫战进程影响不大。

1858至1864年曾国藩湘军军饷主要来源

台湾学者凌林煌的《曾国藩幕府饷事馆务及其军需收支之分析》（原载《远东学报》第二十三卷第二期）对曾国藩湘军军饷收支有非常全面的定量分析，本节系直接引用凌先生的成果。凌先生原文请见曾国藩幕府饷事馆务及其军需收支之分析（上），曾国藩幕府饷事馆务及其军需收支之分析（下）。

1858年7月至1860年6月，曾国藩湘军一共收到各省协饷1,691,265.02两，占其军饷总收入的99.95%，其中湖南省解银275,921.44两，湖北省解银703,000两，江西省解银656,833.70两、解钱1,019.75串（以钱2,000文作银一两，合计509.88两），四川省解银55,000两。湖北协饷和江西协饷分别在湘军军饷总收入中占41.54%和38.85%。

1860年6月至1864年8月，曾国藩湘军一共收到各省厘金12,494,721.55两，占其军饷总收入的71.78%，其中湖南东征局解银2,614,318.68两，解钱901,775.32串（合计银577,136.19两），广东牙厘解银1,102,382.72两，江西牙厘解银4,927,669两，解钱1,922,820.63串（合计银230,605.20两），安徽牙厘解银1,692,646.18两，安徽抽收淮盐厘金银349,963.57两。 江西和湖南收入分别在湘军军饷总收入中占33.29%和27.77%。

曾国藩湘军具体军饷来源构成见下图。

从上图可以看出，1858年6月至1860年6月间，曾国藩只有钦差大臣头衔，缺乏地方实权，他主要依靠江西和湖北接济军饷。1860年6月咸丰任命曾国藩为署两江总督，^[9]此后他的军饷来源宽裕了许多，这为湘军最终攻克安庆和天京奠定了经济基础。

从上图还可以看出，江西是曾国藩最重要的军饷来源，曾必然重视它的防卫，1860至1861年曾国藩湘军长期驻军皖南，此举既是为了策应对岸的安庆攻坚战，也是为了防御江西——皖南与江西接壤，在此驻军可防止太平军进入江西、切断湘军饷源。相反，浙江在曾国藩军饷来源中所占比例几可忽略不计，这也是曾始终不愿救援浙江的原因之一。

不能死搬硬套“分地制”

一些网络论者喜欢夸大分地制影响力，死搬硬套分地制。对此我的评价是，别满脑子分地了，和嫡庶神教没区别。

分地制是天京中央权威不足造成的既成事实，不是明文制度。“分地”一词其实源于曾国藩描述陈玉成经营皖北的奏折：“伪英王陈玉成受金陵贼酋伪旨，向以皖北为分地。”^[78]太平天国从来不曾规定何处是何人分地，安庆和苏州的官方名称是行省制意义下的安庆郡和苏州郡，不是分封制意义下的英王分地和忠王分地。洪秀全一直在尝试加强中央集权，他不可能明文鼓励分地制。1859年洪仁玕批评地方实力派不遵中央命令、私下刻官印，强调将权力收归中央：“良由昔之日，令行禁止由东王，而臂指自如；今之日，出死入生任各军，而事权不一也。事权不一，虽久安长治之国犹未可保。矧当国家初造，妖势尚横，而谓可保无虞耶！……嗣后如主将在外远征，官兵有功足录，只准注明功劳部，存其劳绩，以俟凯旋奏封。主将以下统兵官无位[论]其高官王位，亦不得私镌印信，私给官凭。”^[79]同年洪仁玕撰写《资政新篇》，强调要禁朋党之弊，加强中央集权：“朝廷封官设将，乃以护国卫民、除奸保良者也。倘有结盟联党之事，是下有自固之术，私有倚恃之端，外为假公济私之举，内藏弱本强末之弊。”^[80]再后来洪秀全害怕地方实力派篡位，恨不得把军权也收归己有。李秀成说，洪秀全对于“称天朝、天军、天民、天官、天将、天兵、御林兵者，皆算其[渠]一人之兵，免我等称为我队之兵。我(称)我队我兵者，其[渠]责之云：‘尔有奸心之意，天军、天官、天兵、天国，那有尔兵！’不称天兵、天国、天官者，恐人霸占其国”。^[4]由此可见，分地制不是一种制度，它没有、也不可能有明文规则，它实际上是中央和地方实力派以及地方实力派彼此之间利益博弈造成的既成事实。因此我们应用分地制时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死搬硬套。

一些网络论者以为，分地制是一种“谁打下的地盘归谁”的制度。诚然，太平天国普遍存在这种划地盘方式。如昭王黄文英供词称：“伪慕王谭绍光，先在苏州，那湖州府是他先破的，所以湖州的钱粮都要归他，最为强悍。”^[81]但这并不能证明这种方式是一种制度，因为最先打下某一地区的人最有机会率先在当地建立势力，继而把当地划入自己的地盘。实际上太平军地盘划分并不是简单地遵循“谁打下归谁”，而是视具体情况而定。1858年10月陈玉成攻克六合，但后来防守六合的却是李秀成部。^[4]联系当时背景这种安排不难理解——1858年的大体分工是陈部上游外战、李部保护天京，六合紧挨天京，交给李部更合适。1860年4月李秀成攻克苏州，但他之所以能将苏州划为分地，并不是光靠他攻下苏州这件事，还靠朝臣盟友林绍璋斡旋，“私议苏杭归忠王”^[23]——正因为苏州的归属无明文制度可依，才有林绍璋提出归属方案的余地。同年陈玉成麾下擎天义黄文金攻克常昭并就地驻守，李秀成指责黄擅违期限，改派慷天燕钱桂仁代替黄防守常昭。陈玉成不想把常昭让给李秀成，也派详天福侯裕田来常昭管理军务。最终钱桂仁成功挤走侯裕田。^[82]假设当时真的存在“谁打下归谁”的制度，那么更换黄文金一事在名义上应由陈玉成决定。李秀成仍可通过其他渠道挤走黄文金，但囿于这种明文制度，他将没有立场直接下令调走黄文金。这一系列更换常昭守将的操作更像是陈李在制度不明的前提下进行利益博弈。李秀成本人和英国传教士杨笃信（Griffith John）交谈时也说诸王划地盘的分地制只是权宜之计，最终要回到传统的中央集权制：“真正的政权形式是君主制。设立王一级的官职是暂时的权宜之计。他们只是军队的统帅。当恢复和平时，他们将成为一地之长官和总督，只有洪秀全一人是公认的王。尽管眼下每一个王都统治着他自己征服的疆土，有自己的文武官员，对他们拥有独自的管辖权，但他们全都听命于天王。他详细地查核他们的行为，以极大的关心和警惕注视着他们的举动，把他们完全置于他的权力和控制之下。他根据自己的意志，抬高某个人，打压其他人。”^[83]李秀成这番话道出了分地制的本质——洪秀全希望诸王只是普通地方官，受中央管辖节制。但由于天京中央威望不足，诸王实际上拥有较大独立性，自主经营其根据地，不过他们仍然拥护洪为君主，接受洪的领导。洪也拥有一定实权（如宗教解释和封官授爵），并不是纯粹的名义共主。所以说，分地制是天京事变后中央与地方实力派达成的暂时妥协，而不是白纸黑字的制度。后世论者应用分地制时不能用自己臆想的规则死搬硬套，而要根据当时当地实际情况，分析具体的博弈过程和结果。

死搬硬套分地制的一个表现是无视战略全局，把太平军将领决策的主要目的随意归结为保护分地。然而陈玉成、李秀成等人并不是割据一方、不听号令的藩镇军阀，他们仍然忠于洪秀全，在决策时仍会考虑天京乃至全局的战略形势。太平军将领或许看得不够全面，或许被眼前胜利迷惑而忽视深层危机，但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臆测他们都是自私狭隘之辈，而要根据其实际表现来评判，就像现代人不能想当然地臆测古人都是嫡庶神教信徒。举个例子，网络论者陶短房写作《说天国》时致力于破除陈玉成“大公无私”的形象（事实上除了某个特殊时期，学界没人认为陈玉成大公无私，他们只是认为相较于李秀成等其他地方实力派，陈的私虑更少），他在《陈玉成的私心》一节中，将陈玉成救安庆的主要目的归结为保护分地。“许多论者都认为，安庆是天京门户，皖北则是太平天国最重要的根据地，陈玉成始终积极援救安庆，而李秀成三心二意，公私高下，不言而喻。这些论者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安庆是英王的分地和大本营，也是后勤基地，失陷后曾国藩幕僚赵列文曾说‘金银衣服不可胜计’，陈玉成救安庆其实也是‘顾私’……陈玉成还是有私心的，他表现出“大公”一面时，往往是因为公私可以兼顾；一旦公私利益相悖，他的思维模式，和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等其他太平天国后期外将，并无本质区别。”

陈玉成救安庆当然有顾私因素，但他的主要目的是稳固太平天国在长江上游的战略形势，抵御湘军进攻。假如陈确如陶所说，救安庆主要是顾私、挽救自己的小金库，那么在安庆失守、分地已失、私利归零之后，陈的合理决策应是保存剩下的部队，转而开辟其他分地，而不是继续待在上游对抗湘军。然而在安庆失守后，陈玉成面对安庆不再是自己分地、安徽境内有大量湘军盘踞的严重不利局面，他却没有去清军兵力相对薄弱的其他省份另找分地，而是坚持收复安庆。陈玉成派陈德才等人远征河南、陕西并不是为了开辟新根据地，而是为了“广招兵马，早复皖省”，^[84]哪怕此时的安庆同他的私利并无关系，“公私利益相悖”了。陈玉成之所以如此决策，是因为安庆对他来说不仅仅是分地，还是太平天国在上游的战略屏障。从全局战略出发，陈玉成选择坚守安庆，并在安庆失守后试图收复安庆。不论他的选择是否合理，陶短房把他的动机曲解为私利是死搬硬套分地制，无视全局战略事实。

人类不感谢罗辑

陶先生的逻辑：“安庆既是太平天国最重要根据地又是陈玉成分地，陈玉成救安庆是公私兼顾，所以陈救安庆时考虑的主要是私利。”

同类逻辑：“这家米粉店既卖螺蛳粉又卖矿泉水，小陈去米粉店既可以买到螺蛳粉又可以买到矿泉水，所以小陈去米粉店主要是为了买矿泉水。”

参考

1. 本文日期换算全部据自罗尔纲《天历与夏阳历日对照表》。
2. 咸丰年间1里长度没有确切文献记载，考虑到光绪末年重订度量衡时将1里定为576米，可推知咸丰年间1里长度大约也在576米。关于清朝里的长度，参见杨生民，《中国里的长度演变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1期。
3. 虽然清朝奏报动辄说太平军有数万、乃至数十万兵力，但太平军的纸面兵力往往是严重夸大的，散见本文各处。
4. 罗尔纲，《增补本李秀成自述原稿注》。
5. 德兴阿，《浦股四面围逼拨兵接战俱溃营垒旋失折》，咸丰八年八月二十二日，《清镇档》，第二十册。
6. 和春，《江北大溃六合危急续拨援师情形折》，咸丰八年八月二十四日，《清镇档》， 第二十册。
7. 《谕内阁德兴阿著即革任来京所有江北官兵著归和春节制》，咸丰九年二月初五日，《清镇档》，第二十一册。
8. 《陈玉成供词》，《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三册。
9. 咸丰十年四月十九日上谕官文、曾国藩、胡林翼，附咨文咨官文等五月二十七日（转录廷寄：赏曾国藩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并饬径赴苏州进剿），《曾国藩全集》，第二册。
10. 关于天京失守对于洪秀全的政治风险，详见中篇史实问题考证之“保卫天京的政治意义”。
11. 关于太平军对解京围的过度推崇，详见中篇史实问题考证之“太平军战略观与后世战略观的差异”。
12. 张瑞墀，《李世忠归诚录》，《两淮戡乱记》，《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第一册。
13. 由于安庆位于长江北岸，清朝时经常用皖北代指安庆乃至安徽省在长江以北的所有地区。但从纬度位置看，安庆实际上位于安徽省南部，然而通常所说的皖南指池州、芜湖、徽州等长江南岸地区，也不包括安庆。这种以长江划分南北的说法在当代仍有残留。我的故乡在皖南某县，当地人谈论安庆时仍会说“安庆在北边”。为免疑义，本文将安庆单独划为一个战区。如无特别说明，本文的皖北战区指庐州、定远至怀远、亳州一带的安徽省北部，不包括安庆。
14. 今安庆市太湖县小池镇。
15. 位于今黄冈市罗田县胜利镇松子关村。
16. Report by Mr. Parkes of his Visit to the Ying Wang at Hwang-chow, March 22, I861, Parliamentary Documents: Papers relating to Rebellion in China and the Trade in the Yang-tze-kiang River, Inclosure 1 in No. 17. 本文的引用系参考《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九册的译文，并根据原文做了校正。
17. 《张乐行供词》，《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三册。
18. 捻军对太平军确实存在不利影响，比如捻军军纪较差，影响了太平军军纪，捻军中李昭寿、薛之元等投机分子叛变投敌，破坏了太平军作战规划。但我们不能既要求捻军为太平军提供大量兵员，又指责捻军败坏太平军军纪。既然陈玉成、李秀成等人调用捻军，他们就有义务约束捻军军纪，不能有效约束就是失职。李薛叛变投敌的确造成了恶劣影响，但这和太平军兵力不足、只能将滁州和江浦交给李薛防守不无关系。李薛固然是该被唾骂的叛徒，但洪秀全、李秀成等人也存在用人失察的问题。简言之，我们不能将不利影响全数归咎于捻军，不能因为不利影响的存在就忽视捻军对太平军的重要贡献。
19. 天京事变后至东征苏浙前，西方传教士、商人和士兵可能与太平天国仍存在私下接触，但相关原始史料寥寥无几，可知这类接触就算存在，影响力也很小，可以忽略不计。
20. The Earl of Elgin to the Earl of Malmesbury, January 5, 1859, No.228, Accounts and Papers: State Papers, China and Japan, Session 2, 31 May to 13 August, 1859.
21. Lawrence Oliphant, Narrative of the Earl of Elgin’s Missions to China and Japan.
22. 简又文回译，《洪仁玕自述（南昌府）补遗》，《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二册。英译原文见Walter Lay, the Kan Wang’s Sketch of the Rebellion.
23. 《洪仁玕自述》（南昌府），《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二册。
24. 按《李秀成自述》原文，这句话是1860年9月李秀成在天京说的，但结合1860至1861年李的实际表现，我认为当时的李并无这种认识，这句话其实是他事后追悔之言。详见中篇史实问题考证之“李秀成为何把西征说成‘扫北’”。
25. 《赖文光自述》，《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三册。
26. 官文、曾国藩、胡林翼，《遵旨会筹规剿皖逆折》，咸丰九年十月十七日，《曾国藩全集》，第二十三册。
27. 胡林翼致曾望颜、英桂、谭廷襄，咸丰九年八月，《胡林翼集》，第二册。
28. 胡林翼致罗遵殿，咸丰九年二月十五日，《胡林翼集》，第二册。
29. 胡林翼致庄受祺，咸丰九年八月初二日，《胡林翼集》，第二册。
30. 官文、胡林翼，《奏为通筹剿贼大局应俟湖南军务稍定方可并力皖省奏乞训示事》之附片一《报通筹布置讨贼情形片》，咸丰九年四月十七日，故宫档，故宫129309/406010478。
31. 胡林翼致曾国荃，咸丰十年八月，《胡林翼集》，第二册。
32. 胡林翼致严树森，咸丰十年九月，《胡林翼集》，第二册。
33. 翁同书，《奏为皖北糜烂已极敬拟补救三策仰祈圣鉴》，咸丰九年九月二十五日，故宫档，故宫130045/406011202。
34. 《黄畹（王韬）上刘肇钧禀》，辛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二册。
35. 胡林翼致王闿运，咸丰十年十月二十七日，《胡林翼集》，第二册。
36. 关于三河会战对湘军战略规划的影响，详见上篇史实问题考证之“三河会战对湘军战略的影响”。
37. 今安庆市下辖桐城市（县级市，由安庆代管）。
38. 今安庆市下辖潜山市（县级市，由安庆代管）。清朝时潜山县北部一些地区已被划入今安庆市岳西县。
39. 清朝时太湖县北部一些地区已被划入今安庆市岳西县。
40. 《安庆府志》（康熙六十年），卷二：疆域。
41. 《安庆市志》（1987-2000），卷一：建制区划 自然环境。
42. 官文、都兴阿、杨载福、李续宾，《分兵进剿安庆叠次获胜情形折》，咸丰八年九月十四日，《清镇档》，第二十册。
43. 官文、都兴阿、李续宾，《克复舒城拟攻三河并请将李续焘等优叙折》，咸丰八年九月二十二日，《清镇档》，第二十一册。
44. 都兴阿、杨载福，《分拨水师攻打枞阳获胜并请保奖出力各员折》，咸丰八年九月二十五日，《清镇档》，第二十一册。
45. 今黄冈市下辖武穴市（县级市，由黄冈代管）。
46. 今黄冈市蕲春县蕲州镇。
47. 今六安市金寨县流波䃥镇。
48. 胡林翼致李续宜，咸丰八年二月初二日，《胡林翼集》，第二册。
49. 胡林翼致黄芳，咸丰九年正月，《胡林翼集》，第二册。
50. 胡林翼致胜保，咸丰九年正月，《胡林翼集》，第二册。
51. 胡林翼致曾国藩，咸丰九年十二月初十日，《胡林翼集》，第二册。
52. 胡林翼致官文，咸丰九年二月初八日，《胡林翼集》，第二册。
53. 胡林翼致李香雪，咸丰九年二月十一日，《胡林翼集》，第二册。
54. 胡林翼致钱萍矼，咸丰九年八月初一日，《胡林翼集》，第二册。
55. 胡林翼致曾国荃，咸丰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胡林翼集》，第二册。
56. 胡林翼致成大吉、胡达轩、周开锡，咸丰十一年四月初三日，《胡林翼集》，第二册。
57. 胡林翼致李续宜，咸丰十一年四月初五日，《胡林翼集》，第二册。
58. 储枝芙，《皖樵纪实》，卷上，《太平天国史料汇编》，第十三册。
59. 翁同书，《淮南北军情图说》，《翁同书手札系年考》。
60. 我没有看到《淮南北军情图说》原刻本，无法判断它的具体成书时间。从行文内容看，翁同书作此书时苗沛霖已打算将寿州纳入势力范围，但尚未进攻寿州，而翁同书已启用徐立壮。“苗练夏间欲至寿州城内，以贺孙教揆为名，意在征粮也。寿之人曰：‘是且以蒙城待我，我无噍类矣。’于是官绅笑词曰：‘请减从者，以数骑入，可乎？’苗雨三大怒曰：‘是以我为寇也？’拂袖而去，扬言于众，且移檄于绅、行札于官，曰：‘我将屠寿，勒令缚官以献。’适吾⾄寿，事乃解……于是⾬三移师攻程保⽽众论始息 ……徐⽴壮、邹兆元皆与⾬三同起兵者也。苗忌⼆⼈，以计杀邹，⽽以威制徐……今⽤徐⽴壮，伊甚感奋⽤命。”苗沛霖对寿州起意、翁同书借徐立壮对抗苗沛霖都发生在咸丰十年，而苗沛霖围攻寿州发生在咸丰十一年正月，由此可知《淮南北军情图说》最晚成书于咸丰十年底，比较可能的成书时间是咸丰十年秋天、即1860年秋天。
61. 翁同书，《奏为规复定远进攻炉桥沿途焚毁贼卡毙贼多名并招抚各圩纷纷剃发投诚情形》之附片二《奏报桐城东乡团被贼擒斩逆首请奖励事》，咸丰九年十月二十二日，故宫档，故宫130143/406011297。
62. 曾国藩同治元年四月初三日日记附记，《曾国藩全集》，第十七册。
63. 胡潜甫，《风鹤实录》，《太平天国史料汇编》，第十三册。
64. 储枝芙，《皖樵纪实》，自序，《太平天国史料汇编》，第十三册。
65. 关于大部分团练的实际战斗力，可以参考曾国藩的评价：“弟在军数年，一无所解，惟坚不信团练。闻人言团练大捷破贼者，则掩口而笑，掩耳而走。”（曾国藩致左宗棠，咸丰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我写作本文时尽可能收集了安庆保卫战所有相关史料，团练史料在其中所占分量很小，对全局结论影响力也不大。
66. 储枝芙，《皖樵纪实》，卷下，《太平天国史料汇编》，第十三册。
67. 曾国藩咸丰九年十一月初三日日记附记，《曾国藩全集》，第十六册。
68. 曾国藩咸丰九年十一月初五日日记附记，《曾国藩全集》，第十六册。
69. 方宗诚，《食新叹》，《闲斋诗集》，转引自《史式文集》，第二卷。
70. A Crusie up the Yangtsze in 1858-59，Blackwood’s Edinburgh Magazine，June 1861.
71. 曾国藩，《密陈巡阅诸军情况及可喜可惧形势片》，同治二年二月二十七日，《曾国藩全集》，第六册。
72. 本世纪初，太平天国网圈写手太平花以储枝芙《皖樵纪实》为依据，论证陈玉成在安徽根据地横征暴敛，严重破坏安徽民生，继而发散到学界断章取义，在陈李之间刻意偏袒陈玉成。“凡事都有两面，陈玉成勇气的背光面令他长于军事而拙于民政。从石达开出走到安庆沦陷的四年间，陈玉成是安省之主，《皖樵纪实》一书中却充斥着在英王治下太平军‘肆焚杀‘、‘勒索’、‘民不堪’、‘掳掠尤惨’、‘胁民折银’等语。之所以普通人读不到，乃是专家们在取舍史料时，刻意维护所谓英雄形象所致。但通考太平天国的后期皖省农村政治，让人不得不用‘乏善可呈’来概括，这也是后来李秀成‘进北攻南’跋涉千里而颗粒无收的原因。‘虽然史料记载陈玉成‘有三样好处：第一爱读书人，第二爱百姓，第三不好色’（《刀口余生》）但所谓‘爱百姓’条，尚缺乏证据。‘（王明前，同上，53页。）可见，在争夺话语权中，一条好广告的作用多么巨大。它合乎了众人对英雄的想象，口口相传，乃至成了围住偶像的护身金圈，任何胆敢靠近的人都被高压电震得倒退三丈，大脑失去思维力。于是，陈玉成金粉裹身，即窒息了自己也噤声他人，形成了‘顺陈者褒，逆陈者贬’的现象。一旦忠英有隙，横竖是忠不对。”（见太平花《忠王李秀成之袍泽之谊·同事篇·陈玉成》）本文关于安徽根据地建设的粗浅论述足以证明断章取义的恰恰是太平花自己。随着大众认知水平提高，我相信这类靠断章取义博一个无耻虚名的“民间研究者”的市场会越来越小。
73. Thomas Wade, Report on the Town of Nganking, Inclosure 2 in No.228, Accounts and Papers: State Papers, China and Japan, Session 2, 31 May to 13 August, 1859.
74. 虽然奥利芬特将事件日期记作10月26日，但据额尔金和威妥玛的叙述，可知此事应发生于11月26日，奥利芬特错记了一个月。
75. 都兴阿，《撤围安庆迎剿上犯股众获胜等情折》，咸丰八年十月二十八日，《清镇档》，第二十一册。
76. 都兴阿奏折称，11月26日、27日之交的午夜时分，围攻安庆的湘军开始撤退，由此可知26日白天的进攻是佯攻。
77. 考虑到当时陈玉成在安庆，这个头号首领或许指的是他。所谓“广东人”应是威妥玛的误会，因为前文提到“其中一人告诉我，这里的首领都是广东人”。可能此人想表达安庆官员都是“粤人”（泛指两广人），但威妥玛误以为对方专指广东人。
78. 曾国藩，《遵保皖抚大员折》，同治元年正月初十日，《曾国藩全集》，第四册。
79. 《干王洪仁玕立法制喧谕》，己未九年，《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三册。
80. 洪仁玕，《资政新篇》，己未九年，《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二册。
81. 《黄文英又供》（南昌府），《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二册。
82. 顾汝钰，《海虞贼乱志》。《太平天国史料汇编》，第十六册。
83. Griffith John, A Month Among the Insurgents. 译文引自《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九册。
84. 关于陈玉成收复安庆的计划，我在拙文《困兽之斗：陈玉成败亡始末记》中有过具体论证，此处不再赘述。拙文参见 https://zhuanlan.zhihu.com/p/516738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