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兽之斗：陈玉成败亡始末记
作者：苏三
纪念英王牺牲160周年。
本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史事重述，以澄清传说轶闻的错误；第二部分是第一部分的史事考证，解释史料的取舍、剪裁以及争议问题的处理。之所以分开是为保持叙事流畅，也方便读者根据相左的史料得出自己的见解。
一、史事重述
（一）皖北恶化
安庆失守后，英王陈玉成元气大伤，率军北撤庐州休整。湘军成建瓴之势，迅速进陷桐城、舒城、无为等地，太平天国在皖北形势急转直下。株守庐州无异坐以待毙，必须实施新的战略机动才可能挽回局面。
1861年底，陈玉成和天京商议后，自守庐州，以固皖北形势，并分兵远征。1862年1月初，泳天义马融和率2,600人联合捻军盟主暨沃王张乐行、寿州团练头目苗沛霖，自颍上县围攻颍州，以图进入河南机动。[1][2][3]2月初，扶王陈德才、启王梁成富、端王蓝成春、遵王赖文光开赴河南、陕西方向，以图招足兵马，于6、7月间回师下游，收复安徽。[4][5][6]3月，陈德才等联合捻军，围攻河南新蔡。[7][8]陈德才、张乐行等人的战略转移避实就虚，挺入清军内线，威胁中原腹地，利于打开新局面。然而陈玉成没有足够兵力同时经营多个战场，部众出征后，他只能坐守皖北，无力发动会战。清军则视皖北为收复天京的战略后方，步步为营，逐步扫清皖北州县。1861年12月25日，漕运总督袁甲三收复庐州门户定远。[9]1862年1月中下旬，袁甲三约同荆州将军多隆阿等合围庐州。[10]陈玉成低估清军力量，又高估援军力量，在危急关头犯了分兵大忌，这是他败亡的根本原因。
皖北局势恶化的同时，天京朝廷矛盾也在激化，朝中围绕皖北沦陷问责展开争论。干王洪仁玕认为章王林绍璋畏死弃战，应负重大责任，陈玉成也要负部分责任。1861年12月或1862年1月间，洪仁玕上奏关于安省失守问责的本章，触怒天王洪秀全，被革职。[11][12]大约在同时，朝中发生某起耘天燕案，陈玉成认为处置不公，也上奏洪秀全。洪秀全一怒之下把林绍璋弃守皖北的责任全部归于陈玉成，革其职权。[13]林绍璋虽也在这次风波中被革，但迅速复职并取代洪仁玕执掌朝政，直到数月后被洪秀全贬出天京。[12]陈玉成没有因这次打击而气馁，仍积极推行远征计划，但洪仁玕的去职意味着他在朝中暂失重要盟友。
（二）庐州突围
2月中旬，陈玉成按照天京指示，拟随陈德才等一同远征。但湘军、临淮军进攻庐州，打乱了他的计划。
定远沦陷后，袁甲三即着手收复庐州。他约同多隆阿，步步为营，逐个剪除庐州外围要塞和营垒，欲断庐州救援、困死陈玉成。陈玉成派部众远征后，只剩一万多人留守庐州，无法在城外据点配备足够兵力，而且皖北形势恶化后太平军士气低落，难挡清军攻势。2月23日，多隆阿部湘军移营十八里冈，庐州守军出击，阻止移营未果；3月1日，湘军攻毁东门外买卖街；2日，湘军成功夜袭大兴集四卡，长宁河中庙四垒闻讯投降；4日，湘军攻得胜门和西门外两处营垒，陈玉成登得胜门，指挥守军出城迎敌，与湘军激战，湘军伤亡颇重，折损五品以上军官10人，虽将四处营垒踏毁，但不得不暂停攻势。[14][15]10日，袁甲三部临淮军收复庐州南部要隘梁园。[16]12至13日，巢县团练收复庐州至巢县交通线上要道柘阜、炯炀河。[17]26日袁甲三借助内应夺取庐州附近又一要隘店埠。[18]临淮军逐渐扎营至庐州城下，与湘军成合围之势。庐州孤城独立，岌岌可危。
庐州战场既有明枪也有暗箭。清军屡屡尝试以内应破庐，陈玉成设法应对，以防内变。具体的内应事件有如下数起。
（1）1861年12月，袁甲三串通定远城内吴殿元、吴永璧，里应外合，胁迫守将玲天福高意成献定远。[9]高意成又入庐州为内应，与清军约期举事，陈玉成察觉有异，将其调离。[17]
（2）1862年1月初，袁甲三派吴殿元、吴永璧串通守店埠军帅童杰，并通过童杰联系涵天义罗正举、嵇天义曾姓、材天安黄姓、叨天福萧姓，约期举事。[10]此事没有下文，应是陈玉成察觉后及时制止。
（3）1月28日，曾国藩与庐州本地文人徐子苓商议入庐州为内应事。[19]2月12日徐抵庐江，15日徐渡巢湖，秘密传达曾国藩的意图。[20]此事没有下文，应是徐子苓未能觅得内应，或内应为庐州太平军察觉。
（4）1月末，陈德才属下尚书暗通清军，称陈德才与陈玉成不和，被陈玉成逼走。袁甲三信之，令吴殿元招抚陈德才。[21]此事没有下文，后来的事也证明陈德才忠于天国和陈玉成的战略，应是袁甲三情报有误。
（5）庐州以南有一重要据点店埠，太平军在此构筑坚固防御工事，袁甲三一时难以攻破，遂招抚曾为练总的太平军军官许宗芳。许宗芳进入店埠，串通城内守将能天安杨姓、品天福李姓、办天豫杨姓，约期献城。3月26日，陈玉成派卜姓将领（可能是他的少年同伴卜占魁）携数百人入店埠助守。能天安杨姓等招来清军，清军一至即开门遁走，逃入庐州作内应。卜姓将领欲阻叛徒，被清军斩杀，店埠亦失守。[22]能天安杨姓等人后事不详，应是被陈玉成处置，故而未能举事。
面对清军攻势和内应破坏，陈玉成闭城固守，向天京求援，天京调护王陈坤书等援庐。3月19至20日，陈坤书到达天京。[23][24]约25至27日，陈坤书渡江，进攻江浦、浦口、六合等地，意图援庐。[25]4月13至16日，李昭寿连败陈坤书，陈坤书退走。[26]陈玉成不知外界战况，仍苦等陈坤书。[27]他又寄希望于张乐行、陈德才、马融和等人，发出三封求援信，均被多隆阿截获。[28]
3月4日一战湘军损失较大，多隆阿不敢贸然攻城，顿兵暂待。等援军到后，多隆阿于26日起令湘军连日开挖庐州护城河堤道，欲排干河水。陈玉成派守军出城阻止，但被击退。[28]
4月，庐州战场大体呈相持态势。太平军在东门外仍有三垒，与庐州互为犄角。多隆阿一时无法拔除营垒，遂对庐州围而不攻，继续挖堤排水。陈玉成坚守不出，并派人往北探听消息，预备接应援军或寻机突围。[27]袁甲三在各要隘设兵堵截，防止陈玉成转移。[29]
多隆阿挖了一个月河堤，总算排干护城河，扫除进攻障碍。自4月26日起，湘军不断移营，逼近城门，又修二十余座炮台轰击城墙。[30]5月1日，总兵杨朝林三营移近北门。3日，陈玉成派兵平毁杨朝林营。[30][31]多隆阿令湘军轮番出击，欲使守军疲于奔命，又多次攻扑东门外三垒，但屡被守军出城击退。[30]8日，湘军伪装成团练，在北门诱敌，守军出击中伏，退回城内。10至11日，临淮军总兵张得胜乘胜在北门扎营四座，12日张又添扎两座。[32]
清军营盘渐逼城下。虽然庐州粮草还可支持数月，[33]但孤城无援，长此以往，势必弹尽粮绝。5月初苗沛霖来信，称陈德才、张乐行、马融和均不能回援庐州，建议陈玉成早作打算。[34]陈玉成与部将会商，决定突围。
5月11日晚上8点左右，陈玉成率军出北门，连破张得胜三营，在围城阵线上打开缺口。[4][31]12日深夜，陈玉成趁清军来不及补扎新营，率众冲出北门，向西北方向的寿州突围而去。多隆阿、张得胜遂于午夜时分占领庐州，擒杀未及转移的太平军部队。[30][32]多隆阿又派温德勒克西、舒亮、穆图善等率吉林、黑龙江马队追赶，冲杀陈玉成后队。14日，温德勒克西等追至瓦埠镇，陈玉成与之接仗，且战且退。温德勒克西等虽跟至朱家集，但遭到抵拒，不敢穷追，又退回瓦埠镇。[32][35]
5月15日早晨，陈玉成到达寿州。此时他还有三四千精兵，亲属随官大都随行，王娘朱氏也在身边。这支部队并不是被追剿得仓皇逃窜，而是成建制地转移，战斗力与指挥体系俱在。袁甲三设在西北方向的防堵军队多是团练，战斗力不强，而捻军姜台凌部正在南下，如果陈玉成北上，仍然有望同友军会师。
（三）寿州阴谋
1862年初，凤阳团练头目苗沛霖割据寿州，配合张乐行与马融和进攻颍州。为拉拢苗练，陈玉成保举苗沛霖为奏王；陈德才抵下蔡，亲会苗沛霖，并留余安定作为太平军在苗练的联络官；洪秀全亦赐给苗沛霖王娘、白银等。[3][6][36]然而苗沛霖是首鼠两端的阴谋家，又与张乐行有隙，他见天捻联军久围颍州不胜、清军渐集皖北，遂谋乞抚，与清军暗通款曲。2月初苗沛霖先和陈德才会面，信誓旦旦地保证支持天国事业，旋又会见清总兵博崇武，表示愿配合清军剿灭张乐行。[37]苗之嘴脸，可见一斑。
不久兵部侍郎胜保南下，给了苗沛霖机会。苗待胜甚恭，以胜为靠山，胜喜好招抚，欲抚苗立功，苗即投降于胜，并于2月末或3月初致书守颍州的署安徽巡抚贾臻，承诺进攻天捻联军的后方颍上县，迫使其撤颍州围。[38]3月8日，苗练公然倒戈，进攻颍州东部的捻军营盘，俘虏多名捻军将领。[39]接着苗沛霖大队围攻颍上，张乐行陷入两线作战困境。[40]4月1日，清军扫荡颍州城外捻军营盘，解颍州围，张乐行败回颍上。[41]
清军合围庐州，陈玉成孤立无援，与外界联络愈发艰难。苗沛霖见有机可乘，一边围攻颍上，一边假意支持天国，按照胜保指示离间陈玉成与张乐行的关系。[42]2月23日陈玉成连发三信，分送张乐行、陈德才、马融和等人，要他们派兵接应自己北上。[13][43][44]3月5日送信人到达颍州附近的迴遛集，被苗党王金奎扣留，张乐行等均未收到信。[45]8日苗练与捻军开仗，10日苗练致信陈玉成，隐瞒已投胜保一事，并且恶人先告状，无耻地把颍州未克的责任推给张乐行。[46]3月上旬苗练还拨硝石一千斤，交余安定运往庐州贩卖，仿佛他苗沛霖对天国忠心耿耿。[17][47]
苗沛霖虽受胜保招抚，但因为寿州擅杀案的前科，并不被清廷信任。清廷责令苗沛霖加紧围攻颍上，擒斩张乐行以表忠心。[48]5月4日，苗练收复颍上，但张乐行早已突围，北归亳境尹家沟。[1][49][50]苗沛霖移营江口集，张乐行调捻军南援颍上。[50]约5月上旬，姜台凌部南下援颍，在江口集与苗练相拒。
清廷得知张乐行逃走后勃然大怒，认为苗蓄意放走张，居心叵测，勒令苗速速剿张，以明心迹。[51]苗沛霖需要暂缓清廷攻剿自己的时间，但又无力擒斩张乐行。恰在此时，陈玉成策划突围，派人送信给陈德才留在寿州的联络官余安定。[52]苗沛霖发现陈玉成并不了解外界情况，决定拿陈玉成当投名状，着手布置阴谋。苗写信给陈，继续隐瞒已受抚一事，并称陈德才、张乐行与马融和均不能救援庐州，劝陈早作打算，言外之意是陈的友军只有苗，陈应该尽早转移。[34]与此同时，余安定背叛陈玉成，与苗沛霖之子苗景开共谋骗局。
（四）延津就义
1862年5月15日早晨7点到9点间，陈玉成率部众三四千人抵达寿州城外东津渡。余安定假意出城迎接，陈玉成不知余已归顺苗练，携随员袒怀入城。陈玉成入城后，见苗练均剃发，始悟有诈，但为时已晚。苗景开迅速拉起城门吊桥，将陈部阻隔在城外，城内伏兵骤起，拘捕陈玉成以及导王陈仕荣、统天义陈聚成、扶王天军主将向仕才、虔天义陈安成、祷天义梁显新等二十余人。从王陈德隆拼死反抗，被苗练斩杀。[53]城外陈部察觉有异，与苗练激战，但因事起仓促，又缺少指挥官，陈部死伤严重，无力克城。[54]苗景开招降陈部，不愿降者散去，余二千人投降。苗景开命令将降众带往下蔡，分散编入各队，并派人禀报苗沛霖。[53][55]苗沛霖一边回信嘱咐将陈玉成押来江口集，一边连夜转禀胜保。17日胜保在邢圩得苗沛霖来信，大喜。他先在邢圩接受捻军将领邢冠军余部投降，然后赶回颍州，委派副都统常海、总兵博崇武等人速赴江口集苗营接应。[53][56]同日傍晚5点至7点间，苗练接到苗沛霖书信，着手安排押解事宜。多隆阿亦派人进寿州索要陈玉成，苗练谎称已解赴胜保军营。18日，苗练由水路将陈玉成械送至江口集苗沛霖大营。[57]
苗沛霖因交通线被姜台凌阻碍，不敢贸然行动，于是一边向胜保禀报多隆阿索俘事，一边等待胜保援军接应。常海等到达后，于20日早上配合苗练击退姜台凌，毁其营盘，扫清道路，然后连夜将陈玉成送往颍州。同日胜保接到苗沛霖信，知多隆阿索俘，遂卖个人情，指示苗沛霖将陈仕荣就地解赴多隆阿军营。[53]
21日早上5点到7点间，陈玉成被押至颍州胜保大营。[53]胜保炫耀武功，盛设军卫，命人押陈玉成入账。陈立而不跪，大笑道：“尔乃我手下败将，尚腼然高坐以讯我乎！”[58]并历举胜保与自己交手败绩，说自己为奸人所算，非胜保所能擒。[58][59]胜保自讨没趣，只好将陈收押。[58]
胜保热衷于招抚起义军将领，曾为清军招得李昭寿。擒获陈玉成后，他立时萌生靠招抚再立大功的念头，于是给陈酒食款待，想借助陈招降陈德才等人，但一无所得。[60]胜保幕僚裕庚、冯志沂、张承涛往见陈玉成，陈侃侃而谈。裕庚询问太平军中其他将领情况，陈答：”皆非将才，惟冯云山、石达开差可耳。我死，我朝不振矣。“[58]
胜保忆及当年与僧格林沁同剿北伐军，僧擒获林李二将，高调解京，自己却落个被参革职下场，如今正是一雪前耻、大显威风的机会，遂派人将陈玉成星夜解京。[53]军机处得胜保奏折后担心沿途生变，下旨将陈玉成就地处决。[61]负责押解的洪贞谦、博崇武行至延津，接到上谕，遂于6月4日在延津县西南角玉石关帝庙后方的西校场将陈玉成凌迟处死。[62][63]
陈玉成牺牲时只有26虚岁。据时人回忆，临刑之日他着蓝纱袍，不系带，踏黄绫鞋，头束黑绸。[64]他留下的供词称：“太平天国去我一人，江山也算去了一半。”[4]这当然是夸张之词。但不可否认的是，英王陈玉成败亡意味着皖北局势彻底崩溃，湘军攻天京再无后顾之忧，纵然忠王李秀成试图力挽狂澜，也是独木难支、回天乏术了。
（五）余波
陈玉成死后，清军割其首级传遍楚皖各营。文人写诗作文，歌功颂德。仿佛如俞万春《荡寇志》所言，从此大清万年，天下太平。
袁甲三主张余安定不可留，应杀之。[65]胜保为余申辩作保，并赏给六品军功顶戴。[66]余后事不详，大约善终。
与陈玉成一并被捕的陈仕荣等人均被处死，但陈玉成的族弟陈聚成与陈安成假意投降胜保，伺机逃回太平天国。[67]1864年陈聚成随然王陈时永守丹阳，[68]后事不详，大约在丹阳城破时死于乱军之中。
胜保命令将英王娘朱氏押来颍州复审，似有网开一面、许给他人为眷之意。游击马德林由水路押解朱氏，夜间舟行半途，朱氏趁马德林不备，跳河自尽。[67]
随着太平天国皖北根据地沦陷，张乐行在雉河集更难立足。1863年3月，张乐行率捻军与僧格林沁在雉河集会战，战败后遭李四一出卖，被僧格林沁凌迟处死。
胜保飞扬跋扈，骄横专权，树敌颇多，在与湘系集团的斗争中落败。1863年初胜保因冒功侵饷等罪名下狱，后被清廷赐死。
苗沛霖机关算尽，终究沦为清廷弃子。张乐行败亡后，僧格林沁即令苗沛霖解散苗练苗又失靠山胜保，遂再次举旗反清，围攻蒙城，后被僧格林沁击败。12月6日，苗沛霖被部下刺死，苗练随之土崩瓦解。
李秀成接替陈玉成执掌全军，要求陈德才等继续执行陈玉成生前制定的远征计划。1863年10月陈德才等攻占汉中，次年春回救天京，但为清军所阻，不能与李秀成会师。1864年7月天京陷落，11月远征军溃散，马融和投降，蓝成春经人诱降后被处死，陈德才服毒自杀。梁成富加入云南起义军蔡昌荣部，1865年6月被俘死。赖文光加入张宗禹、任化邦指挥的捻军，1868年1月被俘死。1874年7月马融和协助清廷拿获辅王杨辅清，得赏提督衔，后事不详，大约善终。
河南商城读书人赵雨村曾被裹入陈玉成的军队，亲历庐州防御战和突围。陈玉成败亡后他返回故乡，忆及前事，写出《被掳纪略》。旁人建议赵雨村遵循清朝著书体例，凡述天国人物官爵均加一伪字，但赵雨村始终以英王称陈玉成，并慨叹见英王后，“始知英雄自有真也”。赵雨村生前无法将《被掳纪略》付印，很多年后他的手稿才重见天日，使后人得以稍览当年英王风采。
二、史事考证
（一）陈玉成的战略规划
多年来论者对安庆失守后陈玉成的战略规划有不同看法，分述如下。
李秀成说安庆失守后，陈玉成原想入湖北招兵，但兵将不从，陈玉成“见势如此，主又严责，革其职权，心烦意乱，愿老于庐城，故未他去”。[69]一些论者据此认为陈玉成心灰意冷，枯坐皖北，缺乏战略规划，池子华甚至认定颍州会战是苗沛霖策划的。但李秀成的说法是不对的。1862年2月23日陈玉成给陈德才等人的书信提到自己被革职，但并未过多抱怨，而是感慨“荷蒙圣恩，出以赏罚革黜，思处此之时，亦是万幸”。[13]而且他写信的目的是要陈德才、张乐行、马融和等人派兵接他来面议军机，“进兵取粮”，“以图大征大剿进取之机”。[13][43][44]陈玉成并不想坐守庐城，他在稳固皖北形势的同时，也在积极策划新的战略机动。
也有论者认为陈玉成分兵远征是不顾天京大局的赌气分裂，甚至引申到陈玉成的心胸不如1863至1864年坚持保卫天京的李秀成，但我们比较陈李二人时不能脱离具体情势。和李秀成面临的局面不同，陈玉成派兵远征时湘军尚未进抵天京城下，那么洪秀全自然不会调陈玉成保卫天京。陈玉成也非不和天京沟通，赵雨村说咸丰十一年“冬月十一日，工部尚书汪文炳，奉英王札饬到天京，与干王算交代”。[31]最重要的是，远征计划是洪秀全批准的。陈玉成告诉陈德才等，他在庐州接到洪秀全的“圣旨御照，总以诏兄与阁下等遵诏旨进兵取粮”。[13]事实上陈玉成败亡后，天京和李秀成仍然沿用他生前的战略规划，继续派陈德才等西征招兵。这足以说明陈玉成没有赌气分裂，而是得到了天京的认同。
综合各方说法后，可知陈玉成的战略规划是固守皖北，并分兵赴河南、陕西等地招兵，以图恢复安徽。有论者认为陈玉成志在北伐中原，或开辟河陕新根据地。事实上，这次远征是一次目的有限的战略机动，它不是为了北伐中原或建立新根据地，而是为了“广招兵马，早复皖省”。[5]1862年2月12日余安定致筹天义梁姓和扶殿左一同检刘姓的公函称，陈德才等打算一旦在河南“招有新兵，五六月间旋师下游”，即返回位于河南下游的安徽地区。[6]后来李秀成沿袭这一战略，也是要陈德才等“招足人马，廿四个月回来解救京城议定事”。[69]李秀成的唯一改动是把战略目标从收复安徽改成解救天京。[70]诚然，1862年3月张乐行告项城百姓的告示说，“以俟英王大队到日，由汴梁直取燕京”，[7]陈玉成被俘后也说他原计划“打江山”，“分兵扫北”[4]。但张说是对外宣传，陈说是对敌自夸，都带有夸张色彩，不能尽信。余安定的公函作于1862年2月远征之始，并且是内部沟通军情的文书，不会造假，因此他关于招兵后回师下游的说法是无误的，加上赖文光和李秀成的说法作旁证，可知远征主要目的还是招兵取粮，以复安徽。此外，一些论者如简又文之所以认为陈玉成志在北伐，还有个原因是当时清廷拿获了陈玉成的“奸细”张林，张林供称陈玉成意图北伐，派他北上刺探军情。但简又文没看到后续档案，他不知道张林案实为莫须有的乌龙案。详见拙文“陈玉成的奸细”张林案始末。[71]
陈玉成这次战略机动出敌意料。从清方奏报看，守颍州的贾臻惊慌失措，连续上奏求援。[2][72]而组织会攻庐州、与多隆阿保持沟通的袁甲三对陈部动向全无觉察，称“狗逆大队前由青龙厂窜至独山、派河等处，现又退回庐城西北数十里游弈，未知所向”，“昨接多隆阿来函，亦言陈玉成分踞大独山上游河中、派河等处，与探报大略相同。又据吴永璧等禀称，探得狗逆部众于本月二十日共祝洪秀全伪寿，并传令即将是日改作年节庆贺，期于二十二日开队打仗，不知欲攻何处，已禀请多隆阿预防为备”。[10]可见袁甲三和多隆阿只知陈玉成在庐州，并不知陈德才等正在战略转移。颍州告急后，军机处命令袁甲三探查陈部军情，袁甲三也只奏马融和去寿州联苗，陈玉成同陈德才有隙，“欲逼令陈得才带队由西乡前往寿州一路会话”，并自信地以为他能招抚陈德才，“勒令率党攻打狗逆，能否入吾彀中，尚无信来。以臣意揣之，此时定来”。[21][73]袁甲三错判陈玉成与陈德才的关系，也不清楚陈德才此行真正目的。从上述清方反应看，陈玉成在末路之际完成了一次避实击虚的战略机动，虽然他最终失败了，但他已尽力为天国争取打开新局面的可能。
最后说说赖文光对陈玉成的评价。赖文光说安庆失守后，他建议陈玉成“北连苗、张，以顾京左，须出奇兵，进取荆、襄之地，不半年间，兵多将广之日，可图恢复皖城，俾得京门巩固，此为上策。奈英王等畏曾中堂如神明，视楚师如罴虎，是以英王不从予议，遂率师回庐，请命自守，复行奏请加封予为遵王，唯命与扶、启王等远征，广招兵马，早复皖省等情。此乃英王自取祸亡，累国之根也”。[5]赖文光的说法未免苛责陈玉成。首先，陈玉成并不是因为惧怕湘军才退到庐州，安庆一役陈部元气大伤，他需要时间休整。安庆失守后湘军也攻克皖北多处州县，势必围攻庐州。陈玉成如果真的害怕湘军，理应早随陈德才等转移，而不是继续守庐州以固皖北。其次，陈玉成没有放弃在湖北境内机动。袁甲三收复江浦后在城内见到洪秀全的告示，“内云张苗两股一由上游窜入河南，再犯湖北，一由下游径扑清淮，扼据蒋壩，以阻临淮后路……江北定、来、天及江浦、浦口均已克复，该逆扼踞蒋壩之说无所施其伎俩，偿果以重利诱苗勾结上窜，则楚豫均形吃重”。[3]苗练给陈玉成的信也称，“前经我苗雨三先生与马大人酌议，不如权统所部队伍，径赴湖北一带，即率沃王张部众一同前往，拟俟麦熟时节，再行会议征剿机宜”。[74]由此可见，原本的战略规划包含从河南入湖北机动的可能性，并不是赖文光所说的彻底放弃进取荆襄。其三，长江战区水师作用较大，但太平军水师早已覆灭，无力与清军争夺制江权，安庆失守后陈部实力与士气又大损，即便陈玉成立刻进取上游荆襄，我以为也不会像赖文光说的那么顺利。至于赖文光所谓的“北连苗、张”，陈玉成其实也做了，围攻颍州就是联络苗张的产物。简言之，陈玉成的错误不是不从赖文光建议，而是低估皖北形势，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同时经营皖北和其他战场，在12月25日定远失守后不留更多兵力守庐、在2月23日湘军移营庐州城外后不及时召回远征部众，因此他的失败是注定的。但在当时情势下，我们不能苛责陈玉成。一方面，洪秀全不会轻易放弃天京、或者说压根就不会放弃天京，这就决定了陈玉成不能轻易放弃皖北，否则湘军将顺流而下直抵天京。另一方面，安徽是太平军与清军的重点战区，“当其时，攻者、守者，皆以皖为决胜之战场”。[75]经过双方多年拉锯，安徽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兵烽遍于东南各行省，而皖省被兵为尤烈。徽、宁二郡，向所称为不被兵革者，乃亦十室九空。”[75]安徽根据地已不敷提供兵源粮源，这就决定了陈玉成不能一味坐守，必须分兵赴其他地区征兵取粮。陈玉成的分兵策略是错误的，但我们要考虑当时情势，不能把皖北局势的崩坏完全归咎于他。
（二）耘天燕案
由于史料不足，耘天燕案今不可考。种种迹象看来，此案或与皖北沦陷问责有关，并牵涉林绍璋。
陈玉成致陈德才等的书信称：“至去岁耘天燕之案，曾经兄直奏回朝，致触圣怒；复命敬王、畏王等恭捧圣诏三道，圣旗一道，责兄前退太湖，复退安省，又失挂车河之约，致章王退桐城、庐江、无为、三河等处，皆罪在兄。”[13]可见陈玉成就耘天燕案上奏后，洪秀全便把林绍璋退出皖北的责任全部归于陈玉成。安庆保卫战中陈玉成和林绍璋也的确存在矛盾，陈玉成指责林绍璋“一战未开，即行自退，如误大事，是殿下一人所误也”。[76]洪仁玕论及天京朝廷矛盾时也说：“章王畏罪，弃江北不守不战，私自回京，哀饶生命，又求英王阮其不力之愆。那时英、忠、章王等俱忌予认真直奏，殊知圣鉴不爽，屡知章王之奸，内则蒙蔽不奏，外则阴结私行，故于辛酉冬革予军师王衔及正总裁之职，并革英王、章王等之不力也。”[12]如此看来，耘天燕案似是皖北沦陷问责的一部分。此外陈玉成和洪仁玕是政治盟友，洪秀全又比较信任林绍璋，可能洪仁玕和陈玉成都想追究林绍璋的责任，以致惹怒洪秀全，被革职权。
陶短房主张安庆失守后洪仁玕和陈玉成互相倾轧，导致二人被革，2018年他又写了篇短文重复这一观点。陶论证时既不给出洪陈争斗的明确证据，也只字不提这场风波的中心人物林绍璋。这就有点故意无视房间里的大象了。
（三）庐州战事
（1）双方兵力
讨论清太战事一大障碍是天国档案几近于无，清方档案论准确性和完整性又远不及近代欧洲档案。近代欧陆战事尚有不少含混之处，清太战事更不用说，很多时候我们只能根据有限的史料推测。
最先围攻庐州的是多隆阿部湘军14营，后来多隆阿、袁甲三不断添兵，清军最终在庐州战场投入的兵力如下：
上表不包括在庐州附近定远、店埠等地驻防以阻止陈玉成突围的兵力。由表中数据看，庐州战场集结了20,000人左右的清军，主力是多隆阿部湘军26营，约13,000人。
天国兵力更难测算，因为其兵力数据大多来自清方记录，而清方记录是出了名的灌水。最极端的例子大约是朱洪章的《从戎纪略》，朱洪章称李秀成五百万大军围攻雨花台，我想李秀成要有五百万，挤也把曾国荃挤进长江了。
陈玉成究竟有多少兵力可用？我们无法得出确切数字，只能推测。袁甲三说“该逆自楚北败回逃至庐郡境内，收集残溃不满两万”。[73]多隆阿则说“狗逆陈玉成率悍贼四五万众婴城固守”。[28]通常情况下，对于庐州这种省会城市，如果守方没有因断粮等因素失去战斗力，则攻方人数需要大于守方，因为守方有垛口、护城河、炮台等城防工事可供依恃。湘军在庐州未重现安庆长围，庐州没有断粮，因此从常理推断，陈玉成的兵力不会超过清军总兵力，应确如袁甲三所说“不满两万”（袁甲三所说不包括庐州原有守军，但陈玉成分兵两路远征，抵消原有守军力量，其兵力很可能还是在两万之内）。事实上，多隆阿无意中戳穿了自己的虚报。他说湘军攻毁大兴集四卡，杀四五百人，长宁河中庙四垒千余人闻讯投降，挑三百人留用，又说湘军攻毁西门、得胜门四垒，杀一千四五百人。[14]如此算来，庐州城外营垒虽多，但一垒分得的兵力不过三四百人，兵力分配显得捉襟见肘，所以庐州守军绝不可能有四五万之多。袁甲三奏称吴殿元等移营时，出城阻挠的守军为一二千人，而对于庐州以南重要据点店埠，陈玉成派去的援军也仅数百人。[16][18]这更说明庐州守军兵力并不雄厚。
再看陈玉成在庐州防御战不同阶段的反应。湘军14营约7,000人刚抵庐州时，他并不担心，只要张乐行“点派一二队官兵并马兵数百骑”接应。[44]交通线被切断令陈烦恼，但他并不觉得庐州面临危险。随着清军越来越多，陈坐不住了，频频求援，“今事已燃眉，弟无从措手”。[23]当清军集结至20,000人左右时，陈“恐蹈安庆故事”，率众突围。[34]陈玉成的判断似是他可以抵挡10,000人以内的清军，超过这个数字庐州就可能失陷。此外庐州战场大体呈相持状态，激战次数不多，可见双方实力差距不会太大：多隆阿的兵力不能一举拔城，陈玉成的兵力不能击溃前敌。
综合考虑这些蛛丝马迹，再加上城防工事对守军的作用，我推测陈玉成的兵力在10,000至15,000人。当然了这个数字只是推测，除非意外发现决定性文献，否则兵力无法得到实证。
（2）陈玉成突围
多隆阿关于克复庐州的奏报谎话连篇。
多隆阿奏称“四月初三日饬总兵杨朝林率三营移近北门驻扎”，“该逆于初六日突自北门出三千余人围扑杨朝林等营盘，当经兵勇以枪炮击退，斃贼一百余名”。[30]赵雨村时在庐州城中，他却说“多帅围至四月初旬，北门一条生路，又扎二营，将扎成，英王着精兵全行挖平”。[31]袁甲三先说湘军在北门扎营，又说四月十二日多隆阿让张得胜去北门扎营。[32][52]北门是陈玉成的突围方向，应是围城阵线上的薄弱点，不可能存在大量营盘。真相应如赵雨村所言，即杨朝林营盘被陈玉成踏毁，多隆阿为堵住缺口，又调张得胜在北门扎营。
多隆阿又奏称，他设计引诱陈玉成出城，杀得对方大败，“即飞饬列队各营树立云梯，由西门、南门、得胜门等处扒城……四眼狗见我军追杀甚急，当将板桥河浮桥撤去，遂向庐北之吴山庙寿州一路而窜”。[30]这不过是事后诸葛之词。如果陈玉成真是中计出城、战败后被迫逃走，那为何他的军队里会有英王娘这种非战斗人员？实际情况是陈玉成认为北门空虚，主动突围，“率领全军由庐州北面攻破官营三座，连夜走到寿州”。[4]赵雨村也说，“四月十三日定更时，英王有令，出北门，衔枚疾走，至多帅所扎新营，攻破二座，亦未多伤人。王小亭私与余曰：‘怕英王有去志，今日所以破营者，正为他日地步也。’十四日二更果然退城。出北门”。[31]事实上，如果翻阅多隆阿和袁甲三关于庐州围城战的所有奏报，就会发现多隆阿大多数时候都是围而不攻，唯一一次大举攻城发生在5月12日，[30]即陈玉成突围的日子。显而易见，多隆阿并不是设计诱出陈玉成后一举拔城，他是堵不住陈突围，等陈走后再进城擒杀来不及转移的余众，粉饰功劳。
庐州城破后，多隆阿奏称，清军在城内“杀斃九千有奇……解散胁从男妇七千余人”，陈玉成“率余党二万众夺路逃窜”，多隆阿派队追击，“沿途斩馘约共一万七八”，又“生擒一千三四百名，狗党仅逃出五六百人”。[35]这数据掺水量颇大。在寿州投降苗练的陈部还有两千人，多隆阿却说残部被追杀得只剩五六百，大笔一挥战功翻了三四倍。胜保在奏折里直接拆台：“即如此次克复庐州，奴才所派侦探实系踏营扑出，即狗逆原供，亦云破北面官营三座；而楚军始则曰狗逆已就骈诛，继则曰追剿仅剩数百人，手无器械潜逃，乃寿州百姓众口僉同，则曰狗逆实有悍贼三四千扑至中津渡，不但马匹、旗械俱全，且狗逆尚携贼眷至寿，此等委曲各情形，孰是孰非，孰真孰伪，更难逃圣明洞鉴也。”[60]湘军军官私下里也承认追击并不像多隆阿说的那样顺利。亲历者赵雨村见到了多隆阿麾下的曹克忠，“曹大人云：‘多将军派我前敌追贼，此路各寨与英王皆通声气，故不敢唐突。’又问：‘我们围城时，他在城内如何布置，如何屡屡见仗。我们虽是得胜之兵，而与英王处处不能不加以小心。’”[31]清方奏报与实际战况的差距之大，从庐州突围战就可见一斑了。
（四）苗沛霖出卖陈玉成的原因
苗沛霖出卖陈玉成的根本原因是他需要投名状。清廷本就不信任反复无常的苗沛霖，张乐行从颍上突围后，清廷更是大为光火，勒令苗沛霖自明心迹。苗沛霖为了拖延清军攻剿自己的时间，就出卖陈玉成。苗的策略一度成功，清廷见他献出陈玉成便赦了他的罪。[61]1862年8月14日苗给胜保的信也恭维对方说：“不愧我老师，不待获狗逆而后明之也。”[77]言外之意，是清廷和清朝官员见他交出陈玉成后才“相信”他的忠心。
池子华主张出卖陈玉成是苗沛霖“北擒张宫，南平粤贼”战略的一部分，但池说是移花接木。“北擒张宫，南平粤贼”实际上出自张瑞墀的《苗逆叛迹本末》：“其初受抚也，霍邱王君则侨儒遗之书曰：‘未面弟则侨致书雨三先生麾下：……请大建义旗，北擒张宮，南平粤贼，使后世史臣执笔书曰：某月某日某生起义兵讨贼。丰功伟烈，与元之察罕帖木儿、本朝罗思举比肩列坐，岂不盛哉！……’沛霖得书大笑，卒不听，以至于诛。”[78]
某网友雁小驴造谣说苗沛霖出卖陈玉成是为夺其部队，其实她的说法源自薛福成的猜测。薛福成的《书陈玉成苗沛霖二贼伏诛事》称：“沛霖出城迎玉成，执礼甚恭，见其亲兵皆百战精锐，欲夺有之。”[79]薛福成不是亲历者，他这篇文本质上是笔记小说，道听途说的地方很多（比如苗沛霖当时不在寿州，薛福成却以为他在），不能轻易据为信史。事实上，只要翻翻同治元年正月至五月的清方奏报，就会非常清楚苗沛霖的危险处境和他对投名状的需求，断不会得出什么苗沛霖出卖陈玉成只为夺其部队的结论。
（五）陈玉成上当的原因
多年来论者述及陈玉成上当原因时，往往是批评他刚愎自用、不纳谏言，并引赵雨村的《被掳纪略》为据，其原文如下。
苗沛霖着一乞丐执竹杖，节皆打通，下留二节，用黄缎一方上皆蝇头小楷，其谄谀英王之话，至极无以复加。内求英王到寿州，他帮四旗人，一旗三十万人，攻打汴京。且云孤城独守，兵家大忌。以英王盖世英雄，何必为这股残妖所困。英王常云，如得汴京，黄河以南大江以北，实可独当一面。苗来此信，恰合心思。遂请左铺施大人、右弼殷大人，二人皆奇才，商议此事。并云：“苗雨三真有韬略，非到寿州不可。”殷燮卿答曰：”闻苗雨三已投胜妖，此人反复无常，诚小人之尤者。依愚见，万不宜去。”英王沈吟半时，云再谈。
次日，又请六部及各同检商议到寿州，皆云不相宜。户部孙大人云：“与其到寿州，不如回天京见天王后，重整旗鼓，何患残妖不除也。”英王大声曰：”本总裁自用兵以来，战必胜，攻必取。虽虚心听受善言，此次尔等所言，大拂吾意。”于是绝不复议。
赵雨村当时在庐州，亲历不少事件，他的记载颇为可取，但上引这段的可信度并不高。首先，赵雨村说苗沛霖建议陈玉成攻打汴京，迎合陈的心思，但陈早就派马融和联合苗攻颍州，目的就是入河南机动，苗的来信自不会重复已经确定的事。其次，赵雨村的职务是英殿工部尚书属官掌书令，他是普通文员，不是高级官员，不可能列席陈玉成关于突围的会议，可见他对会议的描写来自猜测或道听途说。其三，陈玉成突围前苗沛霖确有来信，但内容并不是建议攻打汴京，而是隐瞒张乐行与马融和的动向，引诱陈玉成转移。陈玉成的族叔椹天义陈朝旺称：“前几日接到苗沛霖来信，知颍郡解围，陈得才西窜已远，马泳和跟随张落刑逃去，均不能回救，属其早作打算。狗逆盼援绝望，又见楚皖官军四面合围，恐蹈安庆故事，是以背城一逞。”[34]
从当时情况看，陈玉成上当的最主要原因是庐州对外交通线被切断，以至于他浑然不知外界发生了什么。早在3月初苗沛霖就倒向清军，但直到5月15日突围前，陈玉成还在和归顺苗练的余安定通信。[52]4月1日颍州会战已经失败，但直到5月初苗沛霖来信，庐州方面才得知此事。[34]陈玉成被俘后也说：“因不知颖州曾否攻破，河南、陕西一带打破几处，均未得有消息。”[4]后人站在上帝视角，当然清楚苗沛霖是什么货色。但是陈玉成没有上帝视角。他和部将断了联系，又被苗沛霖的伪装欺骗，最终走上不归路。
陈玉成对苗沛霖放松警惕是一大失策，但在消息隔绝的情况下，他做出这个选择是可以理解的。陈玉成的致命错误还是轻敌分兵，导致对外联系被切断，只好寄希望于苗沛霖守诺。至于不纳谏言、刚愎自用可能是赵雨村的演绎，或者说只是次要错误。
（六）陈玉成于何时被捕？他被捕后部众是否不战而降？
关于陈玉成被捕的过程有很多记载，但最重要的是两份奏折，即胜保奏《设计生擒伪英王陈玉成并拟槛送京师折》与袁甲三奏《伪英王陈玉成被苗练擒获其余部不可复留折》。只有这两份奏折是在事发不久后写成的，而且胜保与苗沛霖存在直接联系，袁甲三参与了庐州围攻，二人均掌握一定信息源。对于陈玉成被捕的过程，应以这两份奏折为基础，并结合其他材料辩证看待。
胜保和袁甲三都说陈玉成于“十七日辰刻”到达寿州城外东津渡，即陈于5月15日早上7点至9点间到寿，这个时间点没有疑义（胜保折错将东津渡写成中津渡，今寿县仍有东津渡地名，应以东津渡为准）。胜保和袁甲三的最大分歧在于陈玉成何时被捕。胜保说陈玉成一入城即被捕，袁甲三则说苗练最初只是诱陈入城，直到两天后的“十九日酋刻”、即17日傍晚接到苗沛霖来信，才动手拘捕陈玉成。罗尔纲采信袁甲三折，但也有学者采信胜保折，如崔之清、池子华等，此事未有定论。
单看胜保折和袁甲三折本身，难以做出取舍，因为胜保和袁甲三都有撒谎动机。胜保主张招抚苗练，又好大喜功，他需要夸大苗练的功劳，自然会把陈玉成就擒时间点说成入城时，以显得苗练早有预谋、指示苗练的自己神机妙算。袁甲三主张剿灭苗练，他和苗沛霖之间本就有寿州擅杀案旧隙，陈玉成又从庐州北门突围，而在北门扎营的正是袁甲三临淮军。军机处批评袁甲三办事不力，“今狗逆果由西北窜突，该大臣之兵不能得力，平日布置未能周密可想而知”。[80]袁甲三堵不住的陈玉成偏偏被苗沛霖擒获，可谓冤家路窄。此外，袁甲三和胜保围绕苗练的争斗不单是他们二人的争斗，还是湘系集团为代表的经世派和传统朝堂权贵派矛盾的体现。湘系集团主张剿灭苗练，袁甲三与湘系集团在这一点上是利益同盟。袁既支持剿苗，就需要证明苗非诚心降清，他自然会把陈玉成就擒时间点推迟，从而辩称陈玉成被擒只是意外事件，并非苗的计谋。
好在另一个当事人提供了一条证据，证明胜保折的时间点更可信。
上元人王永年著有《紫蘋馆诗钞》，此书收录了1883年他创作的《癸未五旬初度五首》，其中第三首回忆咸丰四年至同治二年旧事，有句云“大营溃散弟犹生”。对于这一句，王永年注道：
不料十一年辛酋春，大营又溃。胞弟鹤庭于七年丁巳春逸出侍母，庚申在姑苏贸易，忽值苏垣失守，又被贼胁至寿州。其时伪英王陈玉成为苗沛霖诱入，鹤庭适在城外，陷入兵乱，脸、颈、身、背等处共受七伤，自晨至夜半始甦。以手探左右，皆尸，旦视之，无一生者。延至傍晚，寸步一移。再次日，投入村舍，遇数老者，施水施粥，渐庆更生，指向江南奔逃。及近芜湖，又遇施药者，得以渐愈。时大营在芜招募八营，鹤庭由友携入唫字营当火夫。营移通济门外七瓮桥，时某哨造册需人，由同乡张□□荐到哨书。时则诸伤平服，而鼻左一伤，痕迹宛然，所最重者，头后一伤，大愈之后，凹处可容一指。
根据《癸未五旬初度五首》中第四首的注，王永年的弟弟名海年，号鹤庭，于1864年去世，则“大营溃散弟犹生”一句的注是王永年复述王海年的回忆。由于时隔久远，王永年误把江南大营溃败时间错记一年，但他记的王海年经历和咸同年间兵事大致对应：（1）1860年太平军东征苏常，王海年也于此时在苏州被卷入陈部；（2）1862年5月陈玉成走寿州被擒，同月湘军收复芜湖，而王海年随陈部到达寿州后脱队，后在芜湖投入湘军某营；（3）芜湖湘军移营，参与天京战役，王海年也随军来到天京通济门附近七桥瓮[81]。由此可见，王海年确是亲历者，他的回忆是比较可信的。
从王海年回忆看，陈玉成入寿州时他就在城外，并遭遇兵乱，那个早上他昏迷了，直到晚上才苏醒，发现周围尽是死尸。我认为这次兵乱发生在陈玉成入寿州时，理由如下：（1）陈玉成突围后，温德勒克西、穆图善等率领马队尾追，最远追到离寿州还有25公里左右的朱家集，接着就因“寿民皆居水圩，马队乏粮，不得已收队回扎瓦埠河南岸”，[35]可见王海年经历的寿州城外兵乱不是清军追歼；（2）王海年强调了兵乱发生时“伪英王陈玉成为苗沛霖诱入”，他又说自己在早上受伤昏迷，而袁甲三和胜保都说15日早上陈玉成入寿州，三人说法的时间点是吻合的；（3）袁甲三和胜保都说陈部二千人投降，但胜保又说随陈玉成到寿州的有三四千人，陈玉成则说他带了四千人，“不知尚在否”，[4]可见寿州城外的陈部并非全体投降，而是因某起事件大量减员。由此看来，苗练确如胜保所言，在陈玉成入城后即拘捕他，城外陈部察觉异常，与苗练发生激战，但由于事起仓促、苗景开拉起吊桥，陈部又失去指挥系统，最终战败。袁甲三所说17日傍晚才动手不符合王海年关于早晨兵变的回忆。
还有一些间接证据也体现袁甲三说法可疑：（1）苗沛霖一直假装支持天国，直到5月初还写信劝陈玉成早作打算，那么他自然知道陈玉成见信后很可能会来寿州，也就会相应地如胜保折所说，提前布置陷阱，等陈自投罗网；（2）苗练受抚后均剃发，[42]如果真如袁甲三所说没有事先布置，那么陈玉成入寿州后就会察觉苗练已降清，他不可能还在城内逗留二日又不调军队入城。不过我认为袁甲三所说17日傍晚苗练接到苗沛霖函是事实。苗沛霖当时在江口集，与寿州有100多公里路程，书信往来花费两天是可能的，但是苗练并非等到苗沛霖来信才动手，这封信只是苗沛霖安排解送事宜。
清方无人奏报寿州城外兵乱。我认为原因有三：（1）胜保和袁甲三都是信息收集者而非亲历者，叙事难免有遗漏；（2）对袁甲三来说，奏报意味着苗沛霖又多一次战功，更显庐州北门的临淮军防堵不力；（3）对胜保和苗沛霖来说，他们希望收编这支犯了谋反大罪的降众，那自然得说陈部跪地乞降，不能再说陈部顽抗，否则清廷不会坐视苗沛霖收编陈部，毕竟袁甲三折已然提到“独此二千人直至寿州城外，犹固结不肯去，其犷悍可想而知……相应请旨，勅下胜保督令苗沛霖将已收逆党全数交出，一併正法，毋任一名漏网“。
关于投降人数，袁甲三和胜保都说是二千人，但胜保又说随陈玉成到寿州的有三四千人，陈部在寿州城外固然存在死伤，但30%乃至50%的战损比也太高了。王闿运《湘军志》说陈部或降或散，我认为此说合理，应是折损一部分又散去很多人，余二千人投降。
（七）江口集之战
多年来论者一致认为张乐行与马融和试图在江口集解救陈玉成，此说依据是胜保奏《设计生擒伪英王陈玉成并拟槛送京师折》。胜保奏称，陈玉成被俘后，张乐行与马融和谋划营救，于5月20日“至江口集北岸附近贼圩屯扎，意欲半途劫夺逆首。我兵即会合苗练水陆迎击，自辰至未，始将贼匪击败”。胜保奏完后意犹未尽，又专写一附片报告江口集之战。台北故宫军机处档案存有该附片副本（编号：故柜003214/603000297-037），录之如下。
再，奴才伏查苗沛霖二十二日江口集北岸之战，张落刑、江台凌、马融和等系探明陈逆为我军诱执，拼死邀劫，是以纠结各旗逆众列阵前来，约数七八万人，连营二十余里。经苗沛霖传集各营练总，先行喻以大义，据称：“我辈蒙胜帅力排众议以腹心，且受朝廷二百余年深仁厚泽，现值皇太后、皇上圣明如天，已深悉我练前事之冤枉。我辈不及时立功图报，更待何日！今日接仗，不踊跃争先者即枭首示众，解往大营查验。”等语。众练闻言之下，勇气百倍。该革道即亲督马步各队，併力攻剿。各练俱奋不顾身，一鼓作气，立将前队悍贼击溃。该逆势不能支，纷逃往窜。我军乘胜追杀二十余里，将贼营百余座悉数扫除，其老巢看家之贼十余圩，亦同时惊溃。贼尸遍野，器械、旂帜为我军所有。该革道禀称，此次出队进剿，本拟限三日将贼击退，不意自辰末至未初，时之久已，将该逆歼毙殆尽，是属快人心意。奴才详加查阅，并大营各将弁回营面禀，佥谓自苗练剿匪以来，未有如此之大捷。即自张、江各逆肆恶以来，亦未受如此之庸惩，是足以寒贼胆而快人心。奴才仍严饬将士会同该革道督乘兵练，由板桥节节进取，直捣雉河老巢，务期殄尽捻氛而后已。所有是日接仗情形，因折内未及详叙，谨附片陈明，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考证太平天国史事有一大前提，即不能迷信清方奏报，因为清朝官员讳败为胜、虚报战功是家常便饭。就江口集之战而言，我们需要问两个问题：第一，江口集之战发生过吗？第二，江口集之战的原因是捻军解救陈玉成吗？
（1）江口集之战的过程
1862年8月14日苗沛霖致胜保的书信自叙其功：“解颍州围，破颍上县，战江口败姜逆并生擒狗逆伪英王。”[82]其中解颍州围、攻颍上县、擒陈玉成都是确定的史实，看来苗沛霖的习惯是虚饰渲染而非无中生有，那么江口集之战应该确有其事。但是胜保关于江口集之战的奏片无疑是大肆夸张，他不但严重夸大捻军兵力，甚至虚捏不存在的张乐行部。苗沛霖是江口集之战的执行者，张乐行是捻军盟主和清廷眼中的捻匪首逆，如果张真在江口集，苗沛霖历数己功，定会自夸战江口败张逆而非姜逆，据此可知在江口集参战的捻军实为姜台凌部。
胜保称江口集之战仅持续数小时，捻军便大溃逃散，但实情很可能并非如此。5月18日，陈玉成由水路被解到江口集苗营（江口集与寿州相距100多公里，走水路一日可到，保守估计两日也足）。从苗沛霖立场出发，他应该立刻把陈玉成交给胜保，以免夜长梦多，但苗沛霖坐等胜保接应，直到20日江口集之战后，才连夜把陈玉成押往颍州。从苗沛霖动作看，20日前他通往颍州的交通线上存在某种障碍。而且苗自叙其功的话是按时间顺序写的，但他把“战江口败姜逆”放在“生擒狗逆伪英王”之前，则姜台凌到江口集的时间应在陈玉成被擒前，或与之同时。因此我认为更合理的解释是，5月上旬姜台凌南下扎营江口集，与苗沛霖对峙。几天后苗沛霖接到苗练擒获陈玉成的禀报，苦于交通线被姜台凌所阻，忙请胜保派兵，待援军到后合兵击退姜台凌，再赶紧押走陈玉成。此外，胜保关于江口集之战的附片或许无意中暴露了此战真相：“该革道禀称，此次出队进剿，本拟限三日将贼击退，不意自辰末至未初，时之久已，将该逆歼毙殆尽。”众所周知，谎言往往有现实的基础。胜保说苗沛霖原计划三天破敌，而从18日陈玉成被押往江口集到20日姜台凌被击退，恰好是三天。恐怕真实情况是苗沛霖为打通交通线，自18日起与姜台凌交战，总算在20日赶走姜台凌。
至于马融和有没有参加江口集之战，暂时无法确认。最大问题在于，根据现有史料不能得出1862年5月上旬马融和的位置，故而不能判断他是否赶得上江口集之战。5月24日同治上谕引袁甲三折，称5月上旬“张落刑及马泳和等在寿六交界”，[80]胜保奏折却说5月10日张马“窜距太和十余里之陈桥一带”。[56]张马既没有内燃机也不会影分身，袁甲三和胜保的说法至少有一个是错报。从胜保奏报看陈桥之战只是零星小战，不大可能有张乐行参战，但我没找到袁甲三关于张马位置的原折，所以还是不能下判断，存疑待考。
（2）江口集之战的原因
我认为江口集之战的真正原因是，张乐行派姜台凌南下，援救困在颍上的捻军将士及眷属，但苗练已攻破颍上并移营江口集，姜台凌遂在江口集与苗练相持。恰在此时陈玉成中计被擒，苗沛霖便进攻姜台凌，以打通押解陈玉成的交通线。
传统说法采信胜保奏折，认为江口集之战的原因是捻军劫囚，但我们要考虑捻军的情报能力。5月15日陈玉成被擒，20日捻军在江口集战败，中间只隔五日。如果江口集之战是为劫囚，则捻军需要在陈玉成被擒后立刻获得情报。倘若张乐行真如袁甲三所说屯兵寿六之交，那么他当然有可能立刻获得寿州情报，但袁甲三奏报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而张乐行自己的说法是颍州解围后他返回亳州附近尹家沟[1]。亳州到寿州有200多公里，张乐行不大可能迅速得知寿州之事。另外如前所述，姜台凌到江口集的时间恐在苗练诱擒陈玉成之前。
有无其他原因促使捻军南下呢？5月4日苗练收复颍上后，胜保奏称，“惟据探称张落刑遁回雉河后，合五旗蒙亳老捻，声言仍欲南援颍上，西救邢圩”。[50]考虑到情报时间差，我认为5月上旬姜台凌尚不知颍上陷落，率军南下救援友军。他到江口集后发现苗练营盘，遂就地扎营与苗练相拒，于是爆发了江口集之战。
（八）英王娘和英王弟的下落
我写过专文考证英王娘朱氏下落，结论是胜保没有纳朱氏为眷，陈玉成被俘后不久朱氏即自杀。详见拙文《英王娘下落考》，此处不再赘述。[83]
陈聚成和陈安成是陈玉成的族弟，年纪小，胜保想招降他们。陈聚成和陈安成假意答允，伺机逃走。事见《东华录》同治朝卷十六记录的同治元年十一月五日上谕。
癸丑谕。议政王·军机大臣等昨据僧格林沁奏，遵旨秘覆胜保各款迹一折，折内有陈四眼狗之弟二人被获后，魄送胜保金银数千两，是以胜保并未将其正法，仍留在营当差，赏带翎顶，各等语。四眼狗之弟二人系属何名，所赏系何项顶翎，见在营内充当何差，多隆阿计将行抵潼关，著僧格林沁、多隆阿各遣人设法访查确实，迅速先行密奏，将此由六百里各密谕知之。寻奏四眼狗义弟陈聚成、陈安成，胜保曾令剃发，管带降众，旋即逃逸，不知何往，并无赏给翎顶之事报闻。
胜保到案后就此事辩解过，他说招降陈聚成等是为了招抚马融和与范利川，但事未成，陈聚成等也下落不明，事见《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一百八十三记录的同治二年三月十九日议政王、军机大臣、大学士刑部会奏。
（胜保供称，）查陈安城等并非陈玉城之弟，亦非打仗悍贼，于逆党中情罪较轻，是以归入降众队内一并安置。彼时马融和范利川两股颇有悔罪投诚之心，是以副将陈义将陈安城等保出，因其感激图报，情愿前往招抚，立功自效……仓猝西行不能，因此事牵制且所办尚无成效，未便率行奏闻。彼时该副将陈义亦随大军西行，是以陈安城等之存亡无从查其的实。
1864年春陈聚成参与丹阳保卫战，可见他回到了太平天国。事见《清镇档》第二十五册记录的冯子材、魁玉奏《连日攻克镇江西南各路情形折》。
丹阳逆首陈聚成带匪党数千遊窜前锋，直犯马陵，守备田兴富败之……二十一日陈聚成纠约句容、奔牛死党近万分路来扑，势张甚。
从上述材料看，陈聚成和陈安成应是诈降，假意答应帮胜保招抚马融和等人，然后借机逃回太平天国。冯子材和魁玉折是已知的陈聚成最后动向，他可能和陈时永一样死于丹阳城破。陈安成的下落无记录，不可考。
补充一点，郭廷以说陈聚成归太平天国后封成王。虽然后期王爵滥封，陈聚成封王不奇怪，但我尚未找到郭说出处，故存疑。
（九）苗沛霖之死
苗沛霖死事有两个说法。官方说法是援蒙城清军击败苗沛霖，苗越长濠逃跑，被总兵王万清斩杀。“记名总兵王万清正在巡察之时，适有三四人暗越长濠。该总兵亲持短兵，奋力砍倒一名。忽闻有苗先生被杀之说，当将该贼尸抢入营中，呈请查验前来。奴才等即令蒙城知县贺绪蕃、绅士侭先参将李南华同众前往辨认属实。”[84]民间说法则是苗沛霖被部下刺杀。同治《蒙城县志》卷五《武备志》记：”（二十六日，苗沛霖）夜带亲信数人，欲潜奔下蔡，将踰营清，为其部下所杀。二十七日，邸帅召邑侯及诸绅识其实，各具切结，王乃以灭贼入告。“张瑞墀《两淮戡乱记》一书中的《苗逆叛迹本末》记：“沛霖余阳南一营，夜启寨巡行，二卒请遁，沛霖叱之，卒遂斩其首以降。”《湘军志》作者王闿运同时采信两个说法。1877年他为唐训方撰写行状时采用官方说法：“二十六日夜，沛霖衣短衣，帕首，与数人暗越外濠，跳而颠，从者惊呼。总兵王万清巡营，率十余人往斫之，杀沛霖。”[85]1881年初刻的《湘军志》则采用民间说法，并更进一步，声称杀苗者乃陈玉成旧部：“其夜，官军围蒙城者方攻外壕，沛霖自巡壕，跳而颠，从沛霖者斫杀之，斩其头，送王万清屯外。万清秘之，以巡壕斫死上功。或曰，‘杀沛霖者，陈玉成旧党也，万清杀之以灭口’云。”[86]
官方说法确实不合理，苗沛霖并未全军覆没，如想逃跑，身边应有亲随护卫，不至于被王万清单枪匹马杀死。比起战事记录，官方说法更像是传奇轶闻。况且《蒙城县志》和《两淮戡乱记》都成书于同治年间，距事发年代较近，故而其说法比较可信。王闿运等人采信民间说法[87]，也侧面体现官方说法不能令人信服、民间说法并非空穴来风。苗沛霖应是被苗党所杀，王万清只是冒功者。
至于杀苗者乃陈玉成旧部的说法，则缺乏证据。我能找到的持此说的文献只有王闿运《湘军志》、薛福成《书陈玉成苗沛霖二贼伏诛事》、佚名《啁啾漫记》。但是《书陈玉成苗沛霖二贼伏诛事》作于光绪年间，而且本质上是小说，文学价值大于史学价值。《啁啾漫记》作于民国时期，更不值得采信。王闿运《湘军志》虽是重要史学著作，但王没有给出他的说法来源，难以独立成证。
翻阅晚清文人述陈玉成结局的文字后，我认为陈旧部杀苗沛霖的说法源自世人对苗的鄙视和对陈的同情。诚然，晚清时陈玉成是政治不正确的反贼，文人不会歌颂他（陈澹然的《江表忠略》是例外，但他成书时已是光绪末年，清朝即将灭亡），但出卖陈玉成的苗沛霖也是政治不正确的反贼，指点苗沛霖的胜保亦成反面教材，因此晚清文人论及陈的结局时可以不必吹捧胜苗，也不必为衬托胜苗而丑化陈。于是户，在晚清文人千篇一律的歌功颂德声中，不时会流露些许对陈的同情和对苗的鄙夷。“寿春固苗沛霖出入所也，遂诱之至官军营。或有劝之降者，英贼毅然不可，植立不跪，惟乞一死，乃实之极刑。” [88]“玉成初不疑，既登堂，见几上陈梏鏁，乃悟，怒骂沛霖：‘苗生反复，我死，行及尔，乃速自邪耶！’”[55]“玉成见胜帅，词气不屈，言己非胜帅所能擒，但为奸人所算耳。”[59]
背刺者历来为人不齿，世人有怜陈贬苗的倾向很正常，陈部复仇的传说便是这种情感下的产物。薛福成进一步作文学升华，写出一篇情节曲折、凸显天理昭彰报应不爽的笔记小说《书陈玉成苗沛霖二贼伏诛事》。
沛霖出城迎玉成，执礼甚恭，见其亲兵皆百战精锐，欲夺有之。乃绐玉成驻众城外，仅以百余人入城。沛霖分兵防守诸门，多具酒食，阴令部卒引玉成从者入帐酣饮，而以盛馔飨玉成，伏兵齐起，遂麇之，胜保欲降之，不屈；因述胜保败状以为诮。槛送京师，行至延津，有诏磔死……亲兵三千人相与谋曰：“我辈故英王旧部也。苗先生肆其诈慝，诱杀我英王，复以威劫我，使为之用，是苗先生乃吾仇也，我辈何苦为之尽力？卒令自就死地。孰与报雠雪耻，以邀爵赏而纾死乎？”一夕，沛霖登营墙，有所指挥，亲兵二人掖以赴之外，挺矛舂之，殒……万青往验之，信，刭其首，迎献于王……万青惎二亲兵之分其功也，殪之以灭口。还至高邮，暴病以卒。人谓二亲兵为祟也。
薛福成的文字是一篇好故事，但它终究缺乏实证，不能认为它是史事。
（十）小左队补遗
袁甲三奏《伪英王陈玉成被苗练擒获其余部不可复留折》称，跟随陈玉成到寿州的陈部是小左队，“狗逆平日之纵横窜突，全恃此等凶顽以为羽翼，粤逆中著名之英王小左队是也”。营销号未必知道袁甲三这份奏折，但他们写陈玉成走寿州时总是复读”陈玉成的精锐骑兵小左队“。
因为他们都他妈的抄袭了某网友雁小驴的说法：“小左队是陈玉成手下最精锐的骑兵部队。”
小左队根本不是骑兵！时人余一鳌曾被裹入陈玉成的部队，他记道：“小左队泳天安姓马，统带捻匪，其长龙最擅长。”[89]长龙是太平天国隐语，意为抬枪，[90]可见小左队是旧式火枪队。雁小驴从未拿出明确记载小左队是骑兵的文献，她造谣的脑回路是：“小左队由捻军构成，捻军骑兵多，所以小左队是骑兵。”且不说以骑兵为主力的捻军是张宗禹率领的后期捻军，雁小驴的推理逻辑本身就有问题，何况亲历者余一鳌已经把小左队的兵种说得很明白了。
后记
太平天国史事中有很多尚未解决的问题，但相对来说，陈玉成的败亡是一件比较清楚的事。众所周知他困守庐州，设法突围，却上了苗沛霖的当，英年早逝。
但即使是如此清楚的事，都有人想颠倒黑白。2014年某网友雁小驴炮制一篇长文，说苗沛霖没有欺骗陈玉成。2018年她更进一步，说陈玉成死于自私自利，被苗沛霖出卖是咎由自取。令人遗憾的是，雁小驴的无耻论点竟然获得了一些网友的认同。2021年我写文反驳雁小驴，她装死没有回应我。
事情早已告一段落，但我忍不住想，为什么这么清楚的事，雁小驴还能造谣，而居然还有人信她？
答案是，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只清楚这件事的结果，但并不清楚它的过程。人人知道苗沛霖骗了陈玉成，但未必知道骗局是如何发展的，这就给了雁小驴之流可乘之机：名曰考证，实则断章取义，在细枝末节上做文章，放大史学界少数派观点，搞哗众取宠之论。在网络时代，这类谣言的传播力度是很强的。英王娘嫁给胜保、苗沛霖写出“我自横刀向天笑”已经成了营销号常用素材，这两个说法不过是民国文人的讹传，却在网络时代被言之凿凿地放大。
谣言当然无法杜绝，甚至可能无法减少，但多一个人清楚史事本身，哗众取宠的市场就少一分，于是我尝试写作本文。当然了，由于精力能力有限，本文定有很多疏漏错误，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2022年5月29日于洛杉矶
参考
- 《沃王张乐行口述》
- 贾臻奏《粤股北窜颍郡吃紧请饬分路堵截折》，《清镇档》第二十三册
- 袁甲三奏《请饬河南湖北迎截并扼清淮要隘以防张苗窜突片》，《清镇档》第二十四册
- 《英王陈玉成口述》
- 《遵王赖文光自述》
- 《余安定上筹天义梁扶殿左一同检刘禀申》
- 《大汉盟主张彦天安程告项城县绅商军民人等即蓄发投降晓谕》
- 同治元年二月十六日郑元善奏，《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一百三十七
- 袁甲三奏《克复定远折》，《端敏公奏议》卷十六
- 袁甲三奏《定远善后办妥亟图联络楚师规复庐郡折》，《清镇档》第二十四册
- 《干王洪仁玕自述》（席宝田军营供）
- 《洪仁玕签驳李秀成供》
- 《英王陈玉成命扶王陈德才等立即酌议军机书》
- 官文、多隆阿奏《官军进剿庐郡连获大胜踏毁敌垒敌卡详情折》
- 曾国藩奏《条陈近日各路军情折》，《清镇档》第二十四册
- 袁甲三奏《夺回梁园要隘及蒙亳颍凤布置各情折》，《清镇档》第二十四册
- 袁甲三奏《南北西三路军情并筹商进剿折》，《清镇档》第二十四册
- 袁甲三奏《官军克复店埠现添派大员前往会督妥办折》，《清镇档》第二十四册
- 曾国藩咸丰十一年廿九日日记
- 徐子苓，《上曾制军》，《敦艮吉斋文存》卷二
- 袁甲三奏《探闻颍州等处军情片》，《清镇档》第二十四册
- 袁甲三奏《官军克复店埠现添派大员前往会督妥办折》，《清镇档》第二十四册。袁甲三奏称，“狗逆由庐城添派贼首卜姓带领数百人赴店埠助守……二月二十六日，狗逆由庐城添派贼首卜姓带领数百人赴店埠助守，该练总与杨姓等恐机事不密，别生枝节，随密致张得胜等速行进兵，伊等佯败不守，退入庐城，以为他日内应。张得胜察知非伪，随督参将韩殿甲、都司褚开泰等带领兵练二千，于二十七日乘夜前往，枪炮连环，喊声不绝，直抵石城。杨姓等一见兵至，开门逃窜，贼首卜姓正在阻拦，我军已一拥而入，立将卜贼砍倒，余众惊骇，四散奔逃。”。袁甲三没有说明这位卜姓将领身份，也没有其他清方记录记载其身份。由于卜姓非常少见，我猜测此人是卜占魁。虽然1858年4月7日袁甲三和胜保奏称卜占魁已被斩杀（胜保、袁甲三奏《亲督官军进剿固始立解城围折》，《清镇档》第二十册），但1861年4月20日曾国藩日记附录《江北贼情》提到陈玉成麾下左大队指挥官为吁天安卜占魁，1861年5月底余一鳌所作《见闻录》也说陈玉成麾下左一队指挥官为吁天安卜姓，可知所谓的卜占魁伏诛系袁甲三和胜保错报。另外从袁甲三奏折内容看，卜姓将领来店埠后，能天安杨姓即担心无法献城，则卜姓应有节制杨姓的权力，其爵位当在义爵以上。1861年时卜占魁是吁天安，1862年时他升至吁天义是合理的。综合考虑这些材料后，我认为这位将领是卜占魁的可能性较大，但我不能下定论。
- 《英王陈玉成致护王陈坤书求援书》
- 《寄谕曾国藩等著力拔庐州并严防江浦浦六借洋兵御敌》，《清镇档》第二十四册
- 都兴阿奏《探防九洑洲等处股众纷窜片》，《清镇档》第二十四册
- 袁甲三奏《官军进剿渡江粤敌皆捷江浦等城营一律解围折》，《清镇档》第二十四册
- 袁甲三奏《搜获陈玉成求援伪信并饬严为防剿片》，《清镇档》第二十四册
- 官文、曾国藩、多隆阿奏《官军进攻庐州开挖城河击敌获胜折》，《清镇档》第二十四册
- 袁甲三奏《官军夺回驻马河要隘并添兵会攻庐郡等情折》，《清镇档》第二十四册
- 官文、曾国藩、多隆阿奏《官军连日移营进攻克复庐州折》，《清镇档》第二十四册
- 赵雨村，《被掳纪略》
- 袁甲三奏《皖军会合楚师克复庐州折》，《清镇档》第二十四册
- 李秀成说陈玉成“被逼不堪，又无粮草”（《忠王李秀成自述》），但李秀成没有亲历庐州防御战，断粮之说是他的推测。亲历者陈朝旺说，“庐郡城内粮草足支三月，惟油盐甚缺”（袁甲三奏《审讯伪王宗陈潮旺并予处死片》，《清镇档》第二十四册）。亲历者赵雨村说，庐州城内“柴草不给，人心惶惶。粮食吃得二年，火药足极”（《被掳纪略》）。陈朝旺和赵雨村都承认补给困难，但都强调不缺粮食。
- 袁甲三奏《审讯伪王宗陈潮旺并予处死片》，《清镇档》第二十四册
- 官文、曾国藩、多隆阿奏《官军追剿庐郡败逃之敌获胜折》，《清镇档》第二十四册
- 《余安定再上筹天义梁扶殿左一同检刘禀申》
- 袁甲三奏《现在筹办苗练情形片》，《端敏公奏议》卷十七；《余安定上筹天义梁扶殿左一同检刘禀申》。袁甲三折作于同治元年正月十九日，折中提到博崇武回禀称，苗沛霖对他承诺于本月十六日派军援颍，则苗沛霖见博崇武的时间是同治元年正月初。余安定禀作于壬戌十二年正月初三日，余说陈德才见苗沛霖后，于二十八日前往正阳关，则苗沛霖见陈德才的时间是辛酋十一年十二月底。考虑到天历和清历的时差，可知苗沛霖见陈德才和博崇武的时间很接近，很可能只隔一周左右。
- 同治元年二月初十日胜保奏，《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一百三十六
- 同治元年二月二十日胜保奏，《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一百三十七
- 同治元年三月初九日胜保奏，《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一百四十
- 同治元年三月十四日胜保、贾臻奏，《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一百四十
- 同治元年三月初九日胜保又奏，《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一百四十
- 《英王陈玉成命马融和等派兵来接谆谕 》
- 《英王陈玉成命沃王张乐行派兵来接书》
- 同治元年三月二十一日胜保奏，《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一百四十一
- 《苗沛霖部上英王陈玉成禀》。这封信署的日期是“正月二十九日”，但没有注明是同治元年还是壬戌十二年。苗练既然假装支持天国，给陈玉成写信时应该会使用天历。此外，3月25日曾国藩奏称，“顷据多隆阿搜获苗营与狗逆伪函一件，苗沛霖又与捻首张落刑构衅，苗党不得志于颍，必将以全力援庐。谨将原函补呈御览”（曾国藩奏《条陈近日各路军情折》，《清镇档》第二十四册）。多隆阿截获的苗练致陈玉成信说的是苗练与张乐行不和事，曾国藩又将信件抄呈军机处，可知多隆阿截获的信正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苗沛霖部上英王陈玉成禀》。多隆阿在庐州城外截获书信的时间应为3月25日前几日，如果此信作于同治元年正月二十九日即1862年2月27日，则从颍州到庐州送信花了20多天。陈玉成困在庐州，派人送信到颍州附近也只花了11天（2月23日发，3月5日达），苗练没道理要花陈玉成两倍的时间才能从颍州送信到庐州。据此可知《苗沛霖部上英王陈玉成禀》应作于壬戌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即1862年3月10日。
- 《余安定致兰芩书》
- 同治元年三月十四日上谕胜保、贾臻，《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一百四十
- 同治元年三月二十九日袁甲三奏，《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一百四十二
- 同治元年四月十八日胜保奏，《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一百四十四
- 同治元年四月十八日上谕胜保，《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一百四十四
- 同治元年四月二十日袁甲三奏，《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一百四十五
- 胜保奏《设计生擒伪英王陈玉成并拟槛送京师折》，《清镇档》第二十四册
- 王永年，《癸未五旬初度五首》其三，《紫蘋馆诗钞》
- 王闿运，《曾军后篇》，《湘军志》
- 同治元年五月初二日胜保奏，《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一百四十六
- 袁甲三奏《伪英王陈玉成被苗练擒获其余部不可复留折》，《清镇档》第二十四册
- 张祖翼，《胜保事类记》，《清代野记》
- 张星焕，《皖游纪闻》，转引自罗尔纲《英王陈玉成自述跋》，《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
- 胜保奏《皖省形势及克复颍上实情片》，《清镇档》第二十四册
- 《寄谕胜保无庸将陈玉成槛送京师著即正法传首楚皖各营》，《清镇档》第二十四册
- 郑元善奏《处决陈玉成日期行刑地方及枭首解皖片》，《清镇档》第二十四册
- 《陈玉成墓》，《延津县志》（1997）
- 龚淦，《耕余琐闻》戊集
- 袁甲三奏《请饬胜保令苗沛霖交出余安定信茂林二人片》，《清镇档》第二十四册
- 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五日胜保奏，《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一百四十八
- 同治二年三月十九日议政王、军机大臣、大学士刑部会奏，《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一百八十三
- 冯子材、魁玉奏《连日攻克镇江西南各路情形折》，《清镇档》第二十五册
- 《忠王李秀成自述》
- 李秀成说是他派陈德才等人北上招兵（《忠王李秀成自述》），但1862年的文献证明最初提出北上招兵的是陈玉成，李实际上是继承陈的战略，只是改变了战略目标。
- 我写这篇文时没有认真思考陈玉成的远征目的，所以写了他打算开辟新根据地。我当时的说法是不对的。
- 贾臻奏《粤捻扑颍郡请饬催南北援军兼程援剿灭折》，《清镇档》第二十三册
- 袁甲三奏《陈玉成现屯庐境及现在办理防剿情形折》，《清镇档》第二十四册
- 《苗沛霖部上英王陈玉成禀》
- 《清咸同时太平天国军兵争记》，《安徽通志稿》
- 《英王陈玉成望章王林绍璋仍照前议万勿移营书》
- 《苗沛霖复胜保信稿》，《文献丛编》第二十二辑
- 张瑞墀，《苗逆叛迹本末》，《两淮戡乱记》
- 薛福成，《书陈玉成苗沛霖二贼伏诛事》，《庸庵续编》
- 《寄谕官文等著密筹进兵速歼陈玉成并妥办庐州善后事宜》，《清镇档》第二十四册
- 严格地说，七桥瓮位于光华门外，但距离通济门外九龙桥仅4公里，王永年记成“通济门外”是可以理解的。
- 《苗沛霖复胜保信稿》附录《卖宝器赏军论》，《文献丛编》第二十二辑
- 我写这篇文时主要针对陶短房，写完后我才发现陶短房的观点源自简又文。简又文之所以认为胜保纳妾，是因为他看到一道同治上谕指责胜保擅纳陈玉成妻。简又文没有考察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不知道那道上谕只代表官员的弹劾指控，而实际情况是清廷始终没找到英王娘。
- 僧格林沁、国瑞、富明阿奏《督军援救蒙城踏平贼垒数十座并生擒捻酋苗景开及斩首或逆首苗沛霖事》，台北故宫军机处档案，故柜003237/603000320-009
- 王闿运，《衡州府常宁县唐公年六十有八行状》，《唐中丞遗集》卷首。
- 王闿运，《临淮篇》，《湘军志》
- 据池子华《苗沛霖死事考略》，采信民间说法的还有王定安《湘军记》、张文虎《 舒艺室杂著》、《清史稿》之《僧格林沁传》。
- 王韬，《记英贼事》，《瓮牗余谈》
- 余一鳌，《见闻录》
- 佚名，《虏在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