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
作者：钟文典
录自：《太平天国人物》
太平天国大首领洪秀全，生于十九世纪初期，正当古老的中国封建社会发生大变动的年代。他从一个受过封建传统思想教育的农村知识分子，成长为近代中国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领导者，经历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在他的号召下，成千上万的劳苦大众揭竿而起，向清王朝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猛烈进攻，也打击了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他们的举动，使大地翻腾，中外瞩目。可惜，当号称百万之师以暴风骤雨般的进军势态向江南发展时，洪秀全却日益脱离斗争实际，脱离群众，深居南京城内的天王府，用他熟悉的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与德行，去教育群众，指导斗争，规范自已。结果，把一场生气勃勃、震惊四海的伟大农民战争引入了歧路，他自己也以特有的倔强性格悲壮地以身殉国。他在近代中国的大地上，导演了一出威武雄壮的农民战争史剧，而他自已却扮演了悲剧的角色。
一、动荡的年代，曲折的道路
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祖籍广东省嘉应州石坑堡，是从中原南来的客家人。约在清朝康熙年间，他的太高祖洪讼三由石坑迁居花县官禄蛳。一八一四年一月一日（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诞生在那里。[1]
洪秀全诞生时，经历了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进入它的衰世。大清帝国经过百多年的“康乾盛世”之后，也已危机四伏，走向衰落。封建经济的崩败，官僚系统的腐化，地租、赋税、徭役、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向广大劳动人民的残酷盘剥，使贫穷者“啼饥号寒、卖妻鬻子”，小康者“拆屋荡产，弃家逃亡”。社会矛盾日见尖锐，人民的抗争也日益高涨。乾隆末年，山东寿张发生了王伦的清水教起义，青海、甘肃掀起了回民的反抗斗争，还有以林爽文为首的台湾天地会起义，长江流域哥老会的广泛活动，以及湖南、贵州边区的苗民多次起义。嘉庆以后，人民的反抗浪潮更加高涨。一七九六年至一八〇四年（嘉庆元年至九年）的川、楚白莲教起义，发动于湖北，扩及四川、陕西、甘肃、河南等省，历时九年。清王朝动员了七、八省兵力，支出二亿两军费，并且依靠地主乡勇的配合，才把这次起义镇压下去。但在一八一三年，即洪秀全诞生前夕，又爆发了白莲教支派天理教的起义。河南滑县木匠出身的李文成，河北大兴县药店学徒出身的林清是这次起义的首领。李文成在河南揭竿起义以后，隐伏在河北、山东许多州县的教民纷起响应，他们破城池，杀官吏。而北京城中由林清领导的教友，竟巧妙地买通了清宫的内监为内应，打进皇宫，把王公大臣们吓得丧魂落魄。乾、嘉时代全国各地各族人民的广泛起义，甚至直捣封建统治者的巢穴，说明清中叶以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日益尖锐，展示了大清王朝由盛到衰的景象。
大清帝国日趋衰败之日，却是欧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之时。“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2]。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成了他们掠夺的对象。洪秀全诞生前后的几十年间，正是西方海盗殖民者加紧侵略中国的时候。英国是世界上头号的资本主义国家。从一七九三年（乾隆五十八年）起，它多次派遣专使，驾着炮舰，配以商品、鸦片和《圣经》前来中国，提出割让土地、减低税率、开埠通商等等要求，最后在一八四〇年（道光二十年）发动了第一次侵略中国的、肮脏的鸦片战争。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清政府投降卖国，先后和英、美、法等国签订了南京、望厦、黄埔等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社会从此开始发生质的变化，被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国人民同时遭受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过着更加黑暗和痛苦的生活。洪秀全正是在中国社会大变革、大动荡的年代成长起来的。
洪秀全出身于农民家庭，世世代代“以耕种为活”。他的父亲洪镜扬名下，只有薄田数亩，耕牛一、二头，泥砖青瓦平房几小间，生活并不富裕。但“为人公正耿直，受族人推戴，司理祖宗田产”，族中偶起争执，或与邻村外姓发生交涉，都由他代表出面，在群众中颇有威望，是一位长须美髯、风度翩翩、受人尊敬的长者[3]。生母姓王，继母姓李，[4]兄弟姊妹五人，秀全行四。哥仁发、仁达，随父母耕田过日子；姊名辛英，成年后嫁给狮岭李家；[5]还有一个妹妹。[6]秀全小名火秀，族名仁坤，后来因为组织拜上帝会，”以火秀的“火”字与耶火华同，遂更名为秀全。
一八一九年（嘉庆二十四年），按阴历虚龄计算，洪秀全已经七岁。在父兄节衣缩食的支持下，加以亲友们的资助，他开始入村塾读书。课间余暇，则帮助家中放牧或积肥，直接参加力所能及的农业生产劳动。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短短几年，不但读完了四书、五经，受到比较系统的儒家传统思想的教育，还涉猎了一些中国史书和诸子百家的著作，丰富了知识，活跃了思想，受到老师和亲友们的赞扬。大家都希望他以后能科举成名，光宗耀祖。
一八二七年（道光七年）洪秀全十五岁时，第一次参加了科举考试。县试入选了，到广州参加府试，却名落孙山，失望而归。这时候，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经不起社会动荡的折腾，已经无法再供他读书了。他先是在家务农，后来应友人之约，外出伴读了一年。十八岁回家，在书房阁为村塾师，一干就是七个年头。由于个人的抱负，加上父兄亲友们的期望，他始终没有忘怀读书科考，光耀门庭的打算。一八三六年，二十四岁的洪秀全再去广州参加府考，结果又落第了！但在考罢闲游时，却一连两日在街头遇到基督教传教士派书传道。洪秀全也在听讲中得到一部赠书。那是英国教士马礼逊（Dr.Robert Morrison）的第一个中国门徒梁发编纂的《劝世良言》。[7]当时，它并没有引起洪秀全的注意。落第的洪秀全自然也无心去读它。只是把书带回家里便搁置书箱去了。尽管经历科场的两次挫折，洪秀全的科举功名欲望并未稍减。第二年，他第三次赶赴广州应试。这一次，“初考时其名高列榜上，及复考则又落第。”[8]在失意、悲愤中，他病倒了！清明节那天，他从广州坐轿子回到家里，连续四十多日，都表现为神志昏乱和行动癫狂的状态。
对于洪秀全的病，他的父亲以为是受了魔鬼的捉弄。[9]回这显然是不对的。有的史学家则从“心理学”和“病理学”去寻找答案，认为洪秀全“由于考试落第，心中发生悲苦、失望、沮丧、忧郁、羞耻、愤怒、怨恨等等强烈情感，刺激过度”，患了“急性精神病”，因而产生了“奇异的心灵”和“可见的幻觉”。[10]这也只是考虑到问题的一面。在屡试不第的打击下，精神受到创伤，身体多有劳累，因而造成身心的某些实质性病变，这是可能的。但是，仔细考察洪秀全发病的原因，病中的言行和病后的变化，可以说，他所患的病同时是一场政治病。
洪秀全是个自恃才志甚高的人，加以性格倔强，性情暴躁，屡试不第之后，他和他的亲友们都认为并非文才有亏，而是腐败的考政造成的。洪秀全祖孙三代都是农民。农民的子弟要找一个体面的、已经具有功名的人作保，是十分困难的。把农民的乃祖乃父填在考单上，比起“书香门第”的考生来，也大为逊色。这怎能得到那些势利的考官们的青睐呢？何况，每次考试，录取名额不多，而当时的考政已经弊病丛生，考官徇私舞弊的事层出不穷。就在洪秀全热心赶考的一八三六年，湖南发生了学政官“将自作诗赋刊刻报片，留存书铺，任其刻印售卖”，且教唆门丁“随棚索脏，并索加棚规，勒缴自刻诗赋价银”的案子。还出现了一个“形同残废，步履甚艰”的满洲贵族子弟，经考官“瞻徇情面”，考中武进士的怪事！[11]象这样黑暗的考试，洪秀全要想“金榜题名”，实在是太困难了！据传说：洪秀全三次考试失败以后，回到家乡，愤愤不平地和冯云山开展议论。
云山说：“你考试，冇钱难考得中。”
秀全道：“官府太黑暗，再考冇中，要造反了！”
云山答道：“你造反，我一定帮你。”[12]
就是外国人也认为，洪秀全考试失败，是“由于满清官员贪墨腐朽”。[13]所以说，洪秀全一八三七年的大病，同时是对清王朝腐败政治的第一次抗议。
再分析一下他在病中的言行，问题就更清楚了。他虚构一个身穿“皂袍的老人斥责孔子，谓其于经书中不曾清楚发挥真理。孔子似自愧而自认其罪”。[14]这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科场失意的洪秀全，对“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威望，初步发生了动摇，对以四书、五经取士的做法产生了反感。他声色俱厉地斥责人们同妖魔交好，经常大声疾呼“斩妖”！还吟唱了一首闪耀着刀光剑影、充满着火药味的七律。诗云：
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
眼通西北江山外，声振东南日月边。
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
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15]
当窗外的小鸟啼唱时，他又即席吟诵七绝一首云：
鸟向飞兮必如我，我今为王事事可；
身照金鸟灾尽消，龙虎将军都辅佐。[16]
他还用朱书“天王大道君王全”七字于小纸，塞在门柱之隙缝中。每见父兄及族人前来探望，辄大呼曰：“我是太平天子，天下钱粮归我食，天下百姓归我管”。[17]这些邪正对立、憎爱分明、以王自诩、坚信必胜的政治诗篇，哪里是一个真正的疯子，或精神病患者所能吟唱出来的？至于魂游高天，恭承帝命，下凡诛妖，天父看顾之类的“特殊梦境”，不过是为荫芽的叛逆思想造根据，打掩护而已。洪秀全讲过：当他大病之时，“人愈以为颠，不知此正是高天妙算，正天所以遮护主也”。[18]又说：天酉年[19]荷蒙天父天兄接上高天，“有时讲杂话，是上帝教朕桥水，使世人同听而不闻也”。[20]客家话说“桥水”，就是计谋。官禄怖老人说到洪秀全的疯病，也很生动、形象：“秀全身染重病，魂游高天。上天是花假的，大病也是半假半真，主要是考有中功名有意见”。[21]说明疯病、疯话，实际是一种故弄玄虚、教人倍增神奇之感的手段，是掩盖叛逆情绪的障眼法。
正因为洪秀全的大病是“半假半真”，所以在他的“桥水”基本达成以后，大病也就不治自愈了。从此，他的言行举止乃至音容笑貌，与病前相比都判若两人。《太平天国起义记》说：秀全病愈以后，“身体增高增大”，“面部椭圆，容颜甚美，鼻高，耳圆而小，声音清晰而洪亮。每发笑则响震全屋。发黑、须长而作砂红色[22]。体力特健伟”。他的性格，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洪秀全自幼即得人亲爱，以其品格坦白而正直故。彼性情活泼而友善，但不流于放恣。因其才能优越于同窗学友，每以该谐之言向人调侃，每令人深觉其谑。但其友人仍甚喜听其所言，以其言每含真确而高尚之思想，不得不承认其聪明特出也。自一八三七年得病后，彼之人格完全改变，其态度高尚而庄严，坐时体直容庄，双手置膝，两脚分列而从不交股，辄正襟危坐，不俯不仰，亦不斜倚左右，如是历数小时无倦容。彼目不斜视，亦不反顾，行时步履不疾不徐，常现庄严态度，自后寡言鲜笑。……*
他待人处事，也更爱憎分明，“甚喜与忠直诚恳之人坐谈，其人虽贫贱，所不计也。惟对于恶人，无论其如何富贵，则不能容忍”。因此，“恶人畏而避之，而忠诚者趋与交游也”。对于烟花酒癖，亦极力反对。秀全本来酒量甚大，但病后则少饮终至戒绝。他的这种品性、风度和行为，连对他怀有敌意的外国人也赞之曰雍容大度，“有君子风”。[23]洪秀全病后的种种变化，是他欲为“大道君王”的又一种自我准备。
尽管洪秀全对旧的统治产生了怨恨，荫发了叛逆思想。但深藏在脑海中的十载寒窗，平步青云的念头仍时隐时现，藕断丝连，挥之难去。病后几年，他转到离家不远的九间乡、八坜、莲花塘等地教书，借以维持生活；同时做些应考的准备。一八四三年，这个三十一岁的老童生抱着最后一试的希望，第四次赶去广州应试。结果仍旧是高兴而去，败兴而归。造反的思想又一次在脑海中翻腾。乘船回乡时，他激愤地写下了一首七绝的反诗：
龙潜海角恐惊天，暂且偷闲跃在渊；
等待风云齐聚会，飞腾六合定乾坤。[23]
他以“蛟龙”自比，以“定乾坤”明志，并且公开宣称：从此“不考清朝试，不穿清朝衣，要自已来开科取士”。[25]决心和科举功名的道路决裂了。
洪秀全从接受封建的儒家思想教育，热心科举功名，转向要求“造反”，经历了一段十分艰难曲折的道路。屡试不第无疑对这种转变发生了很大的作用。官禄怖的老人从另一面说了一句颇富哲理性的话：“如果秀全考试顺利，那就被满清一个举人、进士之类收拾这一位天王了”。[26]洪秀全的历史，正是按照这样的历史辩证法前进的。
二、“出游天下”，传布“真道”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洪秀全尽管几度闪耀过造反的思想火花，但要从口头的叫喊转变为实际的行动，还须继续走一段艰难曲折的路程。
洪秀全第四次考试失败以后，一度转到他继母李氏的家乡莲花塘当塾师。他的表兄李敬芳偶然看到了洪秀全七年以前得到的《劝世良言》，深感“内容奇极，大异于寻常中国经书”。[27]这才引起了洪秀全的注意。在该书第一卷《真传救世文·论世人迷感于各神佛菩萨之类》中，有讲儒教与科举功名的一段文字，正击中了洪秀全的心病：
“即儒教亦有偏向虚妄也。所以把文昌、魁星二像，立之为神而敬之，欲求其保庇睿智广开，快进才能，考试联捷高中之意。然中国之人，大率为儒教读书者，亦必立此二像奉拜之。各人亦都求其保佑中举，中进士，点翰林出身做官治民矣。何故各人都系同拜此两像，而有些自少年读书考试，乃至七十、八十岁，尚不能进黉门为秀才呢，还讲什么高中乎？难道他不是年年亦拜这两个神像么，何故不保佑他高中呵？由此推论之，亦是儒教中人妄想功名之切，遂受惑而拜这两个偶像。而不以虚灵之志，追想尊敬天地之大主，管理全世界富贵荣华之神，乃合正经大道之圣理也。”
真诚地顶礼膜拜了二十多年的“大成至圣先师”和文昌、魁星诸神，既不能保佑他功名高中，于是调转头来借助主宰“天地之大主”而另谋出路了。他“悉心认实天父上主皇上帝是独一真神，天父上主皇上帝而外皆非神也”。[28]同时把七年前梦幻上天和《劝世良言》关于上帝、天堂的描述联系起来，宣称“这几本书，实为上天特赐与我，所以证实我往时经历之真确”。甚至放声高呼：“我曾在上帝之前亲自接受其命令，天命归予”。他把这些想法和附会首先告诉了志同道合的表弟冯云山，族弟洪仁玕等人，并同他们一起到官禄怖附近的石角潭进行洗礼，表示“洗除罪恶，去旧从新”。[29]进而“将馆中所立孔子、文昌，家中所立灶君、牛猪门户来龙之妖魔一概除去；次乃讲与父兄宗族朋友亲戚得知”。[30]他们的这些行动，虽然是在“罢黜诸神，独尊上帝”的思想指导下，用“洋教”反对“土教”的方式展开的，没有也不可能从本质上对封建儒学和神权进行批判。但当人们的思想长期处于儒、释、道学的严密控制下，这种众人所不敢为而独为之的大胆行动，对于启发人们的思想，打击旧势力的统治，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表明洪秀全在造反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十分重要的一步。
有两种估计是不对的。
少数论者因为洪秀全批评了孔子，撤去他的牌位，反对崇拜神庙偶像，认为这是“向整个封建制度宣战”；说明洪秀全“一开始就明确地把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同摧毁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结合起来”了。这种超越时代和阶级的错误估计，是一种极“左”的“批孔”观点。
又有一些论者，特别是资产阶级的传教士和学者，他们把洪秀全革命思想的形成，完全归结为《劝世良言》以及它所宣传的基督教义的影响。认为这是洪秀全接受的“第一粒基督教种子，以后倡导旋乾转坤的大革命运动，建国开朝，胥由此而发生”。太平天国革命“是马礼逊博士所传来的圣经所引起的”。“以故其整个革命运动的性质与意义，在要素上也是宗教的”。[31]有的人还认为：洪秀全等人所从事的革命，其目的“不是反抗政府，而似是为宗教自由而争斗，且实谋推翻偶像之崇拜”。[32]他们都否认马克思关于太平天国革命既是“停滞的社会生活之产物”，又是外国资本主义的大炮和鸦片所引起的科学论断。[33]因而也就否认了太平天国反封建、反外国侵略的性质。
如果具体考察一下当时的情况，把洪秀全的思想言行进行分析，即许宗教的词句很多，气氛很浓；对孔子及儒经多所批判，而支配他的思想言行的，仍旧是洋教其表，儒教其里。终其一生，概莫能外。
梁发的《劝世良言》，不过是一本半文半白、用词诘屈聱牙、十分晦涩难懂的书。它本身也烙有不少“孔孟之道”的影子。要说洪秀全等人阅读后就能从中找到了多少基督教的真谛，那是不切实际的。《太平天国起义记》叙述洪秀全等“自行研究揣摩”《劝世良言》的情况时说：
“彼等在各章中见有‘我’、‘我等’、‘汝’、“他’等代名词，均不知其所指者是谁。彼等偶问此等代名词究是何人？秀全惟默然不答。但其友人辈心自明白，每有文义符合其个人见解者，彼必将‘汝’、‘他’等代名词解作指其自已本人。盖其以为此几本书乃特为其个人而作而由天所赐者也。”
他还有意把《圣经》中的某些词句，作“为我所用”的解释。如将“声闻全世”解为“秀全的世界”，等等。说明他和基督教接触之始，就超越了纯宗教性质的范围，确“可称之为一种伪造的启示”。与其说洪秀全皈依了基督教，毋宁说他利用了基督教“作为政治势力之工具”[34]更为切合实际。
再者，洪秀全虽然从《劝世良言》等基督教宣传品中，借用了“上帝”、“蛇魔”、“天堂”、“地狱”等名词，而他总是引经据典地给他们涂上中国的色彩，把“洋上帝”和中国民间的“皇天老子”结合起来，就是明显例子。他写道：
“孔伋曰：‘天命之谓性’。《诗》曰：‘天生蒸民’。《书》曰：‘天降下民’，昭昭简编，洵不爽也。”
“孟轲云：‘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津然兴之矣’。《周诗》云：‘天上同云，雨雪雾雾，益之以靂霖，既优既渥，既沾既足，生我百谷’。”[35]
他不但暗示皇上帝在中国古已有之，而且它的权能、恩德就在眼前。至于洪秀全后来所订的《十款天条》和礼拜仪式，也是经过改造使之中国化了的。如以牲馔、清茶、白饭为祭献上帝之物，且以请上帝享用狗肉表示至尊至敬，还有焚化祈祷文，祭桌插小黄绸令旗，桌前写“奉天令”小竹板等等，[36]都表露了中国式的敬奉神灵的痕迹。难怪洋教士会批评这种拜上帝的仪式是“沿用邪教习尚”了。[37]而在洪秀全看来，这正“适于中国人之观感”，[38]有利于斗争事业的开展。
洪秀全真正接触基督教，是在一八四三年。就个人而言，正是他科举功名完全绝望之际。从大局上看，则是鸦片战争新败、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签订之时。侵略强盗的烧杀淫掠，封建统治者的卖国投降，人民群众保家卫国的英勇抗争，洋烟、洋货的倾销，战费、赔款的支付等等所造成的人民破产，农村凋敝。这一切，都发生在洪秀全的家乡，都给他以强烈的震动和深刻的教育。因此，无论洪秀全当时的思想认识高度如何，他在公仇私愤交相煎迫、国家民族灾难严重的大动荡时刻，借用“皇上帝”的名字，说些基督教的语言，发起拜上帝、罢邪神的活动，绝不是为了让“洋基督”的幽灵在中国的大地上游荡，而是为了“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创造条件。[39]费尔巴哈讲过：“人们的愿望是怎样的，他们的神就是怎样的。”[40]洪秀全的“皇上帝”，应该说是按照被压迫、受侵略的中国人民的愿望创造出来的。它是一种“政治的宗教”[41]。
为了附会上帝授与宝剑以斩除鬼魔的“异梦”，洪秀全和李敬芳特意请清远县的著名铁匠“打铁罗”铸造重数斤、长三尺的宝剑两把，剑上镌刻“诛妖剑”三字。各佩其一，并同声朗诵一诗以明志。诗云：
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
擒尽妖邪投地网，收残奸究落天罗。
东南西北敦皇极，日月星辰奏凯歌；
虎啸龙吟光世界，太平一统乐如何。
诗中再一次强烈表示对邪恶势力的不满，渴望光明世界的到来。而且大声疾呼：要以火与剑去实现自己的愿望。然而，在行动上却仍旧是心中无数，勇气不足的。当乡间的顽固守旧势力对他进行嘲弄、迫害时，洪秀全“畏众人议论”，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新信仰。于是，只好“蓄意离乡”，“远适异省”去了！[42]
一八四四年四月（道光二十四年二月），洪秀全与冯云山、冯瑞嵩、冯瑞珍共四人，离开花县老家，“出游天下”，“教导世人”敬拜上帝。[43]先是，他们由花县经广州至顺德，不久折回，转游南海、番禺、增城、从化、清远、英德、函江（浛洸）、阳山、连山等地。三十四日间，历经十一个府县。所至之处，虽然努力宣传拜上帝的主张，但应者寥寥。冯瑞嵩、冯瑞珍泄气了！洪秀全却决心单枪匹马深入连山瑶区。冯云山表示追随到底。两人跋山涉水百余里，径至风气最为闭塞的南江排，停留四日，只劝化了一位江姓塾师，就以“语言不通”为由，留下几本手抄的宣传拜上帝的小册子，扫兴地出山了！[44]
洪秀全这次“出游天下”，从狭小的书塾走向广阔的社会，从口头上的叫喊到实际行动，在实践中见识世面，吸取营养，接受锻炼，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他在“宣传真道”时，是以“口才佳妙，极有感力”著称的。[45]但却收效甚微，原因何在呢？他借用《圣经》中的一句话：“从未有先知受人尊敬于本乡及家中的”[46]进行解释。这对于官禄怖、禾落地的情况，是可以勉强说通的。因为顽固守旧的父老们了解他们的底细，把他们的言行视为颠狂举动，得不到谅解和支持，这是很自然的。但以此解释家乡以外的各府县“出游”的失败，就未免流于自我解嘲了！
原因是多方面的。工作不深入，没有认真到群众中去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应是失败的主观原因。更重要的是当时存在的深刻的社会原因。在广州及其周围地区，由于鸦片战争的激荡，民族矛盾仍处于主要地位，人民群众反对英国侵略者进入广州城的斗争正方兴未艾。尽管洪秀全的宣传拜上帝主张和洋宗教有原则区别，但它在形式上是舶来品。主观上的宣传解释既然不力，而人民群众又正忙于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无暇也不可能顺利地接受这种宣传；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甚至以此为借口，诬蔑“拜上帝”的宣传活动为“从番”。不管洪秀全如何进行消除这种诬蔑所造成的恶劣影响，[47]也无济于事。所以，他的这次出游，实在是一次既选错了时机，又选错了地点和对象的活动，其失败是完全可以想见的。至于连山瑶区宣传的失败，主要由于那里居民的分散、贫困、风气闭塞，以及封建统治者对瑶区不断加强控制。而洪秀全虽然对连山瑶区具有良好的愿望，却缺乏变这种愿望为现实的坚韧不拔的实践精神。
可幸的是，洪秀全并没有因为失败而却步，他毫不犹豫地做出结论：“到广西”去！[48]历史已经证明，这个决策是正确的。拜上帝会事业在广西的发展壮大，最后掀起惊天动地的革命大风暴，追本溯源，这个明智的决定是有功劳的。
洪秀全和冯云山在南江排得到江姓塾师赠送的旅费，并以沿途贩卖笔砚为掩护，从连山下封川而入广西苍梧的戎圩，迎着波涛翻滚的西江，由藤县转平南的大乌，然后直上桂平县的木落、蒙圩，终于到达了贵县的赐谷村，住在洪秀全的表兄王盛均家里，取得了在广西“传布真道”、“启迪英雄”的第一个立足点。
赐谷村在贵县东部，接近桂平。其地一片田畴。但百分之九十的肥田好地全被地主霸占，绝大部分居民，特别是广东迁来的客家人则一贫如洗，生活十分艰苦。[49]洪秀全、冯云山主要在客家人中间活动，白天教书，晚上练拳。通过这种方式向人宣传“敬拜上帝有福迷信鬼神落地狱”等简单的说教，并且通过积极为群众排难解纷，[50]怒斥妖庙邪神等活动，戳穿地主乡绅对农民的哄骗，树立拜上帝教的威望，争取群众的信任。
洪秀全怒斥六乌神是初进广西活动的一件大事。太平天国文献《太平天日》等多有记载。六乌庙建在赐谷村北面几里的六乌山口，正当赐谷进入龙山奇石圩的大路旁。庙里供奉的一对菩萨，世代相传是因“唱歌苟合，得道成仙”的风流男女。菩萨虽说是“黄泥绞草根”做成的，却使远近的居民非常敬畏。每逢年节，总得敬备香烛牲馔前往膜拜；路过庙门也得进去恭敬地叩首跪拜一番始敢前行。农民在庙前耕种，不敢背向庙门，害怕菩萨怪罪。六乌庙实际成了地主乡绅敲榨勒索农民的工具。洪秀全闻说，颇不以为然。他和冯云山邀同一班群众，赶到庙前，先在庙墙题诗怒斥六乌神，[51]随即用笔杆向菩萨一戳，大喊一声“斩妖”！早被白蚁蛀空的偶像应声倒下，“粉身碎骨”。事后，洪秀全安然无恙。而他“一笔点破六乌神”的消息象长了翅膀一样，迅速传遍了贵县东乡，震动了龙山内外，到处知道有个广东来的洪先生。[52]几个月间，“皈依受洗礼者逾百人”。[53]广西的第一个拜上帝会建立起来了。
“传布真道”的事业刚入佳境，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发生了。《太平天日》记其事云：
“七月时候，主见表兄家苦，甚难过意。适与南王到田寮，语言有拂逆，主即回赐谷村，与南王云山、洪仁球、恤王洪仁正等议回东。主欲连夜到林桥，待明早他三人赶来也。洪仁球曰：‘尔连夜私走，人有猜疑焉。’……南王云山三人并劝主勿回。二十三日，主遣南王冯云山、洪仁球、恤王洪仁正三人先回东”。……
洪秀全与冯云山五月二十一日到达赐谷村，九月五日竟因为一些生活小事，两人意见相左，造成了第一次“出游天下”的了草收场。洪秀全的粗暴任性，不顾大局的态度，应该负主要责任。
三、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一八四四年十一月十八日，洪秀全继冯云山等人之后，离开广西，只身东下。三十日，回抵花县老家，重操村塾教师生涯，同时闭门潜心写作，历时两年又四个月。
“出游天下”的实践，使洪秀全更广泛、更直接地接触了社会，亲眼看到人民的疾苦，亲耳听到他们的呼声，亲自探索了社会阶级斗争的现实。广东人民反侵略斗争的此伏彼起，广西大河两岸社会残破，农村凋敝，“各郡州邑盗贼蜂起”[54]，“通省群盗如毛”[55]。一场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统治的革命大风暴即将到来。这一切，使生长于农民家庭、胸怀造反思想的洪秀全从中获得丰富的营养，受到极大的鼓舞，造反思想出现了新的飞跃。一八四五年后，他把中国的儒家思想，农民的平均、平等思想，与他所接触到的西方基督教的某些知识相结合，写了《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诗文，越来越明显地反映了这种政治思想上的变化。
《百正歌》的主题是劝人崇正黜邪。它借用我国古代的一些历史典故，说明正可制邪、邪难胜正，正可增福、邪必招祸的道理。希望通过人人的自我道德完善，以求取邪谋远避，“民安国定”新社会的到来。表现了反对邪恶，崇尚光明的思想。
《原道救世歌》的主题，从表面上看，是劝人敬上帝，尊天道，行好事，作正人。说明“顺天者存逆天亡，尊崇上帝得荣光”的道理。所以它在宣讲皇天上帝的无边权能和赐与人类的无比恩德之后，着重提出了反对淫乱、忤父母、行杀害、为盗贼、为巫觋和为赌博等“六不正”。其中虽然也存在“富贵在天生死命”一类的宿命论思想，但细按全篇，字里行间也提出了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首先，它重申：“上古中国同番国，君民一体敬皇天”之说。敬拜上帝，中国古已有之，并非“从番”。进而提出“天父上帝人人共，天下一家自古传”；“上帝当拜，人人所同”，非君王个人所得而私之。再者，“五行万物天造化”，人们的一丝一缕，一饮一食皆荷蒙上帝的恩赐，并非菩萨神仙的化育，也非君王的赏赐。因此，封建卫道士所谓“食君禄，报君恩”，实乃瞒天、逆天的罪恶行为。洪秀全对所谓上帝权能、恩德的说教，自然是不对的。但它是封建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的异端，是对封建君主独称“天子”，独占敬天特权的挑战。从政治上抨击了君权神圣的反动说教，对于解放人们的思想无疑是有帮助的。
第二，它提出反对的“六不正”中，从农民革命的角度考察，无原则地反对杀害，而且把黄巢、李闯等列入行杀害的不正者之列，是不妥当的。但“嗜杀人民为草寇”的指责，主要是对封建统治者残害人民的抨击。人民对于“邪恶之世”，则不应过于忍耐或谦卑，必须用重典以治乱世，否则“殊不适用于今时”。[56]而淫乱、赌博、盗窃、嗜杀和烟花酒癖等等，都是剥削阶级造成的社会病态，受害者则是劳动人民。洪秀全不仅主张禁绝这种不正行为，而且把它们同个人祸福、政权兴亡联系起来，促请人们加以注意。这些劝戒，反映了农民纯朴的道德观念，莫定了太平军严明纪律的思想基础，表现了反对封建统治者的胡作非为。因此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原道醒世训》的宗教色彩比较淡薄，是洪秀全的一篇重要理论文章。它首先指出：清王朝统治下的现实社会是“世道乖滴，人心浇薄，所爱所增，一出于私”。这样的世道人心，又是造成人类社会“相凌、相夺、相斗、相杀”的根源。如不加以解决，必有同归于尽的危险。洪秀全对这样的社会早已不满，他争辩说：
“天下凡间，分言之则有万国，统言之则实一家。皇上帝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也，……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
由此，他回顾了传说中的“天下有无相恤，患难相救，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男女别涂，选举尚德”的唐虞三代之世。指出从尧舜、禹稷、汤武以至孔孟，对土地、人民乃至邦国，皆本人饥己饥，人溺已溺之心，并无彼此之分。他随即感慨地发问：象《礼运·大同篇》所描绘的大同社会，现在还有希望么？回答是肯定的。他颇富哲理地发议：
“然而乱极则治，暗极则光，天之道也。于今夜退而日升矣。惟愿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姊妹，跳出邪魔之鬼门，循行上帝之真道，时凛天威，力遵天诫，相与淑身淑世，相与正己正人，相与作中流之砥柱，相与挽已倒之狂澜。行见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几何乖离浇薄之世，其不一旦变而为公平正直之世也！几何凌夺斗杀之世，其不一旦变而为强不犯弱，众不暴寡，智不诈愚，勇不苦怯之世也！”
这一段话，乃《原道醒世训》的核心所在。洪秀全在《原道醒世训》中所表述的思想，比以前大大跃进了一步。首先，他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黑暗和混乱，指出造成人世间凌夺斗杀的总根源是“一出于私”。具体的表现乃是对土地、人民和邦国的争夺占有。由此，第二，他明确表露了对土地兼并、占有的不满，反对人世间的“尔吞我并”，划分“此土彼土”，存在“此疆彼界”的现象，这就触及了封建社会的核心问题。第三，他勾画了自己所向往的理想世界，即《礼运·大同篇》所描绘的“大同世界”。而且相信这样美好的世界可以到来。第四，他主张采取人人“相与淑身淑世，相与正已正人”以及“和为贵”[57]的办法，实现“各自相安”，“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尽管在手段上仍旧摆脱不了道德自我完善的羁绊。但强烈要求变“凌夺斗杀之世”为“公平正直之世”，已经跃然纸上，十分清楚了。这是洪秀全造反思想的又一次跃进，是一八五三年莫都南京后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的第一张草图。历史虽然已经证明，《天朝田亩制度》是行不通的。但它在农民起义的历史上，用空前明确的语言，表述了普天之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思想和主张，希望按照井然有序的太平军的组织模式，去建立一个大家都可以安定地进行劳动与生活的美好社会。而这种大胆的设想和勇敢的追求，是建立在彻底地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推翻地主阶级对劳动者的一切剥削的基础之上的。正是这样的思想和主张，把千百万丧失土地、缺食少穿、在封建桎梏的残酷压榨下的农民调动和团结起来，开展了伟大的农民革命战争！但是，追本溯源，《天朝田亩制度》的提出，又只有在洪秀全、冯云山“出游天下”，广泛接触苦难的社会之后，加上武装起义战争的实践，集中群众斗争的经验，才能勾画出来的。
《原道觉世训》是一篇宗教色彩比较浓厚的论文。它成篇于何时，史学界目前尚有不同看法。但它那反对清王朝，亦即反满的基本思想，却早已朦胧地存在，并用隐晦的语言多次表露过。它用妖魔鬼卒影射反动势力，用“阎罗妖”影射封建皇帝，说他是“作怪多变”、迷惑世人的罪魁祸首。而以皇上帝这个所谓天下凡间独一无二的真神，代表“天下凡间兄弟姊妹”，享有主宰宇宙万物的权能。这种在宗教外衣掩护下的说教，实际上是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两个互相对立的营垒：邪恶与正义，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反映了地主阶级与农民以及其它劳动人民的尖锐矛盾与斗争。
为了树立皇上帝的权威，破除人们对妖魔鬼卒的迷信畏惧，洪秀全一再以人们习见习知的现象，如天上的日、月、星、云、风、雷、雨、电、雪、雹，直至“一切山原川泽、飞潜动植”，以及田产开垦等等，统统归为天父所赐，上帝权能；决非那些“有口不能言，有鼻不能闻，有耳不能听，有手不能持，有足不能行”，“无知无识之木石、泥团、纸画各偶像”所能为。然则，世人何以“多惘然不识皇上帝，悍然不畏皇上帝，尽中蛇魔阎罗妖诡计，陷入地狱沉沦而不自知”呢？他毫不含糊地指出：这是由于自秦汉以来的封建帝王及其走卒编造出来的。其中特别提出清朝嘉庆年间出现的诳言阎罗妖注生死之说的怪书《玉历记》，目的在于“迷惑害累世人”。他大声疾呼：对于近代诳言注生死之说的阎罗妖，实乃“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姊妹所当共击灭之惟恐不速”的敌人。这是采用曲折的表达方式，喊出了打倒反动统治者的呼声。比《原道醒世训》提出的“相与淑身淑世，相与正己正人”，“天生天养和为贵，各自相安享太平”的思想主张，又前进了一步。
在议论“帝”与“王”的称谓时，洪秀全借题发挥，说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他写道：
“实情谕尔等，尔凡人何能识得帝乎？皇上帝乃是帝也。虽世间之主称王足矣。岂容一毫僭越于其间哉！救世主耶稣，皇上帝太子也，亦只称主已耳。天上地下人间有谁大过耶稣者乎？耶稣尚不得称帝，他是何人，敢靦然称帝者乎？只见其妄自尊大，自干永远地狱之灾也”。
十分明白，洪秀全在此是把秦始皇帝到清朝的道光皇帝，统统加以申斥了的。他们“妄自尊大”，“靦然称帝”，“同犯反天之罪，致惹皇上帝义怒”，是理应蒙受“永远地狱之灾”的。至此，他在人们面前揭示应该反对并予推翻的对象，眉目已经基本清楚了。
洪秀全反满的民族革命思想是十分突出的。但他不可能把满族统治者和满族人民区别开来；也无法认识满汉地主阶级相结合，统治各族人民的事实。他只能根据存在满族皇帝的现象，笼统地提出反对“胡虏入主中国”。不过，有一点是值得一提的：洪秀全针对当时封建统治者推行的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政策，针对两广地区广泛存在的“来土械斗”现象，提出了“真主为王事事公，客家本地总相同”[58]的响亮口号，并以亲入少数民族地区，亲自排解“来士械斗”等实际行动，号召各族人民平等相待，团结战斗。说明洪秀全还蛰居花县书馆的时候，已经放眼四海风云，把斗争的事业同样寄希望于备受压迫和歧视的少数民族人民的身上了。这种思想和抱负，是十分值得赞扬的。
在探讨洪秀全早期思想的发展时，有两个问题值得研究。
有的论者认为：《原道觉世训》的提出，是洪秀全革命思想确定的标志。在此之前，他的思想并非革命的。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因为思想是发展的，有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思想的质变和物的质变不一样，不可以用时、日计算或划分。自从洪秀全一八四三年决心放弃科举功名之念，撤除书塾的孔子牌位和家中的各种菩萨偶像之后，应该说是他同封建反动势力分道扬镳、走向革命的起步。接着经历“出游天下”，接触社会的磨练，投身人民群众中受到的鼓舞，使他的思想不断向前发展，从申斥封建偶像到抨击封建帝王；从打击封建神权到要求反对封建政权；从主张以人人的道德自我完善的方法去改造社会，到提出兄弟姊妹共同迅速地“击灭”反动势力，并且在揭露旧世界黑暗的基础上，在人们面前勾画了一个相亲相爱、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希望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这种思想的发展，都是一脉相承，难以截然割断的。
然而，判断一个历史人物是否已经成为革命者，听其言还必须观其行。光有口头上的叫喊，文字上的宣言，还不能遽下结论。洪秀全的后辈严复，在他的名著《辟韩》中，也严厉斥责“秦以来之为君”都是“大盗窃国者”，大胆地抨击了二千多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但他仍旧是一个改良主义者。谭嗣同同情太平天国革命，在名著《仁学》篇里，也曾侃侃发议说：“洪杨之徒，苦于君官，铤而走险，其情良足悯焉”。他还大声呼喊，主张冲决封建君主、伦常、群教之“网罗”，敢于鲜明地批判清朝皇帝，甚至假口外人之谈论民主，慷慨激昂地声称要“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但终其一生，仍旧是一位变法维新的激进派。我们说洪秀全这时基本具有了革命思想，是根据提出推翻封建王朝，要求变革原有的士地占有情况，同他后来的具体实践联系起来考察的。只有当他投身到群众中去，把口号变为行动，领导群众向封建统治者开展斗争的时候，他才成为一个农民革命家。至于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创建新的社会制度，或“与封建思想彻底决裂”诸问题，限于历史时代和阶级地位，已经不是他的任务了。可以说，这些问题，终其一生，他没有也是不可能做到的。
第二，在洪秀全的早期思想中，是否反映了政治、经济、民族、男女平等的愿望和要求呢？
不少论者对此持否定态度。但我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第一，应该把有否这种思想和主张与能否把它们付之实现区别开来。第二，应该象列宁关于评论历史人物所说的：“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59]在洪秀全的诗文和言论中，抨击封建等级和帝王特权，批评封建土地兼并和占有的不合理，提倡各族人民的“相同”、和睦与男女的兄弟姊妹关系，比比皆是。即以男女平等而论，儒家虽然说过：“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话；基督教虽有凡尊上帝为唯一真神，人人都是上帝子女之说。但是，因为时代不同，所以上述两说，和洪秀全的主张在实质上是各不相同的。孔子处于奴隶制走向崩溃的大动荡时代，为了维护奴隶制，他以“四海之内皆兄弟”之说作为阶级矛盾的缓冲剂。而“基督教只承认一切人的一种平等，即原罪的平等，这同它曾经作为奴隶和被压迫者的宗教的性质是完全适合的。此外，基督教至多还承认上帝的选民的平等，但是这种平等只是在开始时才被强调过。”[60]洪秀全生长在中国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的大动荡年代，他的上述思想主张，是为了反抗封建主义、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造成人世间种种灾难与不平而发的。《天朝田亩制度》提出的“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天下婚姻不论财”等主张，实际超出了单纯要求男女平等的范围。有些思想的表述尽管比较隐晦，但它反对压迫、剥削和不平等的倾向性是十分明白的。确是言人之所未言或不敢言。洪秀全所提出的这些新思想，是他的前辈所没有提供过的。成千上万的劳苦人民正是在这种思想主张的鼓舞下起来造反的。金田起义之后，这种思想主张没有很好得到贯彻。在洪秀全等领导人物的言行中，还逐步醉心于等级、特权等等。这些矛盾现象，却是单纯农民战争的常发病。
经过一段冥思苦索，伏案著作的乡居生活之后，一八四七年三月，洪秀全再度背井离乡，先到广州，向美国传教士学习宗教知识。七月，复上广西，途中遭遇“强盗拦路”，行李银钱被劫一空，身背“诛妖”宝剑亦被夺去，连吃饭也发生了困难。正在进退两难、“愁烦无语”之际，得到同途的江西客商李相肇、广东客商欧纯、欧艮、陈正等相助，始于八月底到达桂平县紫荆山，与阔别三年的至亲战友冯云山在大冲的书馆中重逢了
形势的飞跃发展，出乎洪秀全的意料之外。冯云山凭借坚毅深沉的奋斗精神，利用简单的拜上帝说教，深入群众，巧妙宣传，两年多时间，已把山区内的两千多汉、壮、瑶民组织到“拜上帝”一边来了。山外的几个州县，也播下了拜上帝会的火种。洪秀全梦游天堂、承受天命下凡诛妖的神秘故事，他那“斩邪留正”、“太平一统”的思想主张，在广大群众中暗相流传，不胫而走。因此，他已成了众望所归的人物。这一切，都出乎洪秀全意料之外，使他深受鼓舞。
但是，在大好形势面前，洪秀全的急躁情绪又发作了。他不问主客观条件如何，竟一反冯云山稳扎稳打、深入群众、尽量利用合法手段的策略；而是丢开群众，只靠少数人，一哄而起，不合时机地把斗争突然公开化。他到紫荆山一个多月，即由大冲书馆移居高坑冲卢六家。其地虽云“险固”，但地处偏隅，人迹罕至，与群众联系大受影响。迁居甫毕，即以“先救此一方民”为由，带同冯云山、曾云正、卢六、陈利四人，经两天跋涉，到达象州大樟，于十月二十六日捣毁了三江口的甘王庙。洪秀全在这场捣庙的活动中，表演是有声有色的。你看他：“亲到其庙，以大竹敲此妖魔，骂曰：
‘朕是真命天子，尔识得朕么？天酋年朕升高天，……朕同众天使战逐你们一切妖魔，那个妖魔不被朕战到服处？……尔今好速速落地狱矣’。”
随即历数甘王打死母亲，敢冒上帝功劳，作怪作妖，害累世人等十大罪状，并命随从“四人将妖眼挖出，须割去，帽踏烂，隆（龙）袍扯碎，身放倒，手放断”。又以“太平天王”名义题《斥甘妖》七律诗及书写“天条”等于庙壁，另贴“诏谕”云：
“继自今，其令此妖永不准在世作妖作怪，迷惑害累世人；并令该处人等永不准复立此妖庙，仍拜此邪魔。倘敢抗命，定与此妖一同治罪。”
名为对甘王妖神的勒令，实际是对地主乡绅的警告。第二天，回到紫荆山，又趁势把花雷、田泗两水的所有神坛偶像统统捣毁。[61]
打击封建神权，是和反对封建政权紧相联系的。洪秀全大张旗鼓的倒庙诛妖活动，虽说“传闻甚远，信从愈众”，[62]但从全局衡量其得失，它所带来的消极后果更为严重。
按理说，当斗争从秘密转向公开时，必须广泛地动员群众，把斗争的真情实意告诉他们。有了坚强的群众力量做后盾，形成群众性的斗争，并把它作为誓师起义的前奏，如此始能上下同心，有备无患，立于不败之地。可惜洪秀全没有这样做。他把这一场关系重大的斗争，仅仅寄托在自己以及少数几个人身上；而在广大群众中，既无思想准备，也无组织准备。结果，斗争公开了，自己也暴露了！以王作新为首的地主反动势力，早已处心积虑要进行破坏。这时找到了诬陷迫害的借口，于十二月二十八日秘密调动团练，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抓走了冯云山。虽经卢六等聚众抢脱，但第二年一月，冯云山与卢六皆被架以“阳为传教，阴谋造反”的罪名，投入桂平监狱。
冯云山是紫荆山拜上帝会的实际组织者和主持者，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的被捕，难免在群众中引起极大震动，造成群龙无首，人心涣散，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顿时走向逆境。幸好杨秀清、肖朝贵挺身而出，局势才得转危为安。历史证明：领袖不同群众相结合，不重视“群众的历史主动性”，[63]革命是无法前进的。
洪秀全当时的表现是令人失望的。冯云山、卢六被捕前夕，面对敌人磨刀霍霍、密谋反扑的关键时刻，他竟离开紫荆山，往贵县赐谷村去了！及闻冯云山、卢六被捕入狱的消息，他虽然悲愤万分，并作长歌以表示自己的情意云:
安得真兄真弟兮，共布大道于海滨？
安得同心同德兮，时同笑傲乎天真？
安得义胆忠肝兮，同安宇宙于太平？
东北西南兮，同予者何人？
云龙风虎兮，聚会者何辰？
天道不滔兮，上帝岂无亲？
始终一得兮，何日得腾身？
一系列的疑问、慨叹，寄托着对战友的深情怀念，反映了对战友的崇高敬意；但也表现了他内心的失望和在困难面前一筹莫展、无能为力的苦楚！如何才能争取“义胆忠肝”的战友早日“腾身”，和“同心同德”的兄弟重新“聚会”，以期实现“同安宇宙于太平”的宏图大愿呢？·他感到彷徨无靠了！一八四八年三月，他匆忙离开广西，离开群众和激烈的斗争现实，赶回家乡。幻想根据“两广总督耆英已奏准清朝皇帝许可中国人、外国人，信仰及宣传基督教”的规定，“入禀总督请求释放因信教而入狱之两友”。但他赶到广州时，誉英在十天前已经回北京了！
为了营救战友，努力想方设法，其中包括借助某些可能的上层关系，或利用敌人营垒中的某些矛盾，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根据洪秀全的主观条件，指望同卖国贼耆英之流打交道，得到他们的帮助，那不过是一种天真的幻想，是注定要失败的。
因为耆英回了北京，洪秀全通过“请愿”以营救战友的幻想也破灭了！他在家一住就是半年。待他第三次赶回广西时，卢六早已瘐死狱中，冯云山经过坚决的斗争和群众的大力援救，已经胜利出狱，而且赶回广东，找他共同商议今后的方针大计去了！直至一八四九年七月，他们才重返紫荆山。那时候，广西大地漫天烽火，起义的时机已经日益成熟了！孤雁回群。在群众斗争热潮的鼓舞下，他又看到了希望，豪情满怀地再一次写诗明志：
近世烟氛大不同，知天有意启英雄；
神州被陷从难陷，上帝当崇毕竟崇。
明主敲诗曾咏菊，汉皇置酒尚歌风；
古来事业由人做，黑雾收残一鉴中。[64]
他不但以汉朝、明代的开国君王自许，而且相信通过人的努力奋斗，可以“收残黑雾”，迎接光明了！
从一八四四年到一八四九年的六年间，是拜上帝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发展壮大的关键时刻。洪秀全的功绩在于：他抓住了时代的脉膊，倾听了群众的呼声，别出心裁地利用拜上帝教做工具，提出了反对清王朝为代表的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和主张，为人民指出了战斗的方向，顺应时代潮流，合乎人群需要，他不愧为杰出的农民革命的思想巨人！但是，从实践的角度考察，拜上帝会在两广的发展壮大，主要是冯云山艰苦奋斗的结果。冯云山被捕期间和出狱东下之后，又得力于杨秀清、肖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胡以胱等一批实千家的共同努力，继续奋斗。洪秀全虽然先后三次入桂，但不是稍不如意，即拂袖而去；便是鲁莽从事，自我暴露；最后是遇难即退，放弃领导，回避斗争。事实说明，他在尖锐和复杂的斗争实践中是一个矮子，比起冯云山和杨秀清来是大为逊色的。莫都南京以后，洪秀全越来越脱离群众，脱离斗争实际，就并非偶然的了。
四、虔诚的学习，坚决的抵制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发生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新的历史时期。因此，它面临着一个如何对待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新问题。
太平天国奠都南京以前，在它的领导层中，只有洪秀全、洪仁玕、吴如孝和罗大纲等少数人，接触过外国人，见过“洋世面”。罗大纲早在粤海“为盗”，吴如孝在广东“初为洋商司会计”，都因生活关系，结识过一些洋教士，或与外国商人等有过往来。[65]洪秀全则不同。他是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为了使国家复兴，人民幸福，不惜艰苦奋斗，向西方寻找真理才和外国人接触的。
由于和外国缺乏交往，所以，洪秀全与太平天国的其他领导人一样，对世界大势的了解都是十分肤浅的。更重要的是，国家长期闭关自守，与外隔绝，偶涉异域，则被视为“化外”；与外人接触，则被指作“从番”、“事夷”。加以数千年来“夏夷之辨”思想的影响，也有碍于正确认识世界和对待外来事物。尽管洪秀全根据古代分封列国的老观念，从反满的需要出发，曾经讲过：
“上帝划分世上各国，以海洋为界，犹如父亲分家产于儿辈；各人当遵重父亲之遗嘱而各自保管其所得之产业。奈何满洲人以暴力侵入中国而强夺其兄弟之产耶？”
他还根据同拜上帝，同敬耶稣救世主的教义出发，主张“各国各自保管其自有之产业，而不侵害别人所有；我们将要彼此有交谊，互通真理及知识，而各以礼相接”。[66]但在实际上，他和历代的封建君王一样，以“天下共主”自居，[67]把“诏封”的东、西、南、北王视作管治“天朝”四方各国的代表。[68]至于世界各国的历史和现状如何，他们都是不甚了然的。据外国人目睹：南京天王宫正门上悬挂的是金璧辉煌的“真神圣天门”的匾额，侧门则写着“万国来朝”四个大字。“圣天门”右侧的小屋内有一幅“太平天国万岁全图”，图“中有一大方地，四围是海洋，地即中国，中又有四方地，围有四墙，是为天京。香港没有存在，日本只是一小点；北京也没有存在。在西北方有两小岛名为英吉利及法兰西。其他欧洲诸国大概都为‘天条’所屈服了。而整个亚细亚洲——中国除外———大概已被龙吞去了。”[69]看来除了他们所知道的香港、北京因故没有标明外，其余所知的可能真的不多了。
当然，对太平天国的领导者来说，他们所最需了解和认真对待的，一个是“洋教”，另一个是外国人的干预。洪秀全首先接触的就是外国的传教士；首先和他们论争的就是关于“上帝”及其“真道”的理解问题。
当洪秀全把早年病中的“异梦”与《劝世良言》相附会，提出“种种奇异经验”以后，首先引起了美国传教士罗孝全（Rev. L.J.Robert）的关注。一八四七年三月，洪秀全应罗孝全的助手周道行的函约，与洪仁玕应邀到广州东石角浸信会，在那里潜心研读“新旧约圣经”全书，虔诚地听取罗孝全宣讲“真道”，希望得到正式的“洗礼”。[70]
美国的罗孝全到中国来，“屈驾”函约洪秀全到教会去，目的是希望自己成为马礼逊第二，而把洪秀全培养成另一个梁学善（发）。这一点，在他后来听说洪秀全以拜上帝会的旗号发动起义时，有过明确的说明。他写道：
“彼等不是反抗政府，而似是为宗教自白而争斗，且实谋推翻偶像之崇拜。现在我对于彼等之争斗具有同情，而且预期重要的结果。天意真是奇妙！与外国战争之出人意外的结果乃是中国之开放。如今，倘此次之革命将推翻偶像之崇拜而开放门户，使福音得普遍传播于全国，则其结果岂非同样奇妙耶？！”
他还说过：
“现在有一事至为确定：即是中国之旧习如非得有猛烈之震动与破裂，则断不足以移动中国人在政治上及宗教上行动之常轨。此外部屏障之破坏与分裂，已于一八四二年之外战实现一次矣；其时国际间交通之大障碍已为破裂。现在一八五二年在内部亦有同样激烈之革新方在进程中，余乃诚恳希望及祷告其结果将为扫除偶像，而为一般人民准备着亲聆在基督福音中静面细之声音”。[71]
罗孝全要用“炮舰”和《圣经》，变中国为外国资本主义的殖民地，居心昭然若揭。而洪秀全只是把拜上帝教作为拯救人民、复兴国家的一种手段。为此，他不惜千辛万苦，虔诚地向洋教士学习，同时坚定不移地维护自己的信念，绝不动摇。当他把自己对于“上帝真道”的理解告知罗孝全时，招来了罗孝全的“怀疑”与“大不悦”，且“鄙其为人”，决意将为之洗礼的事无期延缓。而洪秀全面对飞来的诬陷与冷遇，毅然离开了教会，再次入桂，投到正在战斗的人民中去！[72]这一场关于宗教信仰的争执，实际是侵略与反侵略在思想战线上的激烈对垒。
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洪秀全没有也不可能明白罗孝全的闷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也无法在所接触的外国人中分清谁是真心实意的朋友，谁是怀有恶意的敌人。对于信奉基督教的“洋兄弟”，他是忠实与真诚的。据说，一八五三年三月，太平军攻克南京不久，洪秀全不念旧恶，给罗孝全发出了邀请信，希望这位“洋老师”到南京来，还请他“多带兄弟前来”，以便广布教义。[73]这事是否属实，尚难考定。但洪秀全对罗孝全的思念，却是实在的。太平天国戊午八年十一月，他发布了《赐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诏》，内中明显地表露了这种感情：
“朕前游行粤东省，礼拜堂诏罗孝全。那时朕诏上过天，天父天兄托大权。于今孝全曾到否？到则上朝共朕言”。
罗孝全看到太平天国起义的消息，并且探知它的首领就是洪秀全之后，也表现得十分热情和积极。一八五三年，他发表了《洪秀全革命之真相》一文。两年后，他从广州赶到上海，欲赴天京。因为美国的军舰拒绝运送，数月后再回广州。当时，美国的驻华公使马歇尔（H.Marshall）曾经训令罗孝全：“当美国的政策使你和你的著名学生（指洪秀全)及其信徒发生关系而又合于你的美国公民义务时，你将可以毫不踌躇地去执行你的宗教任务”。[74]所以，到了一八六〇年十月，他又从广州赶去上海，经苏州进入了天京。这一对在洋宗教方面的“师徒”，虽然急于晤面，却在会见的礼仪上发生了问题。“学生”这时已是“真圣主天王”。按照太平天国礼仪，凡见“天王”者是必须恭为下跪的。而“洋老师”性情高傲，急躁易怒，固执拘泥浸信会的“教条”，坚持不肯下跪。最后来个折中解决。罗孝全进入天王府大殿时，洪秀全一声高喊：“我们一同拜天父！”大家都应声跪下了。臣工们齐声高唱“上帝天圣父”，“耶稣救世圣主”，“圣神风圣灵”的“三位合一真神”的赞美诗，了结了这一僵局。
洪秀全对罗孝全优礼有加。他发布诏令，任命罗孝全为“通事官领袖”，赐封“义”爵，住在干王府楼上，协助洪仁玕办理外交事务。身受这种封以高官，赐以显爵，赠以厚礼的殊遇，罗孝全十分高兴。但是，双方在“宗教信仰”上，始终存在谁信从谁的矛盾。洪秀全坚持“上天承命”，“父子公孙非两主，统归上帝转天都”；“天上地下有天国、天京、天朝、天堂，上帝天国、天堂降临人间”之说。[75]而罗孝全处心积虑要利用所谓“正统的基督教”去代替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以达到中国对外“开放门户”的目的。为此，双方经过十五个月的争执相持，罗孝全感到“在传道工作中，没有成功希望了”。于是，煞有其事地编造了一个洪仁环杀死他的仆人的谣言，于一八六二年一月逃离了天京。然后放肆攻击洪秀全“潜窃尊号”，亵读神圣，是失却健全理智的“愚人”、“狂人”。咒骂太平天国是“毁坏的、愚蠢的、野蛮的运动”，鼓吹外国侵略者大力帮助清朝削平这次“亵渎神圣的叛乱”。等等。[76]
当时，对太平天国施加压力，企图用他们的“正统宗教信仰”去改变太平天国拜上帝教的，除罗孝全之外，还大有人在。例如：伦敦传教会的慕维廉牧师（Wm.Muirhead）。他于一八六一年二月到天京，向洪仁玕提出在太平天国辖区内建立一个教士独立、教义自主的教会，直接向群众传布“福音”。洪仁环断然回答：“关于这一点，天王不愿意依赖外援。他以为中国人可以自己做这件事的。因为中国人有自已的尊严，不愿意从外国人手中接受福音”。[77]比慕维廉早半年，有一位美国南部浸信会的何默斯牧师（Rev.T.L.Hohmes）到天京。在与章王林绍璋讨论宗教问题时，提出太平天国应该接受外国教义，“遵照《圣经》的规定作礼拜”。章王反驳道：中国人有自已的宗教仪式，你们有你们的宗教仪式，“正如中国人的衣服和西洋人不一样，我们是从一旁扣钮子”的。当何默斯提到《圣经》各段所讲的道理与天王的教理有冲突的地方，认为传说天父对天王“新的启示不可能是真实的”。章王答道：“这里可能有一种修改，这种修改仍然是适当的”。[78]结果，何默斯只好“大为失望”而退了。
当然，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无论是西方的基督教，还是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都是一种宗教迷信，都是为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务的，是“政治的宗教”。洪秀全是一位意志坚定的人物，他把洋教加以改造，为发动太平天国战争服务。他坚信自已所想、所写、所说的东西都是真理。他自信自己所进行的事业是得天意的、正义的，可以无往而不胜。他从不为任何敌对者的攻讦、漫骂所动摇。当许多洋教士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小心翼翼地向他灌输所谓“正道”时，正如英国的富礼赐所说的：他“一概充耳不闻”。“小小的赞美歌或祈祷文静悄悄地给他，他却囫囵吞下”。“许多本《圣经》送给他”，虽然他也读了，“但没有什么益处”。他把最好的“经本”按自已的意志“从新翻译”。外国教士的《圣经》注解，都难得他的赞同。“关于基督教的真理，他已被许多人忠告、函告、解释、宣讲，形形式式，不啻苦口婆心，然而他比以前更为顽梗”。当他和人争论有关宗教的理解，“如果他辩才有碍，无言可答之时”，他便挥舞手中的王牌——“他曾上过天而你则否”。结果，每每把论敌弄得“语塞而退了”。面对这样一位岿然不动的“苦力王爷”，富礼赐发怒了，大骂“天王是一个最为顽固不能匡正的异端之徒”。“天王之基督教不是什么东西，只是一个狂人对神圣之最大的亵渎而已，而他的部下之宗教，简直是大笑话和滑稽剧”。叫嚷：“天主教教皇如有权治他，早就把他烧死了”！[79]然而，从某种意义说来，敌对者指责洪秀全的这种“顽固性”，实则是他的革命的坚定性。用这种性格去对付侵略者，是十分可贵的。否则洪秀全就不足以成为“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伟大革命战争[80]的领导者，而可能是梁发一类人物，成为西方精神鸦片在中国的推销者罢了！
除了宗教思想上的对垒之外，洪秀全在政治战线上和外国人打交道，也是态度真诚，原则坚定的。从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到战后十年间，中国人民激烈反抗外国侵略，反对卖国投降的斗争，一直在洪秀全的家门口进行。但史籍缺乏关于洪秀全直接投身这场斗争的记载。不过，他留心时事，关怀祖国命运，注意民间疾苦，痛恨外国资本主义的横暴和侵略。英国人麦多士（T.T.Meadows）在所著的《中国人及其革命》（The Chinese and Revolutions）一书中谈到：一八四七年前后，广州人民掀起反英斗争，反抗者“不仅有广州近郊的乡民，并且涉及到洪秀全的原籍花县境内。他们组成一个志愿团体，以反对他们认为是掠夺他们国家计划的一个步骤。……从这个时候以来，洪秀全心中似乎在一种模糊状态下，时时想起一个念头，他在青年时代的爱国幻想，可能有一实现的机会”。李秀成也讲过：“洪秀全本广东滨海之人，素知洋人反复，故不肯与之合伙”。[81]可见，洪秀全反对侵略，热爱祖国的思想，不但承继了中华民族酷爱自由，反抗压迫的光荣传统，而且得之于人民群众现实斗争的鼓舞。鸦片的流毒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一大祸患。当洪秀全听洪仁玕谈到：“外洋鸦片烟甚为中国害，且寻其各洋邦售卖实数，每年总计耗中国银两不下四、五千万之多，我中土华人其何以堪”时，则心情悲悯，不胜悼叹，誓除此弊以“永保我民”，因作诗儆世云：
“烟枪即统枪，自打自受伤；
多少英雄汉，弹死在高床”。
洪秀全等主张禁止鸦片，就是反抗侵略、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表现。[82]
奠都南京以后，英、美、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使臣、教士、商人，争先恐后地来到天京。洪秀全虽然很少和他们直接打交道，但太平天国所执行的独立自主、不亢不卑、提倡正当贸易、反对鸦片贩运、呼吁严守中立、反对助妖为虐的对外政策，无疑体现了洪秀全的一贯主张。太平天国的英雄们，虽然不能正确地分清敌友，但一般而论，对待外来客人，本着同拜上帝，天下一家，只要是遵守天朝法令，一律以礼相待。对那些不怀好意，违背天朝法令的不速之客，则坚决抵制，无所畏惧。两种情况在太平天国的对外交涉中都常有发生。
一八六一年秋，太平天国保卫安庆，进军武汉的大战役不幸失败。安庆陷敌，天京危急，整个斗争形势逆转。正在这时，英国侵略者由海军司令何伯（Hope）、参赞巴夏礼（H.S.Parkes）率军舰到天京，气势汹汹地对洪秀全进行威胁，且于十二月下旬左右（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十一月初旬前后）提出所谓愿意帮助太平天国作战，成事以后，平分中国的狂妄要求。洪秀全立即召开朝臣会议，一致决定予以拒绝。这次交涉的情况。李秀成的回忆是：
“鬼子到过天京，与天王叙过，要与天王平分地土，其愿助之。天王云不肯：我争中国，欲想全图，事成平定，天下失笑，不成之后，引鬼入邦。此语是与朝臣谈及后不肯从”。[83]
与此同时，因为太平军占领宁波，加以先前答应不向上海周围百里地区进军的时限也将到期。何伯等再次照会太平天国，提出所谓赔偿英人在太平军占领区内蒙受的“损失”，凡悬挂英国旗的船只可以免受检查，航行长江；太平军除继续应允不向上海周围百里地区进军外，亦不得进驻九江、汉口附近百里之地，而且不许进军镇江焦山。等等。太平天国严词批驳了英国的照会，断然拒绝了这些无理要求。[84]一八六二年初，清王朝决定向外国“借师助剿”。英、法等侵略者也决定帮助清王朝武力干涉太平天国。当敌人凶相毕露、拔刀相向的时候，太平天国的英雄们针锋相对，以牙还牙，从不畏惧，直至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绞杀下失败！
综观太平天国的对外交涉，从一八五六年天京内江之后，洪秀全主持了一些对外交涉事务。不少论者认为，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它的领袖们不能办好外交。此论自有一定道理。但是，自从资本主义出世之后，欧美的资产阶级就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帜，利用商品、鸦片和《圣经》，驾驶炮舰，飘洋过海，横冲直闯，力图“按照自已的面貌为自已创造出一个世界”。[85]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长期闭关自守的万里长城被冲垮了！仍旧属于单纯农民战争的太平天国革命，面对这样一个陌生的敌人，承担这样一场互古未有的事变，可以说是毫无准备的。要办好外交，战胜侵略者，首先就得正确地认识敌人，分清朋友，从而采取正确的策略去对付它们。对于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漫说近代中国的农民无法解决，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也无法解决。然而，洪秀全为了救国救民，希图从西方寻找“真理”，勇于睁开眼睛看世界，不愧为先进中国人的代表者。他不顾“洋老师”的冷遇，抵制形形式式的“奴化”说教，打击敌人从政治、军事上的进攻，一往直前，从不动摇、退却。他所表现的铮铮铁骨，浩然正气，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意志，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洪秀全不愧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五、开疆拓土，自败长城
太平天国从金田起义、永安建制、奠都南京，直至天京沦陷，革命失败，历时十四年。洪秀全在这极不平凡的十四年中，走的是一条开疆拓土到自败长城的道路。其中以永安建制和天京内江为重要的转折点。
身为太平天国大首领的洪秀全，在一八五二年夏永安突围、进军湘鄂之前，是显得生气勃勃、勇往直前的。他虽然很少亲临前线，指挥战斗，但对许多重大的政治、军事问题，他是直接过问，甚至独自处理了的。这种状况，我们可以从他所发布的一系列诏旨中清楚看到。金田誓师起义前夕，他首先向全军发布了“五大纪律”，作为全体将士行军、驻营、战斗、生活的准则。这是十分必要和及时的。起义进军初期，在激烈、艰苦的战斗进程中，他以“诏令”直接调度队伍，指挥作战，激励将士放胆诛妖。在攻克永安，第一次占领城池的新形势下，他又及时号令全军，一切杀妖取城所得，不许私藏，尽交天朝圣库。结合驻军休整，他要求通军兵将严守“天条”，严遵“天令”，严防“妖魔诡计”，从实纪功罪，定赏罚，进一步完善各种制度。褒封五王，明确统属关系，基本奠定了太平天国军事政权的组织形式。一八五二年四月的《永安破围诏》，动员通军男女“欢喜踊跃，坚耐威武”，“男将女将尽持刀，现身着衣仅替换；同心放胆同杀妖，金宝包袱在所缓”。这些诏令，都极富政治色彩，充满战斗精神，在思想、组织、纪律和供应诸方面，为北伐进军提供了重要保证。太平军在短短的两年中，从广西一隅挺进江南，开疆拓士，建立了与清王朝相对峙的太平天国政权，洪秀全是建立了功勋的。
但是，我们同时看到另一种现象。当革命从广西向江南飞跃发展时，洪秀全却从农民革命的道路向封建化方向急剧倒退；太平军开拓的疆土越广阔，他却越把自己禁锢在狭小的天地之内；随着斗争的发展，日有万机待理，而他却日益脱离实际，脱离战斗，脱离群众，厌倦艰苦的战斗生活，欣赏皇权，追逐享乐。
据记载，起义刚开始，“别男行女行”的军纪刚颁布，洪秀全却搞多妻。[86]几个月后，居然“有三十六个女人”。[87]一八五三年一月（咸丰壬子二年十二月）军至武昌，就公开带头搞“选妃”。[88]奠都南京以后，更是“盛置妾媵”，[89]仅“月宫”就有八十八人。[90]一说是“一百零八妻”。而且“官中只许女子居住。闻宫内共有女子千名”。[91]可见，正当千军万马在他所擎起的革命旗帜下艰难创业时，而他却走上追求荣华安乐的道路，被困在“女人国”中了！
应该提出的是，洪秀全的家庭生活是严肃的，宫规家法是严格的，对荒淫苟且之事的惩治是十分严厉的。这从他手撰的《天父诗》、《十救诏》等文书中可以证明。他所以“盛置妾媵”，绝不是居于色情淫乐的需要，而是由于他对所谓君主荣华生活的理解。历代君王，是三宫六院，后妃成群。洪秀全梦游的“天堂”，不但有“琴瑟鼓乐”，而且有“无数美女”。君主的生活，应是“琵琶鼓乐箫来和，金玉堂中快乐多”的。[92]他的天王府，就是以他对地上宫苑的想象和对“天上宫阙”幻想的杂揉物。
更有甚者，是洪秀全男子中心、夫权思想的膨胀。太平军还没有打进南京，他就假借“天父天兄圣旨”，匆匆忙忙发布诏令，严别男女，整肃后宫。提出“男理外事”，“女理内事”。“后宫姓名、位次，永不准臣下称及谈及”。“后宫面永不准臣下见，臣下宜低头垂眼”。“后宫声永不准臣下传”，“臣下话永不准传入”内宫，如有违反，“斩不赦也”。这些规定，“不独眼前臣下宜遵，天朝天国万万年，子子孙孙暨所有臣下俱宜遵循”。[93]在天京，他把大部分时间、精力用在整肃宫规方面。终日孳孳吃吃，执笔不倦，写下大量宣扬“夫道”、“妻道”等诗文。一部为数五百首的《天父诗》，十之八、九是为后妃们所定的清规戒律，举凡做事、说话、面容、眼神、表情、穿戴、饮食、起居等等，总之，一言一行，都要合乎他的规定，否则就是该打该罚。在《幼学诗》中，他明确提出“妻道在三从”，“夫道本于刚”，妻子只能听丈夫的。洪秀全这些宫廷清规，男女说教，是打着“天父天兄圣旨”的旗号提出的。它容或有防止“牝鸡司晨”，后妃干政，以致败坏家国的考虑。但却使早年提倡的天下男女皆兄弟姊妹，“上帝视之如赤子”；号召被压迫的男女齐心奋起，“相与作中流之砥柱，相与挽已倒之狂澜”[94]的光辉思想，显得黯然失色了！透过宗教神圣的薄纱，我们看到的是深刻烙在洪秀全脑中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再现。
在政治上，洪秀全从永安封王起，即逐步退居幕后。一切军国大事，统归杨秀清节制。到了南京，他“僻处深宫，从不出户”。[95]天王宫“城周围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殿曰金龙殿，苑曰后林苑。雕琢精巧，金壁辉煌”，“五彩缤纷，侈丽无匹”。更“以黄绸十余丈挂诸门外，朱笔大书，字径五尺，其文日：
大小众臣工，到此止行踪；
有诏方准进，否则云雪中’”。[96]
把偌大天王宫搞成一个与世隔绝、内外不通声气的密封罐。即令昔日共同艰苦创业、“入则友爱，出则随肩”、“如手如足”、“制被同眠”[97]的战友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有事要见，亦必请旨批定日期方可。据清方探报记载，杨秀清等每次朝见时：
“伪天朝门洞开，大门外立伪引赞官，传呼各官进，惟杨、韦、石、秦各剧賊得进见，虽宠任如伪佐天侯，亦不得望见颜色。伪侯以次俱排列于大门内，引赞官呼跪，则皆跪，左右史跪于阶下，侍臣递茶，伪通赞官呼曰：‘天王有旨，诏众官员珠贯而入，各肃班联，趋跄起跪，不得嚣喧，三呼万岁，听旨传宣，朝觐已毕，站立两边’。读讫，则众伪官如仪起立。少顷，杨贼白事毕，出，则转身向内而立，各伪官皆跪其后，又呼万岁者三，然后掩门而散”。
稍后，杨秀清有事“具奏请朝觐”。洪秀全每批“勤理天事，便是朝见”。[98]实际是厌恶朝见，倦于政事了。
因为洪秀全到南京后深居简出，“人罕识其面”，[99]以致人们怀疑太平天国是否真有其人存在。一八五三年秋，驻军南京城外的向荣向清王朝复奏洪秀全等的形貌时说：“臣等于抵金陵后，每见城中逃出难民，必详加访问，佥称：‘洪秀全实无其人，闻已于湖南为官兵击毙，或云病死。现在刻一木偶，饰以衣冠，阅置伪天王府内，杨逆七日一朝，其余受伪职者皆不能见。”[100]第二年六月，英国驻香港总督兼驻华全权代表包令（Sir John Bowring）派麦华陀（W.H.Medhurst）等访问南京。他们对太平王是否存在，或是否在南京，也提出了怀疑。[101]
为什么洪秀全深居简出，倦理政务呢？他的敌人解释说：因为洪秀全“自知诈力不及杨秀清，一切军务皆委之，任其裁决”。或曰：杨秀清“自侍功高，一切专擅，洪秀全徒存其名”。[102]其实，洪秀全早年学习儒书，儒家宣扬的天命思想和宿命论，对他的毒害是很深的。后来虽然尊奉拜上帝教，又把儒家所说的天命和上帝的权能、意旨相揉合，举凡个人的荣辱祸福，事业的兴衰成败，统统看做天所注定，上帝安排。这种思想言论，充斥在洪秀全的所有诗文著作中。若要追本溯源，则在艰苦创业阶段，洪秀全直接投身斗争，经受磨练甚少。一八四九年秋，他和冯云山再回广西，不一年即号令团营起义，接着是建国称王；再两年即以风卷残云之势，攻占六朝故都、龙盘虎踞的南京城。真是“一统江山图已到，胞们宽草任逍遥”的时候了！[103]胜利来得那么迅速、伟大，自然出乎洪秀全的意料之外。他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胜利是千万战士共同奋斗的结果，却把它统统归于天父上帝的恩赐，认为是“天命归予”。我们说宗教是精神的鸦片烟。太平天国起义进军的迅猛发展和洪秀全在政治上的“暴发”，使他从利用宗教而终于被宗教所麻醉了！
一八五六年，因为杨秀清“逼封万岁”，洪秀全“密诏”韦昌辉把杨杀死，几万名老兄弟也死在这场互相残杀之中。不久，韦昌辉也被处死，石达开则引精兵十万“远征”。结果，革命元气大伤，“天父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神话也被自我戳穿，终至“人心
冷淡”，“锐气减半”。[104]论责任，各有不是。就洪秀全而言，确是自败长城。[105]
洪秀全利用杨、韦矛盾杀了杨秀清，又借众怒诛了韦昌辉，接着，依靠洪家兄弟逼走了石达开。至此，为首起义的六王或死或走，洪秀全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了。在“朝中无人掌管”[106]的情况下，洪秀全先是提出“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107]话虽如此，却力不从心，事与愿违。最后不得不挑选蒙得恩、陈玉成、李秀成等“出来助国”，他又“深居宫中”，少问政事了。洪秀全有一句口头禅：“朕睡紧都做得王，坐得江山”。[108]在他看来，是“爷哥带朕坐天国”，或曰：“爷哥带朕坐江山”。既是“天降尔王为真主，何用烦愁胆心飞”？[109]因此，他不认为还需要什么个人的努力奋斗，更不认为把他推上天王宝座的真正“爷哥”是广大人民群众了。他不但没有从天京内证的大灾难中惊醒过来，反而进一步钻进了宗教的死胡同，遇事“靠实于天”，“万事俱是有天”，不必人谋了！[110]
那么，他是怎样在“天父顾看”之下躺着“做王”、“坐江山”的呢?
他并没有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也无暇悠游宫苑，赏花弄月。他是“十分勤工”的，经“常自作文告诏书，披读及批答各王奏折，对于国事亦很细心”。[111]
一八五九年，洪仁玕奉命总理朝政不久，便向洪秀全上《资政新篇》，条陈施政纲领，主张吸取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科学，讲求“用人”、“设法”，达到“善辅国政，以新民德”，使国家富强的目的。洪秀全逐条审阅并作了批语。除对“第六天条曰‘勿杀””的理解指出：“爷今圣旨斩邪留正，杀妖杀有罪不能免也”；“爷诫勿杀是诚人不好谋害妄杀，非谓天法之杀人也”。以及对“兴各省新闻官”一条，认为“此策现不可行，恐招妖魔乘机反间，俟杀绝残妖后行未迟也”外，其余三十余条，皆批“是”或“此策是也”。这些批示，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洪秀全尽管“深居宫中”，但敌我之防并未淡泊，“斩邪留正”的主张始终如一：第二，洪秀全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与“科学”尽管缺乏了解，但他并未拒绝而表赞同，反映了新旧嬗替时期先进人物的可贵性格。
一八六〇年十一月，洪秀全对新建的苏福省发布安民诏令，揭露“胡妖抽捐抽税，竭尽尔等脂膏，厚敛重征，同天打斗”的罪行，说明太平军“奉行天讨，救民水火”的革命目的，宣布太平天国实行“酌减征收舒民力，期无失所安众心”的政策，号召四民对天朝“益坚信认，安居乐业”。同年，洪秀全命令重刻《天朝田亩制度》，并批准洪仁玕提及平分士地的《天朝则例》。这又说明，洪秀全并未忘怀人民的痛苦和土地问题的解决，真有几分“民有饥溺朕饥溺，恫瘘在抱秉至情”的。[112]
为了修补被内江所撞塌的“宗教长城”，他还在宫中用自己或幼主的名义，不知疲倦地从事宗教文字游戏，说的多是“天话”、“梦话”；执迷于“天情”，陶醉于“梦兆”。说了一大堆并非事实、无补实际和超乎可能的假话、空话与大话。到了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一八六一年三月六日），他千脆把太平天国改为“上帝天国”，说是此改“更合真理”。凡玉玺、“天朝所封”、“诏书各件”有“太平天国”四字的，通改为“上帝天国”。[113]不到一个月，又改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114]这种宗教迷信的恶性膨胀，必然导至军事上的保守，政治上的倒退，万事“靠实于天，不肯信人”。一八六三年冬，苏州陷敌，天京被围，城内兵单粮缺。李秀成建议“让城别走”。洪秀全严加驳斥说：
“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用尔理，尔欲出外去，欲在京，任由于尔。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尔怕死，便是会死。攻事不与尔干，王次兄勇王执掌，幼西王出令，有不遵幼西王令者合朝诛之。”
这样“言天说地”，不由人奏，“一味蛮为”，只能把事情搞得更坏。一八六四年夏初，天京粮尽。洪秀全命令“多备甜露”，谓“可食饱长生”。[115]所谓“甜露”，地上野生百草而已。因为带头食“甜露”，加以敌人步步进逼，天京危在旦夕，全城人心惶惶。性情刚烈而又“不肯失志”、极其自负的洪秀全，日夜焦急烦躁，无以自解，卧病二旬，不医不药，终于一八六四年六月一日（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四月十九日，清同治三年四月二十七日）逝世，享年五十二岁。[116]六日，洪秀全长子洪天贵福继位，称幼天王。十九日（天历六月六日，阴历六月十六日）中午，曾国藩的湘军从紫金山龙脖子处用火药轰倒城墙，蜂拥而入。太平军战士浴血奋战，成千上万的男女军民，因饥饿过度，倒在血泊之中。李秀成掩护幼主突出重围。天京一片火海。天王府大门外高达数丈的“谢天台”，傍台而立的两座木牌楼，以及高悬在牌楼上的“天子万年”、“太平一统”的巨幅门联，[117]统统在敌人罪恶的炮火中倒塌了！
严酷的事实说明：
所谓皇上帝赐与的“甜露”，并不能使人“食饱长生”。
洪秀全的“天话”、“梦兆”，也挽救不了“天朝”、“天国”的破灭。
不信人谋，“一味靠天”，注成了洪秀全身死、国亡的历史大悲剧!
但是，在“执迷天情”、“好高”与“不肯失志”的洪秀全看来，他的死，是一个铁骨铮铮的男子汉的壮烈举动。虽然他不能如愿以偿地“得到天堂享爷福”，“升天永活威风无了期”，[118]然而，做为伟大的农民战争的大首领，他却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六、伟大与不足
综观洪秀全其人，在思想、性格、言行方面，都是十分复杂矛盾的。他集新思想与旧思想，正确言行和错误言行于一身，是一个复杂矛盾的历史人物。究其原因，是他所处的阶级地位与生活时代决定的。
洪秀全作为农村的知识分子，他的阶级属性仍旧是农民。农民首先是劳动者，它受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迫切要求反抗以得到乎等和自由。因此，它是革命的阶级。农民又是小私有者，长期的个体生产的影响，又使它具有落后、保守等消极性格。而洪秀全生长在中国封建社会走向破败，资本主义行将出现的大动荡、大转变的历史时期，封建的儒家思想濡染既深，无以自拔；而西方资产阶级的某些新思想又纷至沓来，使之受到影响。结果是新旧纷陈，互相激荡。思想如此，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也如此。
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危机四伏，民不聊生。知识分子的敏感性和农民反抗压迫、剥削的革命要求，使洪秀全能够感触到时代脉搏的跳动，理解劳动人民渴望平等、自由的愿望，运用各种思想因素，巧妙地提出了“斩邪留正”，除旧布新，创立“公平正直”，“处处均匀，人人饱暖”的人间“天国”的主张，调动了千军万马，在太平天国的旗帜下，掀起了席卷旧中国，震惊全世界的农民革命大风暴！洪秀全不愧为伟大的农民革命思想家，近代中国人民反封反帝斗争的先驱。
在近代，中国人民的敌人，除原来的封建地主阶级外，又出现了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面对外来的侵略，封建统治者妥协投降，出卖国家民族利益，以维护自已的反动统治。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则采取坚决抵抗的手段，争取国家独立，保卫民族尊严，无论情况多么复杂，处境多么艰险，始终坚持战斗，绝不动摇妥协。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广大将士，继承并发扬了中华民族酷爱自由、不畏强暴的光荣革命传统，又不愧为伟大的爱国者，我们国家和民族的脊梁！
金田起义前夕，洪秀全在大好形势的鼓舞下，曾经豪情满怀地以刘邦、朱元璋自许。但是，无论从生活时代的复杂，斗争任务的艰巨，发动革命的思想所达到的高度，还是从战争规模的广泛和深入，刘邦、朱元璋都。不可能和洪秀全相比。然而，作为“开国之君”，刘邦、朱元璋深谋远虑，励精图治，国诈延绵数百载。而洪秀全则系“开国”与“丧国”于一身，真是马上得之，马上失之！究其原因，除了所处的时代不同之外，我们不得不联系到这个饱受封建教化的知识分子从创立拜上帝教以后，就迅速脱离群众，缺乏深入实际斗争的磨练。正如罗尔纲同志所指出的：实际宣传拜上帝教，发动和组织群众的是冯云山；领导群众、开展斗争的则是杨秀清。“洪秀全与群众中间隔着一个媒介体，这使他脱离简单的塾师生活以后，又进入了高高在上的教主生活”。最后登极称王，用天王府的宫墙、宫规把自已和群众、和火热的斗争生活进一步隔离起来。因此，他“不能积累丰富的政治、军事经验去实际领导太平天国革命”。他所利用的拜上帝教，从“发动革命的工具，却转化为破坏革命的毒素了”。[119]
总之，洪秀全是近代中国伟大的历史人物。他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在反对封建主义压迫、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但他又是一个具有严重缺点和错误的历史人物。他在政治上崇尚“皇权”，在思想上执迷“神权”，在家庭中鼓吹“夫权”。这一切，归根到底，就是天王至上、唯我独尊的“特权”。当然，我们的主要责任，不在于褒贬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而是在于说明历史的真实情况，以便真正了解历史，在于从分辨功过是非的基础上，总结它的经验教训，找到一面可供后人借鉴的历史明镜。
毛泽东同志论述近代中国人民革命时说过：“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洪秀全领导农民革命，希望建立“公平正直”的人间“天国”，结果失败了！康有为、严复大声疾呼“变法维新”，行“君主立宪”，结果又失败了！孙中山一生奋斗，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希望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结果还是失败了！作为近代先进的中国人的代表，他们都鼓吹“天下为公”，向往“世界大同”。但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历史的经验归结到一点：“要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而后“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20]
注释
- 据华南师院历史系编：《洪氏宗谱》（一九八一年本）。但洪秀全：《英纶公夫妇画像诗序》（原件藏广东花县洪秀全故居纪念馆）说：他祖籍“嘉应州石坑，次由石坑迁居花县福源水”。简又文：《游洪秀全故乡所得到的新史料》（见《逸经》第二期，民国二十五年）亦说先居福源水，洪秀全即诞生于此。不久，举家移居官禄怖。并志以待考。
-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三九〇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
- 洪仁玕口述、韩山文（Theodore Hamburg）撰、简又文译：《太平天国起义记》，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六）。《洪氏宗谱》亦说洪镜扬“公正才能，众村公举堡尊，兼理尝事。处办乡党，甚公无私”。
- 据《洪氏宗谱》，秀全与仁发、仁达皆王氏所生。《李秀成自述》（见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附录》，一九七九年中华书局版)说：秀全与两兄为“同父各母”，“长、次兄是其前母所生，洪秀全是后母所生”。疑误。
- 洪秀全姊名辛英，太平天国文献《太平天日》（见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印书》，一九七九年江苏人民出版社。本书以下各篇所引太平天国文献，凡不注明出处者，皆同此）有记载。但《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又名《福音敬录》）则云秀全姊名“凤”。想是同一人。洪辛英出嫁事，见广西师院史地系编：《太平天国起义史调查资料》（一九七三年油印本）。又据华南师院历史系《广东地区太平天国史迹调查和资料选编》（上）说，洪辛英嫁的是狮岭钟家。
- 世传洪秀全妹为宣娇，愚意以为不确。请参本书《洪宣娇》篇。
- 据麦沾恩（Mcnair）著、胡簪云译：《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一书说：梁发（一七八九——一八五五年），广东高明县人。曾为印刷工人。替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编译并印刷传教书籍，是中国第一个改正教的传教士。他所编纂的《劝世良言》，是经马礼逊代为校订付印的九种小书的总名。它大部分是采集《圣经》章节与按照《圣经》章段而加的劝勉和说教之书。请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一九七九年第二期。
- 《太平天国起义记》。
- 《太平天国起义记》。
- 简又文：《清史·洪秀全载记》（增订本）第九一—十二页，《太平天国典制通考》第十八篇《宗教考》（上），《神奇的心灵经验》。两书俱为香港简氏猛进书屋丛书。
- 王先谦：道光朝《东华续录》卷三十二，道光十六年正月辛丑，五月戊子、庚寅谕。
-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访问官禄怖时，七十五岁老人洪桂生口述。
- 呤喇（A.F ·Lindley）著、王维周译；《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二章。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版。
- 关于洪秀全在病中的思想言行，《太平天国起义记》以及《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钦定英杰归真》、《太平天日》等太平天国文献均有叙述，可以参阅。但后三者随着政治斗争的需要，多有渲染、附会，不及前者之接近原始事实。此处据《太平天国起义记》。
- 据《太平天国起义记》。后四句在其它书亦有作“玺剑光荣承帝赐，诗章凭据诵爷前，太平一统光世界，威风快乐万千年”的。有的同志论述洪秀全早期的思想发展时，认为还不可能具有如许明显的“革命思想”。兼以《太平天日》、《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钦定英杰归真》等文献不见记录。由此怀疑该诗并非作于此时。但一八六四年洪仁玕被俘以后，在他的《自述》（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附录》部分）中仍旧是这么说的。其实，象洪秀全这样自负而又屡遭贬抑的知识分子，既可说“我今为王”，且申斥品行不端之人为鬼魔，高呼·“斩妖”，则吟唱这样几句过激的诗句，以发泄胸中的悲愤，是并不足为怪的。
- 据《太平天国起义记》。《钦定英杰归真》作“鸟向晓兮必如我，太平天子事事可。身照金乌灾尽消，天兵天将都辅佐。”
- 《洪仁玕自述》。
- 《太平天日》。
- 天酉年即道光十七年丁酉。太平天国文书述及此年事，多书“天酉年”。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八《伪文字》，谈及太平天国“年月日地支所改诸字”，并未注意及此。原因似为此乃早年事，易为人所忽略。看来太平天国在许多年月日干支中，是把天干的“丁”字改为“天”字了的。原因可能是客家话说“丁”与“癫”音同，视为不吉利，如同“丑”、“卯”、“亥”等，故改。
- 《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
- 据洪桂生老人的口述。
- 据广州市文物管理处：《花县洪秀全史迹调查简报》云：洪秀全有每天用烧酒抹须的习惯。久而久之，胡子就变成赤黄色的了。
- 罗孝全：《洪秀全革命之真相》，见《太平天国》六)。
- 见《洪仁玕自述》。但他把这首诗说是洪秀全第三次考罢作的，时间有误。因为那一次洪秀全在广州已病倒，是乘轿子回乡的。这次是“在舟吟诗”。
- 《太平天国起义史调查资料》（油印本）。
- 广州市文物管理处；《花县洪秀全史迹调查筒报》。
- 《太平天国起义记》。
- 太平天国文献《天情道理书》。
- 《太平天国起义记》。
- 洪仁玕：《洪秀全来历》，见《太平天国》（二）。
- 简又文在《太平天国典制通考》第十八、十九、二十篇《宗教考》（上、中、下），根据许多欧美传教士及学者的论述，反复提出这些观点。引文见第十八篇《宗教考》（上）。
- 罗孝全：《洪秀全革命之真相》。
- 马克思：《中国纪事》（一八六二年七月七日），《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八五三年六月十四日）。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第五四八页，第九卷第一一〇页。
- 引文见曹墅居译、简又文校：《英国政府蓝皮书中之太平天国史料》，一八五三年五月六日，《濮享上克拉兰登伯爵书》第五函，见《太平天国》（六）。
- 引见《原道觉世训》。《天条书》更说：“又有妄说拜皇上帝是从番。不知中国有鉴史可考，自盘古至三代，君民皆敬拜皇上帝。”
- 参看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九《礼拜》，见《太平天国》（三）。上元锋镝会生：《金陵述略》，《太平天国起义记》。
- 杨格非（Grittith John）：《太平军的宗教》，见《华北先驱》五二〇号。转引自《太平天国典制通考》第二十篇，《宗教考》（下）。
- 《太平天国起义记》。
-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六〇三页。
-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四九七页。三联书店，一九六二年版。
- 这是罗孝全一八六一年一月逃出天京后，在《华北先驱》报撰文攻击洪秀全及拜上帝教的话。但他把拜上帝教的本质说对了。转引自《太平天国典制通考》第十三篇《外事考》（中）。
- 《吟剑诗》及引文，俱见《太平天国起义记》。
- 参看《太平天日》。又：洪秀全在《御制千字诏》中，说此次出游目的在“启迪英雄”。
- 参看《太平天日》、《太平天国起义记》。按：连山瑶区共八排二十四冲。南江排即南岗排，无论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都是保留瑶族社会遗迹最多的。
- 《太平天国起义记》。
- 《太平天国起义记》。《洪秀全来历》也说，他们离乡“出游”后，“遂悟圣经所云‘圣人在本处不尊’之句”。
- 《太平天日》描写上帝命洪秀全下凡时说：“尔下去凡间还有几年不醒，但不醒亦不怕，后有一部书界尔，对明此情。既对明此情，尔即照这一部书行，则无差矣。但尔照此书行，凡间人多毁谤尔，侮笑尔，看小尔”。《天条书》写道，“从天妄说是从番，真正凡人蠢且顽，上古君民遵上帝，（此句或作“试看汤文钦帝谓”）英雄速破鬼门关。顺天获福逆天亡，何故世人论短长。……”这些文字，正是为批驳“从番”论者而发的。
- 《太平天日》。
- 据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实地调查采访，并参广西通志馆编：《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第一部分。广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
- 据当地群众传说；洪秀全、冯云山在赐谷村，常为群众治病。当时“来人”与“土人”因为争山场、水利等不断发生争执乃至械斗。洪秀全、冯云山帮“来人”写状纸，打官司，仗义执言，反击地主乡绅挑动械斗的阴谋。还直接到思古里屯打过挑唆械斗的坏人。
- 洪秀全怒斥六乌神诗云，“举笔题诗斥六窠，该诛该灭两妖魔。满山人类归禽类，到处男歌和女歌。坏道竟然传得道，龟婆无怪作家婆。一朝霹雳遭雷打，天不容时可若何。”
- 《太平天国起义史调查资料》（油印本）。
- 《太平天国起义记》。
- 王拯：《复前教授唐先生书》，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六册。一九六三年中华书局版。
- 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二册。
- 《太平天国起义记》。
- 洪秀全提出“天生天养和为贵”，指的是人民之间的和睦相处。《颁行诏书》有杨秀清、肖朝贵发布的“谕救一切天生天养，凡属天父上主皇上帝子女者，又谕救一切中国人民”。知太平天国把“天生天养”作人民的代词。
- 《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
- 《评经济浪漫主义》（一八九七年春）。见《列宁全集》第二卷第一五〇页。
-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一编《哲学》，十、《道德和法·平等》，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一四三页。
- 洪秀全捣庙活动，主要参看《太平天日》。关于高坑冲形势，请参《太平天国起义的几个问题》，见《文物》月刊，一九七五年第一期。又：一九七四年四月到象州调查，当地群众对甘王的传说甚多。据传：甘王名英，群众叫他甘老英。宋朝时人。家住象州大樟古车村。因为官迷心窍，听从风水先生之言，谓杀死母亲，葬于“吉穴”，可以升官发财。结果杀死了生母。甘英死后是个凶神。群众怕他怪罪，到处立庙祀奉他。洪秀全捣毁的甘王祖庙在大樟三江口。州衙门面前有甘王总庙，中平圩有甘王大庙，新察、寺村、大乐等地也有甘王庙。
- 《太平天日》。
- 列宁：《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见《列宁选集》第一卷，第六八八页。一九七五年人民出版社。
- 洪秀全援救冯云山活动及所作诗歌，见《太平天国起义记》。
- 参看《贼情汇纂》卷二，《英国蓝皮书中的太平天国史料》第六函附件之六。
- 《太平天国起义记》。
- 太平天国戊午八年十一月洪秀全《赐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诏》。又：一八五三年四月，韦昌辉答英使文翰之翻译官时说：“太平王即真主”，“中国君主即天下之君主，他是上帝次子，全世界人民必须服从及跟随他”。“真主不仅是中国之主，他不仅是我们的主，也是你们的主”。
- 太平天国辛开元年十月二十五日《永安封五王诏》，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卷一。
- 富礼赐（Forrest）：《天京游记》。见《太平天国》（六）。
- 参看《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日》。但《太平天国起义记》把周道行（Choo-thau-hing）误译为朱道兴。
- 《洪秀全革命之真相》。
- 《太平天国起义记》。
- 据《由南京至广州送信纪事》，见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北京图书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一九五〇年开明书店版。所传洪秀全致罗孝全信，见白恩（L·Brine）：《中国叛党志》（The Taiping Rebellion in China）。又参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上册）第一编，《天号考》，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册等书。
- 转引自卿汝揖；《美国侵华史》第二卷，第二五四页。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
- 《赐通事官领袖接天义罗孝全诏》，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卷一。
- 参看《太平天国典制通考》第十三编，《外事考》（中）；《江海学刊》一九六三年三月号。
- 《外国布道会》一九六一年九月号。又参《太平天国典制通考》第二十编，《宗教考》（下）。
- 参看《太平天国典制通考》第二十篇，《宗教考》（下）；黎世清译《戈登在中国》。但后者把章王误作忠王。
- 引文俱见《天京游记》。
- 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五一七页。
- 《忠王李秀成自述别录》，见《太平天国》（二）。
- 引见洪仁玕：《钦定军次实录》；又参《钦定英杰归真》；《太平天国起义记》。洪秀全诗第四句，《太平天国起义记》作“困死在高床”。
- 《李秀成自述》。关于这次事件，罗尔纲同志在《太平天国粉碎英国侵略者平分中国阴谋考》，（见《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一年第一期）曾作了详细考述，请参考。
- 呤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十六章。
-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 从太平天国文献《天父诗》第一百十二、一百十三、一百十四和一百十六等首得知，洪秀全在桂平石头脚驻军时，已有多个妻子。
- 《洪大泉自述》。见《太平天国》（二）。
- 陈微言：《武昌纪事》。见太平天国》（四）。
- 《贼情汇纂》卷一，《洪秀全》。
- 《洪福瑱自述》，见《太平天国》（二）。
- 《天京游记》。
- 《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
- 《严别男女整肃后宫诏》，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卷一。
- 《原道醒世训》。
- 《贼情汇纂》卷一，《洪秀全》。
- 《贼情汇纂》卷六，《伪宫宝》。
- 《太平救世歌》。
- 《贼情汇纂》卷六，《伪朝仪》。
- 《贼情汇纂》卷一，《洪秀全》。
- 《向荣奏稿》卷四，《复奏洪秀全、杨秀清形貌片》，见《太平天国》（七）。
- 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一辑，第三四页。一九八一年中华书局。
- 《贼情汇纂》卷一，《洪秀全》、《杨秀清》。
- 洪秀全：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四月《地转天旋好诛妖诏》，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卷一。
- 洪仁玕，《开朝精忠军师干王洪宝制》。
- 《李秀成自述》：“天王失国丧邦，实其自惹而亡”。
- 《李秀成自述》。
- 《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
- 引见洪秀全：《收得城池地土梦兆诏》，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卷一。
- 分见《赐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诏》；《天历六节并命史官作月令诏》，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卷一。
- 《李秀成自述》。
- 富礼赐：《天京游记》。
- 引文见太平天国庚申十年九月二十四日《谕苏省及所属郡县四民诏》，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卷一。
- 《改太平天国为上帝天国诏》，《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卷一。
- 见洪秀全：《太平天日今日是诏》；《同天同日享永活诏》；《眼见天日主乾坤诏》；《坚耐踊跃同顶纲常同手足诏》等，以上俱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卷一。
- 《李秀成自述》。
- 关于洪秀全之死，有病逝与自杀两说。《李秀成自述》天王“因自好高”，“不肯失志”，“因食咐（甜)露病起”。“此人之病，不食药方，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药，是以四月二十一日而亡”。《洪福瑱自述》：“本年四月十九日，老天王病死了”。而《洪仁玕自述》前大半部中文原本说：“至今年四月十九日，我主老天王卧病二旬升天”。从英文回译的后半部又说：天王“结局并非丧在妖军之手，却在自己之手”。似隐约说明天王是服毒自杀了。又：曾国藩在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三日的奏稿中，综合所得各方面情况说：“洪秀全实系本年五月间官军猛攻时，服毒而死”。在七月初七日的奏折里，根据一个亲自掩埋洪秀全遗体者的口供，洪秀全于“四月二十七日，因官军攻急，服毒身死，秘不发丧”。（见《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十）。持病死说的同志认为：天王自杀之说出于曾国審一伙的捏造，从他删改《夺秀成自述》中可以看到。《李秀成自述》原文为：”自此之后，……二十一日而亡”。同治三年安庆刻本《李秀成供状》，曾国藩改为：“自此之后，……服毒而亡”。至《洪仁玕自述》后半回译部分，也疑为曾国藩、沈葆桢篡改了的。但从“因自好高”，“不肯失志”的洪秀全，在重病不起，区运垂危之际，抱“宁为玉碎，勿为瓦全”之念而自尽，也不是没有可能的。至于洪秀全逝世日期，《李秀成自述》为四月二十一日，与洪仁玕、洪福瑱所述不同，当是他记错了的。
- 《贼情汇纂》卷六，《伪宫室》。
- 分见洪秀全：太平天国己未九年四月初一日《封干王诏》；同年十月初七日《天历每四十年一斡旋诏》，俱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卷一。
- 引语分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卷一，《本纪第一·天王》，卷八，《志第一·上帝教》。
- 《论人民民主专玫》，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普及版，第一四七四——一四七六页。
